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明長庚永不相見:周氏兄弟「失和」背後的羽太信子
文/老張在路上
1962年4月8日,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周作人當天的日記記道:
「陰,十度。上午李媽往醫院去。下午的醫院電話雲,信子於一時死去,乘汽車同靜子、豐一、美和去一看,留菼芳辦後事,擬於明日火葬。寄龍女士信、耀辰信、人文社辦公室信。又託豐一寄聚仁信、耀辰信皆為此是也……」
羽太信子是兩天前也就是4月6日因病情嚴重被送進醫院的,周作人當天的日記:
「燈下獨坐,送往醫院的人們尚未回來,不無寂寞之感,五十餘年的情感,尚未為惡詈所消滅,念之不覺可憐可嘆,時正八時也,書此志感。」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在晚年經常爭吵,而羽太信子的癔症似乎越到晚年越嚴重起來。1960年7月31日,在和羽太信子吵鬧之後,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
「宿業殆無已時。回顧一生,受損害侮辱徒為人作犧牲,恐至死才能結束也。」
1961年11月12日日記則說:「下午徐女士來訪,信子贈煮卿魚四尾,購海澱米五斤。晚因魚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後昏吃至十一時始矣。」
羽太信子去世之後,周作人在日記中講出了兩人晚年吵架的原因,比如1963年2月20日日記:
「餘與信子結婚五十餘年,素無反目情事。晚年臥病,心情不佳,以餘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以為申戌東遊時有外遇,冷嘲熱罵,幾如狂易,日記中所記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過去特加說明,並志感慨云爾。」
從流傳下來的照片看,羽太信子矮胖、圓臉,最多只能算是普通平常的女人。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日本女人卻極大地影響了現代文學史上一對著名的兄弟作家:周大先生和周二先生。
如今,當那一代人走進歷史,再回頭去看那些過去了的人間百態,把曾經高高在上的「神壇」上的人物拉回人間,就會知道,他們一樣有著普通人的愛恨情仇、喜怒哀樂,甚至他們的生活也曾經一地雞毛,而這正是人的複雜和生活的真實況味。
01
1923年7月10日周作人日記:「起首作『土之盤筵』。」10天後,也就是7月20日,周作人在《晨報副刊》『土之盤筵』專欄剛剛發出第二篇文章後,在附記中說:「『土之盤筵』我本想連續寫下去,預定約二十篇,但是這篇才譯三分之一,不意生了病,沒有精神再寫了。」
事實上周二先生並沒有「生病」,而是「生氣」,生了很大的氣:周氏兄弟失和了,而且就是在這短短的十多天時間裡發生了這一件現代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
在1923年7月10日之前,魯迅和周作人這一現代文學史上的「雙子星座」,可以稱得上「兄弟怡怡」了。
魯迅出生於1881年,周作人出生於1885年,兩人之間相差4歲。就是這僅僅4歲的年齡差距,使父親早逝的魯迅擔當起了紹興新臺門周家復興的重任。
魯迅和周作人,少年時一起在紹興周家宅裡長大,他們一起在百草園玩耍,一起看有畫的書,一起編故事,一起在三味書屋讀書習字,一起鄉下避難,一起感受人情冷暖、世道炎涼。到了兩人的青年時代,因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愛好和際遇,周氏兄弟感情更加融洽和深沉。這從魯迅現存最早的詩作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魯迅原本兄妹五人,唯一的妹妹名「端」,1887年生,未滿周歲死於天花。四弟周椿壽1893年生,1898年病亡。長大成人的為魯迅、周作人、周建人。
1893年魯迅祖父因科場舞弊案被捕入獄,家道中落。魯迅父親常年臥病,一直延請有名的中醫診治,所費甚多,於1896年病逝,這就越發使周家「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
魯迅1898年5月考入南京陸師學堂,四弟過世是這年的十一月初八,魯迅正放假回家,三天後不得不再回南京。此後直到1902年1月從礦路學堂畢業,轉赴日本留學,魯迅經常回紹興探望家人。
魯迅是周家長子,祖父下獄,父親生病和病逝,在這過程中族人、親戚和鄉裡的冷眼與欺侮,他比兩個弟弟周作人、周建人自然承受得更多。去南京前,他就已經挑起了家庭的重擔,讀書之外,經常「出入於質鋪和藥店」,去南京之後,更是心繫故家兩個「弱弟」。
1900年寒假,魯迅回家探親,2月份返校後,因為思念弟弟,寫下了《別諸弟三首·庚子二月》:
其一
謀生無奈日奔馳,有弟偏教各別離。
最是令人悽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
其二
還家未久又離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夾道萬株楊柳樹,望中都化斷腸花。
其三
從來一別又經年,萬裡長風送客船。
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為了謀生,兄弟們不能時常相聚在一起,特別是夜晚一個人面對孤燈,偏偏還是夜雨淅瀝,更讓人倍覺悽涼。短暫的相聚之後,又要分離,舊愁未去,又添新愁。在我的眼中,路邊的依依楊柳都成了斷腸花。此一相別,又得等到一年以後才能相見。但我們在精神應該昂揚振作,文章得失由己不由天!
1901年,魯迅又一次回鄉探親,臨別時,周作人依魯迅的《別諸弟三首》原韻和詩三首為魯迅送行,周作人在3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同十八公公、子恆叔啟程往秣。餘送大哥至舟,執手言別,中心黯然。作一詞以送其行……」
周作人這三首詩題為《送戛劍生往白步別諸弟三首原韻》:
其一
一片徵帆逐雁馳,江幹煙樹已離離。
蒼茫獨立增惆悵,卻憶聯床話雨時。
其二
小橋楊柳野人家,酒入愁腸恨轉加。
芍藥不知離別苦,當階猶自發春花。
其三
家食於今又一年,羨人破浪泛樓船。
自慚魚鹿終無就,欲擬靈均問昊天。
魯迅收到周作人的詩後,又作了一首《別諸弟三首——辛丑二月並跋(1901年)》:
其一
夢魂常向故鄉馳,始信人間苦別離。
夜半倚床憶諸弟,殘燈如豆月明時。
其二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籬繞屋樹交加。
悵然回憶家鄉樂,抱甕何時更養花?
其三
春風容易送韶年,一棹煙波夜駛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時隨帆頂過長天。
在這組詩的背後,魯迅寫下了這樣一段附記:
仲弟次予去春別元韻三章,即以送別,並索和。予每把筆,輒黯然而止。越十餘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郵寄之。嗟乎!登樓隕涕,英雄未必忘家;執手消魂,兄弟竟居異地!深秋明月,照遊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羈人而增怨。此情此景,蓋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從這些詩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和周作人的兄弟情,這些詩句,有親情骨肉的情懷,有感傷、落寞的離愁別緒,是血濃於水的兄弟之情的見證。
寫作此組詩後不久,1902年2月,魯迅赴日本求學,回家辭行時,周作人日記有以下記載:「孤燈澹目,此情此景,有不堪為人道者也。」「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鍾始睡,輾轉不能成寐。」
可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20年後,竟兄弟失和、分道揚鑣,從此老死不相往來,成為文壇一大憾事。
02
關於周氏兄弟「失和」事件的文字記載,最直接就是周氏兄弟當時的日記,以及周作人當時寫給魯迅的一封信。
而「失和」事件發生前夕,他們兄弟的感情仍極為融洽。
1923年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同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然而7月14日,魯迅日記中突然出現了這樣的記錄: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
周作人日記中卻無一字記此事。
7月17日,周作人日記記載:「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認,這則日記原來大約還有約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
內容雖然被當事人自己「剪去」,但「池上來診」的記載卻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池上是常來八道灣看病的日本醫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據俞芳回憶,魯太夫人曾對她說:「信子患有一種很奇怪的病:每當她身體不適,情緒不好或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要發作,先是大哭,接著就昏厥過去。」這一天,周宅女主人羽太信子是否又得了類似的病呢?
緊接著第二天,7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全文是: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7月19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一句。魯迅日記:「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一周後,
7月26日魯迅日記:「晴。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
8月2日,周作人日記:「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即指魯迅。同日,魯迅日記:「雨,午後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61號。」
至此,魯迅一家離開八道灣,遷居磚塔胡同61號。
十個月以後,終於矛盾公開,事件爆發
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據說,當時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
羽太信子一連揭露出很多魯迅的「罪狀」,還打電話找來了兩位證人,估計流傳的「魯迅在窗下偷聽周作人夫妻談話」,「魯迅偷窺羽太信子洗澡」,「魯迅對羽太信子不敬」的種種言論,就是從這次爭吵中來的。
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從周作人7月18日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過去的事」,才寫這封絕交信的。當時周氏兄弟兩家在八道灣十一號,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後院,母親住中院,魯迅和朱安住最南面的前院。周作人信中說不許魯迅再到後院去,並請他「自重」,那麼,「過去的事」,也就是「昨日才知道」的事是誰告訴周作人的?又是什麼事情?
這件「過去的事」,到底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呢?周氏一家,不論是周作人家的人,還是魯迅家的人,都守口如瓶,諱莫如深。
從周作人此信口氣看來,「過去的事」就是魯迅和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之間糾葛的事。而這件事,不會是魯老太太或是周作人子女告訴周作人,只可能是羽太信子於7月17日告訴周作人的。
新中國成立後,魯迅和羽太信子的關係,早期的《魯迅年譜》和《魯迅傳》都避而不談,一度成了魯迅研究中的禁區之一。
03
周氏兄弟「失和」。當事人魯迅、周作人雖然聲明「不說」,但並不是一點都不涉及此,只不過說出來的話或寫出來的文字,雲裡霧裡,或點到即止,或顧左右而言他,後人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遊也,從出從放),意「即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魯迅是將兄弟「失和」的責任歸之於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寫給香港鮑耀明的信中明確表示:1964年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甚是難得。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裡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鮑耀明的信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
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
至於周氏兄弟的親人們和關係密切的朋友們也語焉不詳。
魯迅母親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裡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說,當年5月14日他離京赴滬,未能目擊這場家
庭糾紛,事後魯迅也未跟他談過;但他認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許廣平則在《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一節中說:「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起初每月工資不欠,不夠時,就由他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個得力的助手」,這時,家庭關係是好的,「後來,由於欠薪,加以幹涉別的人事方面」,就妨礙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權威,「『討厭起來了』,於是就開始排擠魯迅」。許廣平回憶,魯迅還對她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魯迅還回憶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許廣平還回憶說,周作人「惟整日捧著書本,其餘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費精力之內,不聞不問。魯迅曾經提到過,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臺裡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鬱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據(與周作人關係密切的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章廷謙(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
從以上這些人的說法可以看出來,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純屬家庭內部的糾紛。而家庭糾紛又是一件最說不明白的事,除了「清官難斷家務事」,還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時候當局則就迷,何況旁觀者?
然而無論如何,周氏兄弟此次家庭糾紛影響深遠,後果嚴重。至少現在的說法裡,周作人的日籍夫人羽太信子在背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4
一生勤於動筆的周作人在文章中極少提及他這位夫人,周作人日記裡提到夫人,也只是冷靜客觀寫生活細節。周作人寫過他的初戀,他少年和青年時代喜歡過的女人,但和他真正相伴一生的夫人是如何相識相戀,他終生沒有言及。在他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
一九0九年娶於東京,有子一女二。
1906年夏,周作人隨同回家結婚的魯迅一起赴日本留學。此時,魯迅放棄醫學,離開仙臺到東京從事文學活動。周作人和魯迅一起創辦《新生》雜誌,一起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他們先是住在日本東京本鄉區湯島二丁目伏見館,1907年春後移居本鄉區東竹町中越館;1908年4月8日,移居本鄉區西片町十番地呂字七號「伍舍」。
這什麼名叫「伍舍」?因為住在一起的除了魯迅周作人兄弟外,還有許壽裳、錢鈞甫、朱謀宣,加在一起5個人,所以起名叫「伍舍」。
許壽裳(1883年—1948年2月18日),字季茀,號上遂,浙江紹興人,中國近代著名學者,魯迅終生摯友。後轉往臺灣大學任教,常批評國民黨的法西斯教育改革。1948年2月18日在臺大宿舍被暗殺身亡。
錢鈞甫(1880年~1969年),名家治,後以字行,祖籍浙江杭州,魯迅留日同學。回國後曾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任命為中央文史館館員,1969年去世。他有一個著名的兒子名叫錢學森。
五個大男人,都不擅家務。有人介紹了剛剛18歲的羽太信子來這裡做雜務。
羽太信子屬於日本東京下層家庭出身,家境並不好,不然她也不會年紀輕輕就出來當「下女」為家中減輕負擔。羽太家人口多,有祖母、父母、一弟二妹。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在中國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攜妹羽太芳子來紹興,照顧產婦,還是魯迅寄十圓銀大洋當的路費。
住在「伍舍」的5個中國男人中,周作人年紀最輕,而且性格內向,非常老實,很容易害羞。羽太信子與周作人年齡最相近,沒幾天,就與周作人混熟了。周作人習慣於被人照顧,羽太信子便有意無意地給予他更多的照料,作人開始還有些不好意思,但後來也就習慣了。
自從有了羽太信子,周作人慢慢變得懶散了。本來除了看書寫字,他就對別的事不太感興趣,現在有了信子,他對看書寫字也時常有點心不在焉了。魯迅見了,心中暗惱。他急於通過翻譯和著述,改變國民的精神,喚起民眾,爭取民族解放,強國強種,滿心指望弟弟助他一臂之力,可這傢伙耽於戀愛,全然忘記了自己的使命。
有一次,魯迅情急之下,半句話不說,便對二弟揮起拳頭,飽以老拳。這就是周作人自己所記載的那次魯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打他。
1909年3月18日,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結婚,從此,一對夫妻相伴54年,直到羽太信子離開這個世界。
1911年7月,周家無力再繼續供周作人留學日本,周作人只好攜婦回到紹興。而在此之前,魯迅專程赴日本勸周作人回國。
回到紹興老家以後,有一次為了一點小事,羽太信子大發脾氣,突然間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來性格懦弱,經此一嚇,從此以後,就成了典型的「懼內」。直到後來有一次,她一不高興又發脾氣昏倒,這時她弟弟重久已來到紹興,便不經意地說道,她是老毛病,過一會兒她自己會好的。過了一會兒,果然自己爬了起來,沒事了。大家這才知道,她這是病態的表現,是個病人。
羽太信子和周作人婚後,一家人基本全來了中國。不久以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又和周氏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結婚。
(周建人)
據周海嬰在《魯迅與我70年》一書中記述:
「終於有天,她(信子)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間,造成既成事實。因此,後來父親對母親談起叔叔的這樁婚事,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的。」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來,周建人是被羽太信子做的「局」套住後才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
從上面諸多的文字記載中可以看出,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個非正面的形象。雖然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比如俞芳回憶魯迅母親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辦法。這讓老人家很滿意。
周作人的紹興同鄉,後來租住進八道灣周宅的徐淦,在《忘年交瑣記》長文中專有一節記羽太信子,文章說:「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裡裡外外操勞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象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苦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勞樸素。」
不過這時候的羽太信子今非昔比,早不是闊太太,低頭做人也是人之常情。
05
關於魯迅和周作人為什麼從「兄弟怡怡」到「大打出手」,並且從此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因,因為當事人生前從來沒有說明白,所以給了後世研究者們海闊天空談論的條件,原因眾說紛紜,但總結起來,不外乎兩點:
一是家庭經濟糾紛說
當周氏兄弟從紹興搬到北平後,八道灣宅邸,是「由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主持家政」。既然主持家政,那麼她就管錢包,錢都得交給她。
羽太信子雖然出身於日本普通之家,不知為何卻養成揮霍無度的生活習慣,特別是在八道灣主持家政後。按照魯迅之子周海嬰的說法:
沒想到八道灣從此成為羽太信子稱王享樂的一統天下。在生活上,她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她才生了兩個子女,全家僱用的男女僕人少說也有六七個,還不算接送孩子上學的黃包車夫。孩子偶有傷風感冒,馬上要請日本醫生出診。日常用品自然都得買日本貨。由於當時北平日本僑民很多,有日本人開的店鋪,市場上也日貨充斥,應該說想要什麼有什麼。但她仍不滿意,常常託親戚朋友在日本買了捎來。
二是緋聞說
對於這一點,周海嬰在多年以後寫文時並沒有隱瞞。「某些魯迅研究者的推測,是他看了一眼弟婦沐浴,才導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據當時住在八道灣客房的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後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至於情況究竟如何,我這個小輩當然是沒有發言權的。」
至於章川島先生的好心解釋,周海嬰也並不以為然:「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並不那麼在乎……再聯繫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外」吧?」
在現實生活中,兄弟之間產生矛盾甚至失和的情況並非個案,因為純屬他人的家庭事務,一般不會引起普遍關注。但魯迅和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開風氣者和健將,兩人「失和」之前「兄弟怡怡」,突然失和,中間又牽涉一個日本女人,則令人作種種猜測。
周氏兄弟對於失和一事都諱莫如深,知情人也都沒有披露任何細節,那麼其他任何人提供的說法或者是道聽途說,或者是自我猜測,不能輕易採信。
至此,周氏兄弟「失和」成為他們生平中的一樁疑案。然而,無論是家庭經濟糾紛說也好,還是緋聞說也好,這樁疑案背後都有著羽太信子那胖胖的身影,甚至,在多年後魯迅已經逝世,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後,周作人在日本人的恩威利誘下,做了漢奸,這個女人依然在其中起到不小的推波助瀾作用。
因為一個女人,周氏兄弟的後半生徹底改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周氏兄弟人生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