林彌生
對一個文化符號心懷感念，抱有期待，是當下再常見不過的現象。也許是現下還未產生足以替代記憶裡佳作的經典，也許是現實中過多的不確定使往昔顯得尤其美好，於是最新電影要搬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歌曲裝點門面，中學生素質教育要抬出民國教材當獨門法寶，就連闡發政治見解也要祭出儒學來做藥引子。
圖書出版領域也未嘗不是如此。1995年，《陳寅恪的最後20年》（以下簡稱《20年》）橫空出世，一時洛陽紙貴，也將陳寅恪的名字從學術圈推向公共領域。當此書的修訂本問世時，很多讀者頗為關注，希望能從修訂本中體會到當初閱讀初版時的感動。
這個修訂本的問世，距離初版已有十八年。這十八年中，陳寅恪的形象從學者到士大夫，從獨立的思想者到中國文化的象徵，愈來愈被放大，愈來愈被神化，這和《20年》引發的連鎖反應不無關係。《20年》的作者陸鍵東在修訂本「新版前言」中也表示，此書出版後所引發的陳寅恪熱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現象，此言不虛。在《20年》出版後將近十年間，知識圈以為談資，有些論者對此稍有警醒，憂慮地提出「勸君莫談陳寅恪」，就是怕陳寅恪被過度詮釋，成為遠離本相的虛幻偶像。
當年，《20年》如一隻扇動翅膀而引發風暴的蝴蝶，除了20世紀90年代文化本位主義抬頭這一可以孕育風暴的氣候因素之外，作者的敘述方式與筆法正如蝴蝶之翼。陸鍵東站在了陳寅恪的立場上，試圖用陳寅恪的視角去看待1949年起的風雲變幻對陳寅恪以及陳寅恪在內的知識階層的學術生命與個人命運的作用，以議論和抒情表達了對陳寅恪的崇敬，對其晚年遭遇的哀痛。這種敘述視角以陳寅恪為基準，將與陳寅恪晚年有交集的學術與政界人士、學生與同事都放在一個參照系內，鮮明地將這些人物劃為與陳寅恪立場相近、相異、相反的幾類，相近者多加褒獎，相反者略有微詞，相異者如陳氏舊日愛徒汪籛則抱以同情地稍作批評。若不去深究真相如何，這類文學性極強的臧否文字，頗有激濁揚清的味道。
視角不可能完全重合，所以這種視角的選擇很容易造成過度詮釋，也會讓作者不自覺地神化傳主。不過，在社會對陳寅恪普遍缺乏認識的九十年代中期，《20年》這種筆端常帶情感的基調、以陳寅恪的角度解讀共和國前二十年的政治與文化政策的敘述方式極富感染力，這也是該書的影響長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值得反思的時代、值得關注的人物、報告文學式的書寫體裁、在大量採訪與檔案調查基礎上的敘述，加上在當時而言立場獨特的評論，使《20年》在20世紀90年代的書林中鶴立雞群，雖有模仿之作，但也難兼具《20年》的這些特色與長處。
十八年後的修訂本，延續了舊版的風格，議論與抒情的段落依然飽含情感，在一些措辭上稍作調整，整體基調則依然如前。從修訂本的整體結構來看，並無章節方面的大幅調整，只是在一些細節內容上修改、擴充或增加注釋。這種做法是明智的，作為廣為人知的一部作品，原作已經成為一個固定的文本，若全部重寫便已成了一部新書，更何況在陸鍵東看來，原作的評述之語與視角選擇自可成立，並無「重寫」的必要，此次修訂只需做拾遺補闕的工作即可。
這個修訂版本，對新讀者而言仍具吸引力，而對舊版讀者以及對陳寅恪有所了解的人而言，則未為盡善。十八年間，敘述與專論陳寅恪生平、思想與學術的作品愈來愈多，無論在材料的豐富性上還是分析的深度上都遠非當年的同類書籍可比，走向專業化的陳寅恪研究，也給修訂本《20年》帶來了極大的難度——如何對這些年陸續出現的成果進行吸納與回應？
作者盡其所能做了努力。在修訂本的參考書目中也列出了一批近年的研究成果，如資料性的《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回憶錄性質的《也同歡樂也同愁》，史學思想研究性質的《陳寅恪史學述略稿》，事實考證性質的《陳寅恪從考》等。依照以上各類新出著作，陸鍵東試圖令修訂本中的文學色彩減少、學術色彩增強，但在敘述視角與基調確定的情況下，這種嘗試似乎頗為吃力。
以陳寅恪的角度思考問題難免造成不及兼聽。先入為主的立場是感性的歷史講述者難以避免的傾向，如果不能將視野投向傳主所在的整個時代，將人物放置其中進行討論，主觀性就會越發強烈。作者在修訂時所選取的一些參考文獻，多有帶著「溫情與敬意」對陳寅恪進行論說的傾向，極具情感的文字與作者選定的參照系相結合，似乎就使陳寅恪的形象從一個具有個性的學者提升為一個幾乎不犯錯的完人。作者自己也注意到晚年的陳寅恪比較情緒化的事實，發論時卻每每以陳寅恪之是非為是非，使自己的敘述也有些情緒化的色彩。
做人物之研究，應有的立場是與研究對象保持一定距離，不能將審美與求真混淆。《20年》最大的問題，就是灌注了太多的情感，對一些現象「信以為真」。比如陳寅恪的政治立場幾次被評定為「中右」，作者就認為在上級主政者都明確表示要保護陳寅恪的情況下，中山大學歷史系的主持者依然持此論而不改，應是有意為之。至於為何中大歷史系會如此評定則缺乏進一步的分析。事實上，若要在堅實的證據基礎上重新論證，則不止這一具體問題，很多議論性文字都必須重寫，如此一來，可能真的要出現一個與舊版截然不同的《20年》了。況且，選擇以研究對象的視角為自己的論述視角，本身就是很危險的。如果材料不夠充分，不能讓具有各種傾向性的材料都發出自己的聲音，很容易變成一己之見的自言自語。
平心而論，《20年》出現的這些遺憾，並不掩蓋其應有的價值。作為一個有關陳寅恪晚年生活、思想與學術的文本，十八年前的《20年》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尋找檔案，查訪與陳氏有交往者，鉤沉索隱，實屬難得，此書推開了對陳寅恪晚年、對一代學人在一個全新時代的經歷的研究，開創之功不可磨滅。
如果我們將這本書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記，就可以發現，這十八年間，不但有關陳寅恪的書籍越來越多，一些對於書籍而言至關重要的條件也在發生著變化。這些年裡，出版機制的變化讓書籍問世的速度越來越快，書籍的總量也以幾何級數增加，這種狀況讓圖書世界出現了相對飽和；網絡媒體每天都噴射出大量訊息，而且日漸成為我們獲取資訊的主要途徑，使紙質圖書的飽和感越發嚴重。在此種環境之下，如果沒有獨佔性的資源，無論是資料的稀缺還是評論的個性化，都難以讓讀者和評論家滿意——這還只是就健康的書籍而言，不包括那些追求噱頭和迎合讀者的讀物。
除去這個環境因素，嚴謹的學術寫作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十八年前，用《20年》的容量寫完陳寅恪的晚年是絕對可以的，但隨著資料刊布越來越多，每一個具體事件、每一個與陳寅恪有關的人物可書寫的空間都大大增加，再以原來的篇幅綜論陳寅恪最後二十年的經歷，難度幾近於挾泰山而超北海。在有關陳寅恪的圖書題材已涉及到各個方面的情況下，再為陳寅恪的後半生做一部通論性的作品，莫如將論述時段拆分，或是只談某個領域。在這方面，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今年新出版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就選擇了一個全新的主題。此書只選擇了陳寅恪前半生中的一個時段——留學時期，並選取了這個時段中的一個側面——學術思想的淵源——進行研究，但這樣就已使其著作的篇幅超過了《20年》。所以，《20年》在十八年後的修訂再版，確有與當下不合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