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富勒（Susan Fowler）在2016年離開Uber後，就沒有再真正地寫過一行代碼。她不是沒有努力過。為此，她還註冊了一門Coursera的課程，學習新的內容。然而，她還是太緊張太焦慮，甚至連一個簡單的項目都完成不了。
懷念寫代碼的日子嗎？
「我一點也不懷念寫代碼，因為那段日子結合了我太多不愉快的經歷，」富勒說。她看了格雷琴·卡爾森（Gretchen Carlson）的書《勇敢起來：制止性騷擾，奪回屬於你的權利》，然後一個念頭閃過腦海：在某一個行業裡，揭露性騷擾的女性，從不曾再回到原來的行業。
對富勒來說，亦是如此。她已不再是一名軟體工程師。
我們坐在灣區一個名字比較有趣的地方。我不會說出具體的位置，因為富勒那篇揭露Uber內部性騷擾的博客文章四處散播後，她經常受到私家偵探和其他人的跟蹤騷擾。事實上，在我保證不會透露地址之後，她才同意與我見面。
「我現在的生活確實與以前大不相同，」她說，「我總是小心翼翼。」
這是在她的回憶錄《告密者》（Whistleblower）即將發售的兩周前。除了平日裡的緊張不安外，出版前的焦慮也困擾著富勒。只是，你從她的外表上一點也看不出她的焦慮。她身穿黑色皮夾克，灰色船領上衣和牛仔褲，優雅安靜地坐在那裡。她似乎沒有化妝；頭髮也像是自然吹乾的樣子。換句話說，初看一眼，你會以為那是一位正午休的20多歲普通中產階級婦女。而富勒，也確實在午休。
離開Uber，告別工程行業
你知道這位普通女性是因為她做了一件很不普通的事情。2017年2月，富勒寫了一篇2900單詞的長貼子，控訴她在Uber工作時遭遇的性別歧視。當她把帖子發布到個人網站時，她並沒有料想到半小時後自己的文章竟會登上頭條。她也從沒想到，自己的小小舉動最終竟會導致公司的執行長兼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被迫辭職。
Uber前CEO卡蘭尼克
她不僅詳細地闡述了性騷擾細節——哪怕在入職第一天，她就在抵制直接主管對她的粗暴性騷擾。在《告密者》一書中，富勒寫道，當自己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時，她感到一陣噁心。她遭到性騷擾，這是不爭的事實。「當我想到我是在一家大型公司工作，這裡有龐大的人力資源部門時，我心裡感到一陣寬慰，」她寫道。
如果你是那600萬個曾閱讀過富勒帖子的讀者之一，你已經知道了這件事的結局：富勒被告知，她的上級「績效顯著」。另外，這也是他第一次冒犯女性。然而，直到富勒與其他女性工程師交好後，她才發現自己被騙了。其他幾位與這位主管有過不愉快經歷的女同事，也均被人力資源部門告知，這是他第一次犯錯。「這就是Uber的劇本，」她說，「我總在想，總該有個解決的辦法的，不是嗎？」
她不斷與Uber的人力資源部門進行卡夫卡式的鬥爭，不斷受挫。閱讀這些經歷，不得不讓人佩服富勒的堅韌。有一次，她想，是不是可以向人力資源部門舉報人力資源部門。她想讓這個系統正常工作起來。她被自己的投訴拿到Uber的前首席技術官蘇安·帕姆（Thuan Pham）面前。但帕姆什麼都沒做，富勒寫道。事實上，當女性（包括富勒在內）向他投訴工作中的性騷擾時，帕姆好幾次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讀完她的回憶錄，你很難不相信，她之所以堅持不懈是因為她堅信在這個世界上總會有人關心她現在的處境。富勒出生在亞利桑那州，自小在家裡接受教育。對她來說，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權威人物就是她的父母。「我相信的權威人物不支持我，不信守他們的諾言，讓我覺得很不習慣，」她說。
富勒說，性騷擾往往是其他形式的勞動違法和不當行為的冰山一角。Uber內部的企業文化問題始於高層：卡蘭尼克和帕姆喜歡看著他們的員工為地位互相拼殺。邁克·艾薩克（Mike Isaac）在描述Uber的書籍《Super Pumped》中詳細介紹了在卡蘭尼克領導下的Uber，打破常規和違反法律是內部常態。
Uber讓富勒身心俱疲。這不是她第一次遭遇性騷擾。早在賓尼法尼亞大學讀書時，她的同學威脅她說，如果不為他的真情所動，就自殺給她看，富勒想讓大學行政人員對自己的遭遇引起重視，但沒有成功。
當她把自己的問題向學校匯報後，她遭遇了另一位學生的顧問——也是物理系主人和賓大行政管理人員的冷待。富勒還相信，也因此她最後沒能獲得哲學碩士學位。這打亂了她的第一職業興趣——成為物理學家，以及第二職業興趣——成為哲學教授。現在，她只能在畢業後從事工程工作，因為她會寫代碼。她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個軟體工程師。但那最初的遭遇帶給富勒的經驗教訓最終在Uber的事件中發揮作用：記錄不公平對待。「我時常開玩笑說，我去賓大主要是學習如何對待性騷擾和不公平對待的，物理或哲學知識反倒成了次要的。」
富勒在科技行業的前兩份工作是在規模較小的公司裡，沒有人力資源部門可以投訴。她的第一份工作在金融數據公司Plaid。那時候，她發現自己的男同事工作時間比自己少，掙得卻比她還要多出5萬美元。她的第二份工作在開發推送通知的基礎設施公司PubNub。她的老闆告訴她，她約會過的男人都會暗地裡招妓女，所有女人也都一樣，只想從男人口袋裡撈錢。老闆還告訴她，PubNub安裝了允許公司閱讀員工簡訊的硬體，並且他十分期待看到她發送給約會對象的親密簡訊時，富勒接受了Uber的工作面試邀請。或許找一家擁有真正的人力資源部門的大公司，才是正道。
在Uber工作了六個月後，Uber的內部企業文化開始嚴重影響富勒的生活。她睡眠不足，焦慮不安，經常和男友、母親吵架。她還時不時地恐慌發作。「我經常在工作會議上受到批評，這種遭遇慢慢讓我變得恐懼、戒備、驚慌失措，」她寫道。她不是個例。那些在Uber受僱時間最長的工程師「都似乎有自殺的念頭」。富勒覺得自己慢慢變成了她討厭的人。因此，她離開了Uber——告別了工程行業。
一篇帖子，另一個世界
告密者是一群異類。在某種程度上，決定把不道德行為公之於眾，是一個人為了內心的正義感而犧牲自己——對機構、對僱主或對個人——的忠誠。願意承擔這一角色的人很少，更不用說這樣做還會帶來嚴重後果。因為採取了行動，告密者將失去部分社會身份。
我們見面之後，富勒給了我寫了一封郵件，說她聽說自己被貼上了「#MeToo」標籤。有人告訴她，別人僅對她故事中的性騷擾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她的回憶錄是在強調她的其他身份：把她視為一個普通的家庭成員，有相親相愛的丈夫。事實上，富勒在Uber的那段如今早已臭名昭著的經歷一直到整本回憶錄的後半部分才顯露，也算作是對她身份坍塌的一種結構性敘述反抗。
為了讓公眾看到真相，富勒不惜置自己的身份、生活、安全和個人隱私於危險之中。她在書中寫道：「基於我知道的一切，與世界分享我的經歷很有可能讓我自己的生活也分崩離析。」
一連幾天她都在深度焦慮中度過，因為她知道，她不能保持沉默，但又無從下筆。「我記得，有好幾天我就那麼坐在那裡，心理的壓力越來越沉重。接著我就想，『好吧，今天就不寫了。明天再寫吧。』」富勒說，「我就這樣告訴自己，明天一定開始寫。」
最終促使她寫下那篇博客文章的是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l）寫的一本書——《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講述了從納粹集中營倖存下來的故事。「我一邊讀一邊想，換做我的話，我會成為一個好人嗎？」她說，「險境把我們的本性暴露無遺。我剛剛經歷過這一切，我又怎麼可以若無其事的走開，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呢？」
她於是坐下來，開始撰寫自己的文章，小心翼翼地避免內容情緒化；畢竟，她是一個女人，她的情緒會讓敘述顯得不夠真實。她在文章裡沒有提及名字，僅提到正式的頭銜。每一句句子，都有據可循。她的文章發布時間早於#MeToo運動好幾個月。#MeToo運動發起時，有權勢的男性被指控有不當性行為。但富勒的努力卻與之不一樣。大多數#MeToo的故事都涉及多個女性，她們的遭遇非常相似，因此記者可以輕而易舉地建立出一個模式。並且，幾乎所有的#MeToo故事都集中在男性個體上，而不是保護這些男性的整個體系。
而富勒卻是把矛頭直指Uber。不是某一個性別歧視的經理，也不是兩個。而是全部——以及保護他們的人力資源系統。當富勒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她並沒有想到日後會掀起這麼大的波瀾。她只是在想，或許某個人可以在訴訟中用到這些素材。「我到現在還沒徹底弄明白，」她說。
Uber此時已經惡名在外：女性乘客乘坐Uber很不安全；公司已經面臨數項訴訟，負面新聞也此起彼伏。卡蘭尼克在2014年接受GQ採訪時，還曾說自己找女友就跟打Uber一樣方便；「我們把它就做『妞步』。」在富勒寫下她的帖子之際，敵視女性早已不是秘密。不到半小時的時候，記者們已然紛紛嗅到這篇。富勒的帖子證實，Uber對待的女性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甚至到了違法的程度。富勒的電話突然之間受到簡訊和電話的狂轟濫炸，社交媒體上新消息提醒不斷。（她的Gmail和Twitter應用率先崩潰）。
當時富勒就職於Stripe。她的直接上司，也就是公司的執行長，稱讚她十分勇敢。但公司的通訊主管卻態度謹慎，並對富勒說：「你不該把自己的名字跟性騷擾扯上關係。」
為了阻止公司醜聞持續發酵，卡蘭尼克對Uber的企業文化發起調查，但為時已晚。富勒的帖子發出後幾天，邁克·艾薩克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詳細介紹了所謂的「霍布斯」文化，從根本上佐證了富勒對Uber不良環境的控訴。2017年3月，距離富勒帖子的發出又過去了一個月，艾薩克再次發表報導，描述Uber內部的「灰球計劃」——旨在規避可能限制公司經營的政府當局。
在富勒新書的開頭，是她與前美國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Eric Holder）坐下來面對面交談。霍爾德是調查的負責人之一。但根據《告密者》，這不是Uber進行的唯一一次調查。除了霍爾德負責的調查之外，還有一家法律公司Perkins Coie也開展了調查，以及Uber的內部律師開展的調查。根據富勒的敘述，內部律師開展的調查目的旨在「銷毀證據，恐嚇員工」。
蘇珊·富勒
富勒小時候，總有一個想法——她自己說，可能是從電影裡看來的——就是，如果把事情做對了，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一切都會就緒；錯誤得到糾正。然而，博客文章發布後，事情卻沒有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現實是，有人也對富勒展開調查。
除了記者之外，還有其他人也開始聯繫富勒的親朋好友，詢問她的個人信息。富勒接到一個女人的來電，對方自稱是調查Uber一案的私家偵探；她掛斷電話後，發現女人所在公司實則專門幫助其他公司抹黑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受害者。還有人試圖盜取富勒的社交媒體帳號，她的Facebook帳戶就被多次盜取。她姐姐的Facebook帳戶也受到牽連。
漸漸地，富勒越來越覺得可以傾訴的人寥寥無幾，因為她的談話，一再被洩露給記者。另外，針對富勒的誹謗也浮出水面。一名記者聯繫到富勒，告訴她，有消息人士稱她拿了Lyft的錢。（此為假消息。）這個謠言不起作用時，其他流言蜚語接踵而至：她說的性騷擾經歷都是謊言；Uber高管縱酒宴樂，而包括富勒在內的女性，也在其中；富勒的帖子是她丈夫代筆的。
接著，有人開始跟蹤她。「直到我開始寫這本書，一直有私家偵探在跟蹤我，」她寫道。一名Uber前員工摩根·理查森（Morgan Richardson）曾表示，公司僱傭的私家偵探非法闖入她的家中。富勒很擔心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富勒在Uber的好友也逐漸從她生活中消失。一位知情人士說，儘管使用了自動銷毀的加密聊天，公司依舊發現她與富勒仍保持聯繫，因而十分擔心遭到報復。
富勒說：「有時候我真的希望什麼都沒做，因為現實實在太可怕。但我一直對自己說，不管結局如何，至少你做了正確的選擇。沒錯，現實是很糟糕，很殘酷。但是回到從前，重新來過，我一定還是同樣的選擇。」
最終，一份刪減過的霍爾德調查得以公開。（完整版本尚未公開。）列表上的第一條建議是「審核與重新分配特拉維斯·卡蘭尼克的職責」。調查建議發布後，卡蘭尼克無限期休假；七天之後，他宣布辭職。
卡蘭尼克的強硬導致了很多事情，比如他對自己和其他人的苛刻，他的咄咄逼人等等。但是在和富勒交談時，我沒有感覺到她是一個特別愛起衝突的人。相反，她很和善，讓我覺得與她交談十分愜意輕鬆。但是在她的書中，你會多次看到這樣的句子：「我下定了決心」，「我決定」，「我心意已決」……而在卡蘭尼克這類人身上，強硬的性格更加明顯。但終究，他還是被像他一樣意志堅定的人從他自己的公司趕了出去。從這點上來看，如果沒有這些醜聞，富勒本可以是一名理想的Uber員工。
柳暗花明
騷擾終於歸於平息，但富勒好像仍心有餘悸，時刻警惕著噩夢再臨。卡蘭尼克辭職後，達拉·科斯羅薩西（Dara Khosrowshahi）繼任執行長一職。有一次，富勒問科斯羅薩西，是不是還有私家偵探在跟蹤她；科斯羅薩西回答說，我會「制止這一切惡行」。（「他說，Uber使用私家偵探的行為『簡直變態』，」這是富勒描述的她與科斯羅薩西的對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令人難以置信』。」）
Uber現任CEO達拉·科斯羅薩西
我又問富勒，在她的博客文章和#MeToo運動之後，矽谷的大文化是否真正發生了變化，她思忖片刻，說，不是所有公司都跟Uber一樣。當矽谷文化裡根深蒂固的某些思想得到釋放後，Uber就是那個明顯的反面例子。讓Uber之所以變得如此烏煙瘴氣的是走向極端的顛覆心態——徹徹底底地無責任、完全信奉法律不適用。「我相信這種態度（在矽谷）是有一點改變的，」她說，「比較明顯的是，針對科技公司的重新審視。」
她說，她希望事情會越變越好，特別是現在記者們也努力讓大眾看到這些公司背後的種種——他們的價值觀、他們對待員工的方式。「如果一定要說我從在Uber工作的經歷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公司對待他們員工的態度，也是他們對待這個世界的態度，」富勒說。在Uber，公司對員工的輕視，也反映了他們對消費者的輕視。
不過富勒也謹慎地表示，自己早已不再身處科技行業。她的看法也和以前不同。我問她，矽谷是否需要好好思考一下，科技行業需要正視自己的本質。「我沒有真正想過這個問題，」富勒說。她早已離開科技行業，因此很難評說哪些方面仍需要改變。她最後一份工程師工作就是在Uber，2016年她離開Uber的同時也徹底告別了工程師身份。四年，對於瞬息萬變的科技行業而言，已是十分漫長。
大家也不必為富勒感到遺憾。她自己甚至覺得有些幸運。雖然她因為保護性騷擾的那些機構力量的阻撓，而錯過第一職業選擇（物理）、第二選擇（哲學）和第三選擇（軟體工程師），但她熱愛新聞事業，談到在《紐約時報》擔任編輯一職時，她臉上洋溢著喜悅。「我來對了地方，」她說，「這裡正是需要我的地方。」富勒正著手一個關於隱私的大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