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出版教育已有百餘年歷史,其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拓展,但注重實踐的本質從未改變。在具體教學中,出版學科雖然注重實踐能力培養,但一直缺乏實踐教學的理論與指導框架。參與式行動研究(PAR)作為重視實踐與反思的教學理論與方法,為突破出版教育這一困境提供了工具。根據參與式行動研究的理論、方法及教學實踐原則,圍繞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展會實務」課程的參與式行動教學進行個案剖析,可以發現,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參與式行動教學方法在出版教育與教學中具有應用價值及可行性,但在教學過程中也必須考慮其應用的局限及風險。
關鍵詞:參與式行動;實踐教學;出版教育;展會實務
世界傳播協會前秘書長、美國國家傳播協會會長莎朗·A.拉特利夫(Sharon A. Ratliffe)曾在一篇協會競選詞中指出,「沒有教育學和實踐的理論和研究是沉默的。孤立地指導和實踐是空洞的」。編輯出版學作為新聞傳播學的重要分支,是一門注重科學與藝術相結合,有著廣泛影響力及應用性極強的交叉學科。隨著數字時代的發展,對技術的強調增加了出版教育的複雜性,進一步要求出版教學須匯集不同的實踐與方法來應對行業及時代對人才培養提出的挑戰。究竟該如何設計出版教學,以及如何處理好理論、研究及實踐的關係?
自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下設出版專業算起,中國的編輯出版學專業已走過60餘載春秋,出版教育體系逐步建立,並取得了長足發展。增設出版學一級學科,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出版學體系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日益凸顯。但培養何種出版人才,以及如何培養出版人才,一直是橫亙於學科建設道路上的首要障礙。出版碩士專業學位作為編輯出版學發展的重要節點之一,在2010年新增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就曾提出「注重實踐」的學位設置方案—強調課程設置「要充分反映出版實踐領域對專門人才的知識與素質要求」,培養過程「須突出出版實踐導向,加強實踐教學」,專任教師「須具有較強的專業實踐能力和教育教學水平」,學位論文「須與出版實踐緊密結合」。然而,出版理論研究與實踐脫節的現象仍一直被業內人士所詬病,並最終影響出版人才培養的效果。
從出版學科發展史看,各國的出版學淵藪與特徵各不相同,在百餘年來不斷擴容豐富的同時,其注重實踐的本質從未改變。而中國出版教育面臨理論與實踐脫節的部分原因,恰恰在於出版學界在關注學科體系建設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偏離了出版教育一貫注重實踐的本質特徵。德國作為現代出版業及出版學的發祥地,於1853年始建斯圖加特高等印刷與媒體專科學校,開出版高等教育先河。德國目前的出版教育歸屬圖書學,一直堅持以「職業活動開展」為教育核心,採用理論教學與實踐並重的二元制人才培養模式。英、美、俄、法、澳等國家的出版教育雖然分屬不同學院或學科,但同樣尊重出版實踐傳統,或以出版行業協會為中堅力量推動教育發展,或要求深造碩士學位時必須有編輯出版從業經驗。
中國是人類出版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但現代出版學科的建置時間較短。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設相關專業,1998年編輯學與圖書出版發行學合併為編輯出版學,列在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之下,在課程設置、人才培養目標等方面均鐫刻著傳媒教育注重實踐的烙印。然而,隨著中國出版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學科定位不斷提高,在注重打造貫通學士、碩士到博士學位的中國特色出版學科體系建設過程中,過於強調理論建構與學術成果發表的導向,以及須博士學位方能進入高校教師崗位的門檻等,使師資構成及教育重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學科傳統注重實踐的本質特徵。目前,很多高校通過推行「雙導師制」來改善專業教學實踐不足的情況,但該制度主要面向碩士教育階段,在本科階段僅通過項目方式進行,受益的學生非常有限。此外,出版專家作為校外導師,畢竟只是專業教育的兼職者,校內導師作為貫通各階段教學環節的主導力量,其理論水平與實踐經驗,以及在教學中注重理論與實踐相聯繫的能力與意願,則成為求解問題的關鍵,而其改善實踐教學的意願與能力不僅受出版教育內部環境的影響,更進一步受制於出版教育所處的外部大環境。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傳媒教育開始呈現多樣化特徵,從早期側重新聞專業本身開始轉向社會科學的傳播研究與溝通,關注人類所有傳播現象的主動性、社會性和參與性的新聞傳播實踐。這些特點在出版學科的教育語境中均有所回應。近年來,各種高新科技突飛猛進,5G網絡、3R技術(AR/VR/MR)、人工智慧、大數據、區塊鏈等為出版業注入活力的同時,也重塑著出版行業並衍生出很多急需研究的新問題。媒體形態多樣化與出版業態複合化加劇了出版教育的複雜性,促使專業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難度進一步升級。技術被推到前臺,與科學、藝術共同支撐起出版實踐教學必須觀照的三重維度。如何在教學中將科學、藝術和技術有機融合,成為出版教學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新挑戰。
此外,《高等教育國際化框架》指出,培養當代畢業生積極融入網絡世界具有現實必要性;媒體和娛樂產業向協同數字企業模式轉變,這要求員工能夠在在線團隊中工作以解決特定問題,並能適應新情況。面對不斷更新的出版業態與強調過往理論經驗的出版教學之間日漸出現的鴻溝,有必要在出版教育教學中引入注重實踐與反思的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簡稱PAR)。
參與式行動研究是實驗心理學的一種研究方法,起源於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受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哲學、唐納德·舍恩(Donald Schön)的反思性實踐概念,以及系統思維和批判性思維的影響,最終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K. Lewin)為其正式定名。它強調在現實工作情境中,針對出現的問題,由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共同研究、評價並指導,以做出正確決定並展開行動。它以實踐性與反思性為特徵,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它不僅是一種方法技術,也是一種研究理念,已被很多領域的教育工作者有意識地採用,可以為出版教育提供指導實踐教學的理論框架與方法。
杜威認為,行動研究的目標就是推動知識的生產。他反對灌輸和機械訓練的教育方法,批評傳統知識與行動的分離,主張從實踐中學習,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口號,這一點與出版教育強調實踐的本質不謀而合。盧因則從群體動力學的角度出發,強調參與式民主可以減少參與者的疏離感,並認為行動研究是一種循序漸進的實踐,發生在一系列包括計劃、行動、觀察和評估行動結果的循環階段,為出版實踐教學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
參與式行動研究的目的是讓受研究問題直接影響的人對研究過程有更大的控制權,建立集體解決問題的民主能力。也就是說,參與式行動研究讓參與者在自己的行動中有了使用知識的合法權利,雖然這可能會挑戰傳統的「專業知識」概念,打破知識生產和流通中的專家(權利)等級制度,但從教育領域來看,這種挑戰恰恰可能推動師生更加深入思考的過程,有助於知識生產及學生掌握知識,促進社會長遠發展。
盧因之後,經過多年發展,行動研究的理論和實踐特別是參與式行動研究,被英國教育家重視並率先引入教育領域。在美國,很多高校如麻省理工學院的部分專業也已將參與式行動應用於教學中。如今,參與式行動研究已逐漸形成教育行動研究的獨立體系,其價值在教育領域被認同。例如卡爾(Wilfred Carr)與凱米斯(Stephen Kemmis)認為參與式行動研究在教育變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本質上說,行動研究通過提供參與教育研究和課程理論的機會,提升了教師的專業精神」。牛津大學名譽教授艾略特(John Elliott)指出行動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改進教學實踐,「行動研究幫助教師發展在複雜情況下的辨別和判斷能力,幫助提高專業表現,探究專業角色發展,改善教學實踐」。麻省理工學院的薩斯坎德教授則從具體教學中得出結論,認為「將參與式行動研究或類似方法更廣泛地納入研究生規劃教育和應用社會科學部門,可以促使學生對政策領域的公眾參與,並從至少四個關鍵維度進行批判性思考」。
在中國,從知網檢索的相關文獻來看,行動研究最早見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零星文章,其真正被廣泛運用到教學實踐則在21世紀初。值得關注的是,行動研究在中國教育領域的應用主要側重於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中的相關研究與應用較少且多集中於外語教學領域,在出版及傳媒高等教育中還未見有益嘗試。雖然參與式行動研究為突破出版教育困境提供了方向和可行性路徑,但是否可以完全照搬歐美及其他教育領域的參與式行動研究經驗?筆者通過「展會實務」課程的教學進行了探索與思考。
通過對參與式行動研究進行審視可知,該理論對於改進教學實踐具有開拓意義。但其是否能解決出版教育的困境,仍有待出版教學領域做進一步嘗試。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作為中國新聞出版行業人才培養基地和全國高校出版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秘書處掛靠單位,一直在新聞出版領域深耕求索。該學院以其國家特色專業—編輯出版學為核心,在學院內組建起「編輯出版學—數字出版—國際出版—媒體創意」四系有機融合的出版專業群,並在整個學校層面同印刷與包裝工程、設計藝術、經濟管理等學院共同構建起出版與技術、出版與藝術融合的出版教育體系。「展會實務」課程作為該學院媒體創意系廣告學專業的專業選修課,是以廣告專業為綱、以會展為目,圍繞學院新聞出版特色,打通出版、新聞、廣告專業閾限,結合科學、藝術與技術,以展會形式融會貫通地闡釋出版傳播活動的課程。
「展會實務」課程猶如北京印刷學院出版教育肌體中的一個細胞,影響著出版教育肌體的健康與活力。新聞出版學院嘗試以該門課程為試點,鼓勵筆者在教學中引入參與式行動研究教學理論,探索其在出版教學中的應用空間及理論盲區。
1.以參與式行動研究為指導設計與執行教學策略
如圖1所示,參與式行動研究作為一種教學理念和方法,通常有四個執行步驟,即從計劃到行動到觀察再到反思,之後回到計劃,進入下一個循環。這一過程不是閉環,更像是一個往復循環的螺旋,由一個又一個不斷反思實踐的循環所構成。
圖1 行動研究環節與行動研究螺旋
在「展會實務」課程中,筆者作為主導教學的「研究者」,與作為「共同研究者」的學生協同完成「教」與「學」的目標。根據上述步驟,我們設計了「展會實務」課程參與式教學行動研究模型(見圖2),並遵循參與式行動的研究者海基(Hagey R. S.)給予的啟示,在參與式行動教學中強調民主、公平和解放,以激發學生全情投入「展會實務」課程的學習與探索之中。民主,有助於所有人都參與;公平,有助於承認每個人的價值;解放,可以解決參與者可能遇到的壓迫問題,同時強調回歸問題所處的真實情境(生活)。
圖2 「展會實務」課程參與式教學行動研究模型
具體到「展會實務」課程的參與式行動教學實踐,則涉及教師角色設定、師生關係處理,以及如何設計參與行動過程等諸多環節。以下分別陳述該理論模型在執行中值得關注的幾個問題。
第一,識別「展會實務」課程問題,設計、制定教學目標與教學形式。「展會實務」課程作為新聞出版學院出版教育體系中的一門專業選修課,體現了出版教育注重實踐的要求。2015年以前,該課程採用模仿專業實踐的傳統出版教育模式,在課堂中模擬書展環境,讓學生撰寫書展策劃案,由教師扮演客戶或評判者。這種方式雖然契合了教學時間表及課堂條件,但很難完全滿足學生對理論應用於實踐的渴求,以及出版傳媒行業對創新應用型人才的需求。模擬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真實環境的複雜性,並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實踐指向的是過去經驗而非面向未來。從2015年開始,我們嘗試將理論教學落點在「真題真做」的展會實踐上,即由學生在課程結束時舉辦一場真實展覽,在真實環境中用展會理論解決複雜的現實問題,進而理解和反思理論。通過「展會實務」課程的參與式行動教學,力圖解決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培養作為行動參與者的學生放眼當下、從容面對複雜真實環境的綜合能力。
第二,基於教學倫理前提,把握民主公平原則,定位好教師角色與師生關係。正如薩斯坎德教授(Lawrence Susskind)所提醒的,在師生明確知識倫理的基礎上才能有效開展參與式教學行動。教師作為課程系統知識的掌握者,具有教授該課程的權威性,是課程作為協作行動研究的學習者和教學領導者。在設計「展會實務」課程教學方案時,教師需不斷提醒自己要處理好自己的角色設定,從行動引導者向行動促進者轉換,儘量做到民主公平,調動每位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例如,教師作為理論與實踐的把關人,從作品展的主題構想開始,尊重每位學生提出的展會方案,以投票方式確定備選主題;在展會執行過程中,給予學生充分的信任和權利,讓每位學生深入參與到實踐的各個環節,承擔展會相應職責。在這種民主參與行動中,師生關係有破有立,能激發學生的責任感和創造性,有利於知識的掌握與知識的生產。如果只做教學過程的旁觀者,學生就會缺少對知識的深入理解,缺少反思實踐的基礎,最終收穫寥寥。
第三,民主討論與反思貫穿教學參與行動的各個環節與教學行動迭代全過程。從第一堂課收集學生的「展會實務」課程學習目標開始,就已進入調動行動研究參與者的階段。要了解每位學生的職業目標並歸類,點明課程與每類職業發展的相關性。在教學過程中,從介紹展會的科學、藝術與技術,到分析展會對象的出版物特徵等,每個理論模塊都與期末展會實踐對接。隨著理論學習的推進,展會構想也將日漸成型、細化並最終實現。讓每個小組都獨立承擔子展區工作,由此激發他們強烈的參與感、責任感和榮譽感。正如岡德利特所言,「當人們為自己做事情,而不是讓別人為自己做事情時,他們通常會更快樂,更專注於世界,更有可能發展和學習」。在每個模塊中,都要求學生反思方案設計,及時修訂不足;在課程結束時,要求學生以報告方式回溯辦展構想、評估展覽效果、思考課程改進方法。通過持續思考,可以在展會實踐中不斷糾偏,避免在展會實施過程中出現重大問題,同時可為新一輪教學方案的完善提供經驗與啟示。
2.參與式行動教學方案的教學成果
首先,參與式行動教學把脈情境、盤活問題、不斷反思的方法生發出可見的良好教學效果。作為出版教學改革的試點項目,「展會實務」課程教學研究進行到第四年,先後孵化出四個規模由小漸大的實體展會:「昨日今朝—廣告專業十五周年回顧暨廣告系學生作品展」(2015年)、「廣·角—北京印刷學院廣告專業教學成果展示暨第二屆廣告系學生作品展」(2016年)、「折·疊—2018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畢設作品展」(2018年),「洞·INSIGHT—2019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畢業設計作品展」(2019年)。以「洞·INSIGHT」作品展為例,該展覽共有6大子展區及1個導引展區,分別呈現了展覽主題及編輯出版、數字出版、傳播學(國際出版)、新聞學、廣告學專業本科生,以及研究生、校友的優秀作品。展覽從展示空間實際出發,打通專業、學位及在校時間等的區隔,以多專業作品集成展示的方式,具體而微地闡釋了媒介融合的時代趨勢。
其次,「展會實務」課程的參與式行動教學,在鍛鍊學生實踐能力的同時,也提升了他們的理論水平,促進學生達到理論與實踐融通的高素質人才標準。例如,「反思備忘錄」能夠刺激學生探尋理論與實踐的差距,幫助他們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形成能夠指導日後在出版傳媒行業工作的一套原則和價值觀;通過辦展實踐,還原複雜的真實社會環境,提高學生面對困境綜合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展會平臺,每屆學生都會有意識地將新技術引入展會實踐中,如2015年運用了H5技術製作電子邀請函、2016年建立展會專屬的微信公眾號、2018年推出VR虛擬展會及視頻、2019年引入網紅傳播方式等。幾乎每位學生在反思報告中都提到,該門課程為他們本科階段的學習提供了為數不多的綜合實踐機會。一位2015級同學寫道:「展會將是我大學中難忘的回憶。在這段經歷中我真正體驗了從策劃到籌備再到開展和後續工作的整個流程,這為我以後的工作積累了一筆重大的經驗財富。」
最後,每一年教學實踐反思都為下一輪教學行動提供改進方案,保證了「展會實務」課程作為出版教育肌體細胞的活力。例如,2015年及2016年「展會實務」課程均為秋季學期開課,展會實踐也就順理成章地在冬季舉辦,恰逢霧霾天氣頻發。作為課程反思結果,自2017年後該門課程被調整到春季學期,且展會實踐與學院每年的畢業作品展緊密結合。再如第一屆展覽未按展區分組,而是以公司運營部門將學生分為設計組、策劃組、媒介組等,但通過執行,發現每位學生因分組得到鍛鍊的機會與獲得的能力不均。自第二輪課程開始,展會實踐有意識地將一個大展劃分為七八個既協同又獨立的子展,並根據展會功能及學生所長,設置了服務所有展區的設計組、文案組、媒介組等。小組細分的方式,為每位學生提供了公平的機會與民主的環境,充分調動了每位學生的積極性,激發了他們的責任感和競爭意識。作為課程成果之一,展覽效果可圈可點。2019年,課程不僅請行業專家進入理論課堂做講座,還請他們深入實踐環節為展會做顧問,探尋校外導師參與實踐教學的更多可能性。「洞·INSIGHT」作為多方合作的成果,不僅成為北京印刷學院師生的「打卡」地標,還受到了兄弟院校的肯定與學校周邊市民的關注。
「展會實務」課程實踐告訴我們,參與式行動研究在出版教學的應用中既有可為所用的價值,又有須警惕的風險及挑戰。
1.宏觀層面
從宏觀來看,「展會實務」課程的參與式行動教學在解決理論與實踐脫節問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部分破解了出版教育面臨的困境。在教師層面,其進一步拓寬了教師的理論視野,提升了教師的專業精神,改善了教學實踐;在學生層面,其豐富了學習機會,幫助學生深入理解理論知識,加強了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使學生學會如何處理複雜問題與矛盾,主動適應新聞出版實踐所處的真實社會環境。這些改進都有助於重塑出版教育形象。
單一課程的參與式行動教學無力改變的,是出版教育所處的環境與時代背景,如出版學學科體系的頂層設計、師資評價的導向,以及無法阻擋的技術洪流。因而在參與式行動研究應用推廣時,除須順應時代發展外,還需把握以下三方面前提:
首先,人是教育的核心,認知是行動的基礎。無論是制度的設計者還是承擔一線教學任務的教師,只有充分理解出版教育的實踐性與應用性特徵,才能有的放矢,合理設計培養方案,採取多元化教學方式,培養出合乎行業與時代需求的出版人才。特別是各學院出版教育的領導者(院長或副院長)可以圍繞出版實踐教學目標,打破傳統以課內理論教學為重而壓縮實踐教學工作量的核定方式,這對於推動創新性實踐教學具有激勵效應。
其次,教師的理想與信念對出版教育的成功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教學是注重過程和結果的冒險和實驗,要求教師與學生一起研究和學習。當教師對參與式行動研究有了深刻理解,才可能推動有效的出版教學改革。
最後,充分調動資源,發掘獨具特色的出版實踐教育矩陣模型。各高校的出版教育資源不同,不妨以實踐研究引領教學改革,根據學校資源特色,從科學、藝術、技術三個維度進行專業定位及優勢組合,並基於教師與學生協同生產的能力、對出版教育實踐的認知、校內外課程資源的整合等要素進行實踐課程的建設與評估,由此打造出各具特色的傳媒實踐教育模型,如傳播型、藝術型、技術型、綜合型等,它們最終共同構成豐富多元的中國特色出版學科生態。
2.微觀層面
從微觀來看,參與式行動研究為「展會實務」課程教學提供了改革的理論框架與指導原則,但在具體的參與行動教學應用中仍需注意薩斯坎德教授指出的諸多挑戰與風險。
首先,教育者必須與作為共生夥伴的學生之間存在彼此信任。這一點在「展會實務」課程教學中體現尤為明顯,如果沒有學生對教師專業能力及學院服務學生理念的信任,學生就很難全身心投入實踐活動中;如果沒有教師對學生的放權與信心,學生的知識創新能力就會被束縛。
其次,參與式行動研究本質上是由團體共同控制的,因此出現不可控情況的風險也較高。無論從整個展會還是子展會的辦展實踐來看,團隊中每一個參與行動的成員都會影響展會實踐的效果。教師作為行動的總方案設計者和把控者,需要時時關注團體中每個學生的參與狀況,不斷反思並調整方案,才能儘可能規避問題。
最後,參與式行動的教學結果也很有挑戰性,因為其在行動中所提出的問題解決方法沒有標準答案。雖然每一輪行動反思的經驗可以傳遞,但是每一年行動教學的語境及每一屆學生的能力及特點都不同,因而每年的實踐都無法複製。這也就增加了實踐教學的難度和壓力。保證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旺盛生命力,有賴於師生及學院的共同努力。
「展會實務」課程作為出版實踐教學的個案,有其獨特的課程邏輯與呈現方式,但作為出版教育體系中的一部分,它與其他出版課程的共同特徵與目標就是關注實踐,對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有著迫切需求,因而「展會實務」課程在參與式行動教學方面積累的經驗與啟示對於出版教育具有普遍意義。
出版業正處於歷史上的又一個變革期,出版教育也處於發展的關鍵時刻。實踐教學作為創造性教育的核心,可以幫助出版教育應對這樣的複雜變化。基於對出版教育本質與特徵的梳理、對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教學理念與應用的回顧,以及針對「展會實務」課程參與式行動教學個案的剖析與反思,本研究認為:注重實踐與反思的參與式行動研究教學方法在出版教育中具有可行性,它對激發學生創新實踐能力、提高課堂效率、培養體用兼容的複合型出版人才具有現實意義,值得進一步探索與推廣。
通過個案解析,也應關注到參與式教學行動理論的局限性。它以注重實踐與反思為特徵,強調人與人的合作、民主參與,以及多方力量的平衡與協調。「人」作為參與式行動研究的「工具」,會導致應用缺少規範性,研究模式因人而異,具有不可複製性,因而影響參與行動應用的廣度和深度。
凱茜·麥克唐納(Cathy MacDonald)曾一針見血地點明,參與式行動研究最典型的表現是研究活動從傳統的「的」研究轉向「與」研究,強調與人、團體和社區的合作,從而實現改變。但值得思考的是,無論是哪一種參與行動,都應該有「主次」,「民主」同樣應該有「主體」。在教育教學應用中,教師應該作為主導與主體發揮更重要更積極的作用,為學生賦權應該是在教師發揮主動性的前提下的賦權。因而對「研究者」的強調應該是參與式行動研究理論完善的方向。同樣,在出版實踐教學改革中,出版教育方案的設計者(領導者)可以通過制定人才激勵制度,時刻關注教師作為研究者的主動性的發揮,促使參與式行動教學在不斷反思的過程中更加優化。
時代瞬息萬變,新技術新媒介新事物層出不窮,行業對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升級,只有保持警覺的創造性教學,才能不斷為行業輸出更多合格的人才。
作者單位:
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