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情，乃係確立了戀愛關係或婚姻關係以後，還和第三者保持親密關係的行為。通俗認為，「偷情」更多被用於婚姻關係以外的男女關係。清朝時期的《大清律例》中，這種特殊的親密關係被稱為「和姦」，也就是「男女雙方無夫妻關係而自願發生關係的行為」。除此之外，滿足一定條件的「刁奸」，也就是「誘姦」，也會被《大清律例》判定為「和姦」行為。
於法治社會中，「偷情」僅受道德準則的約束和譴責，並不受刑律管轄；但在清朝，這種行為不僅要受到傳統倫理道德和封建禮制的絕對限制，在《大清律例》中還有著明確且嚴格的懲治規定。
《大清律例》對「和姦」行為的懲治規定
在清朝乃至前朝歷代的律法中，對於「和姦」行為都採取了明確的反對態度，並制定了不同程度的懲治措施。從秦朝時期的「有子而嫁，倍死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浩誠，夫為寄之，殺之無罪」；到唐朝的「和姦者，男女各徒一年半」；封建統治階層對「和姦」的懲治措施雖然有著越來越寬鬆的懲治手段，但對於這一行為始終保持著「零容忍」的態度。
明清時期的刑律中，對「和姦」罪行的懲治規定雖然有了進一步的寬鬆，但在《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和姦」罪行都佔據《刑律·犯奸》的首要位置，懲治手段明確、「零容忍」態度更為明確。
《大清律例·犯奸》的第一條就明確規定：「凡和姦，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規定明確、不容置疑。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和姦」中的男女，擁有完全相等的罪行擔當。如果因為「和姦」導致女子有孕，但女子卻拿不出足夠證據證明有孕乃係「和姦」對象所為，則罪過由女子一人領受，「杖八十」。
如果「和姦」過程中，懷孕生子而且證據確鑿，除了「杖八十」的懲治手段外，男方還需要撫養所生子女，而女子的結果更為悲慘：1、是離異、外嫁還是售賣，聽憑丈夫處理；2、如果離異，女子返回本家，而財物則罰沒入官；3、在外嫁或者販賣的對象選擇中，姦夫並不在其列，否則姦夫和丈夫都會得到「杖八十」的懲治。
除此之外，在「和姦」罪行的周邊行為中，也有著數項較為明確的規定：1、「其非奸所捕獲及指奸者勿論」，也就是說，未經「捉姦捉雙」就舉報官府的舉報者，無罪；2、「媒合容止通姦者，減罪一等」，收容或者介紹別人「和姦」，也會得到相應懲治；3、「私和和姦事者減罪二等」，如果未經官府而私下處理「和姦」罪行，同樣罪不可恕。
由此可見，《大清律例》不但對「和姦」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而且對此有著較為系統、完善的懲治規定，能夠對這一行為起到有效約束並達到震懾目的，由此足以證明清朝統治階層對「男女偷情」罪行的重視程度。
那麼， 清朝皇帝們為何會對男女「偷情」這麼一件「小事」如此重視？
01、封建統治方式決定了對「偷情」行為的「零容忍」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法典制定充分借鑑了前朝歷代刑律的得失成敗、經驗教訓，於順治元年便開始著手「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制定「清一代之刑法」。經過康熙、雍正兩朝的系統、完善發展，終於乾 隆五年編定《大清律例》，「刊定成書，布告中外」，並未經任何更改、只增添例文一直沿用到了清末時期。
雖然《大清律例》較之前朝歷代有著明顯的發展和完善，但其制定依據依然來源於禮制，目的依然是維護禮制，也就是《清史稿·刑法志》所說的「政也，刑也，凡皆以維持禮教於勿替」。封建統治階層認為：「君子上下數千年間，觀其教化之昏明，與夫刑罰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亂之故，綦可睹矣」，也就是說封建皇權社會以法治和禮制這兩大武器來實行皇權統治，其中禮制佔據主導地位並依然是決訟辦案的主要依據。
「偷情」這種嚴重有違傳統倫理道德和封建禮制的行為，自然會成為統治階層必須嚴格約束和管控的所在。
02、「皇權不下縣」對「偷情」行為的積極影響
在奉行「皇權不下縣」統治方式的清朝時期，縣級行政單位以下一般由地方鄉紳承擔社會管控任務。地方鄉紳又多以深諳儒家之道的秀才、舉人們組成，自然將封建禮制和倫理道德奉為圭臬。也就是說，在清朝時期的基層社會，禮制約束較之刑律管轄佔據著更為顯要的地位。
在清朝時期的基層社會，「偷情」不但是男女自身的「醜事」，更是給其身後家族乃至其所在地區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的不恥行為。對於這種行為，家族族長乃至地方鄉紳自然會給予「零容忍」的態度，更會給予嚴厲的懲治手段。作為維護皇權統治的大清刑律，本身就源於禮制並維護禮制的《大清律例》，自然會給予基層社會管控手段以絕對支持，用律法制定來維護地方鄉紳的管理權威和管理依據。
03、「偷情」行為對社會管控的負面影響
無論是清朝時期還是現今社會，「偷情」行為都會嚴重影響家庭和諧，影響夫妻感情，由此引發的矛盾衝突幾乎都會發展成為刑事案件，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和諧。在《大清律例》中，有著「凡婦女與人父子和姦，並致使其子因奸謀殺親其父，釀成逆倫重案者，將犯奸之婦實發駐防兵丁為奴」的情況說明。也就是說，在清朝時期，因為「和姦」而引發的刑事案件乃至荒唐的逆倫重案、大案都是極為常見的所在。
基層社會的穩定程度，直接影響皇權統治的穩固程度，「偷情」行為在有傷風化、有違封建禮制的同時，還直接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大幅度提高了刑事案件的發案率，自然會被統治階層所不容。
後記
《大清律例》對於「偷情」行為採取「零容忍」的堅決態度，並予以了嚴苛的懲治規定，雖然是禮法凌駕於律法之上，人治超越於法治之上的封建法律本質，但這畢竟是鑑於皇權統治所需，鑑於封建禮制約束的必然結果。
正如《清史稿·刑法志》所言，「中國自書契以來，以禮教治天下。勞之來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偷情」行為，在清朝時期被嚴格懲治、在現今社會受道德譴責和約束，均系應該「匡之直之」的所在，應嚴格摒棄之。
參考文獻：《大清律例·犯奸》、《清史稿·刑法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