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疫情突然給這個理念按下中止鍵後，我們不得不思考：如果工業公共時間不能繼續，怎樣生存？什麼是替代的，但更有意義的存在？
從影響範圍、緊迫程度和未知性來看，疫情大危機揭示的是百年未曾遭遇的全人類災難。更令人心情沉重的是，它預演著未來百年將換腳本上演的同類型大災難。現在的思維方式和認知工具都不足以深刻思考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
值得推薦的道路是回到哲學層次去反思。不僅是20世紀哲學家翹楚，海德格爾還是公認的危機哲學家。以他個人的時代經歷，危機遭遇和生命意義都是他的核心關注。當我尋找可以與當前的全球危機相對應的思想工具之時，海德格爾和他的《存在與時間》就是當然的選擇了。
當疫情突然給這個理念按下中止鍵後，我們不得不思考：
1如果工業公共時間不能繼續，怎樣生存？
2什麼是替代的，但更有意義的存在？
以今日之疫情現象，任何低於哲學層次的反思都是對人類悲慘遭遇的無情浪費。同時，疫情隱示全人類的生命與生存問題。只有依靠對生命和生存的高度理解，我們才可能獲得問題與理解之間的認知勢能落差，獲得解決問題的思想力量。假如對於蔓延全球的疫情沒有痛苦攀登的、缺氧似的理解，問題要麼就此吞噬我們，要麼換一件更加令人窒息的馬甲，重新出現！
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已經為反思準備了思路和概念工具。它們最適合感悟大災大難的經歷，例如當下的流行病肆虐和商業大蕭條。因為專業相關性，我們選擇用海德格爾的哲學反思商業的存在與時間。
危機是存在的基本經歷。人們通過三種方式感知存在：
被拋入（Thrown）；
遭遇危機（Encountered）;
自我展現（Disclosed）。
對任何有意義的生命，三種存在經歷都會發生。值得重彩描繪的是，遭遇危機時，一些人們平常完全無感覺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突然邁向意識的前臺。瞬間，我們發現值得高度關注的新價值。例如，時間時態。
針對「保持社會距離」的防疫政策，喬納森·庫爾金斯（Jonathan Caulkins），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提出一系列用時間製造空間的方法：
改變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表，重新排班。許多工作沒有必要遵守習以為常的固定時間。
多班制，每一個工作時段少一些員工，多一些空間，保持社會距離。
野外建築工地和室內空曠的建築場所可以讓工人晚來晚走。
零售店也能推廣預約制度。家具店可以結合線上展示和線下到店看貨預約。把過去消費活動的流程合理分離，再整合。
庫爾金斯商業再設計思維的核心是「時間和時態」。因為疫情，對稱的、連續的、標準化的、公共的、線性的「工業製造和消費公共時間」（簡稱工業公共時間）突然終止。不習慣地遲疑之後，經歷居家隔離「錯亂」的私域時間體驗，人們發現，工業公共時間不是天賦不可變的。
通過庫爾金斯的時間再設計，我們能直觀並淺顯地感知隱含在商業現象裡的工業公共時間。海德格爾的「時效性」遠不止如此。經濟學家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告誡弟子們：準備好理論，等待危機。因為疫情危機，我們也準備好接受海德格爾的「時效性」（Temporality）的存在理論。
工業公共時間是怎樣成為日常起居的主軸線的？現代管理中的第一幅組織結構圖提供了重要線索。19世紀中葉，伊利鐵路公司（Erie Railroad Co.）已經從紐約向北延伸500英裡。同時，火車事故不斷，因為各地時鐘反應的是當地社區的生活節奏，或快或慢。沒有標準化的公共時間，公司無法制定列車時刻表。伊利公司的第一任總裁麥考夫利（Daniel McCallum）用一張組織結構圖規範沿途車站的管理行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保持與紐約時間同步。與同一張列車時刻表對應，垂直等級式組織結構圖顯示管理的上下控制關係。由此可見，人們在改變時間時態的同時也改變了組織存在的形式。
同一時期，泰勒的「時間與動作研究」（Time and motion study）奠定工業公共時間在現代管理中的主導地位。用一隻碼錶，工程師泰勒（Frederick Taylor）研究時間、動作和工作流程的關係。泰勒把一個時間刻度內的工人生產動作標準化。它開始了定義生產效率的泰勒主義（Taylorism）。延續泰勒的效率思想，福特（Henry Ford）建立汽車生產流水線。標準化的、線性的、連續不斷的工業公共時間成為普遍現象。
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泰勒的時間動作比的效率思想從個體勞動者研究上升到全組織，成為現代商業企業的時間意識形態，即主導一切行動和規定行動表現的思想體系。率先推動這場運動的是幾家美國的商業諮詢公司和教授。始於上世紀50年代，波士頓諮詢（BCG）、麥肯錫（McKinseyCo.）、貝恩（Bain & Company）、ADL（Arthur D. Little）琢磨著怎樣把商業主意變成生意。與此同時，經濟學家錢德勒（Alfred Chandler）和美國蘭德公司研究員安索夫 (Ignor Ansoff)從理論上開啟商業持續成長的討論。哈佛商學院接過衣缽，推動策略規劃思想，輔助企業成長時間線。到了20世紀末，核心競爭力、競爭優勢和可持續競爭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商業思想的統治地位。從普魯哈拉德（C.K. Prahalad）到波特（Michael Porter），商業思想的目的和責任就在於不斷延續企業生命，讓企業基業長青。值此，工業公共時間的永恆時態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主導價值。
回到海德格爾的感知存在的三種方式（被拋入，遭遇危機，自我展現）。我們已經「被拋入」工業公共時間的存在狀態很久，很久了！如果這次疫情有任何哲學意義上的積極效果，那就是因為遭遇危機，我們認識到存在的「時效性」，勇敢地承擔自我展現的個體責任。沒有「自我展現」，「被拋入」和「遭遇危機」都會淪為「虛偽的存在」（Inauthentic Being-in-the-world）。只有意識到「自我展現」，才可能實現有意義的「正宗的存在」（Authentic Being-in-the-world）。
我們「被拋入」工業公共時間，喪失存在意義的例子俯拾皆是。以我熟悉的商業策略管理教育為例，半個世紀以來，策略規劃的概念和理論框架完全由工業公共時間定義。它基本上遵守管理諮詢活動而派生的語言習慣。作為商業策略的教育工作者，我20年重複同一套語言體系，因為它由縱橫交錯的各類教學手段支撐著，因為它與它合謀的體系形成循環定義價值和表現的範式。我們的教學評估和升遷也已經嵌入這個範式中。我們循規蹈矩，玩同樣的遊戲，纏繞在其中，緊緊地「被拋入」。
怎樣才能開啟正宗的存在？存在從思考時間時態開啟。不要問「什麼是時間」？而是要堅毅的展現「我是我的時間」！（I am my time）。我是「我時間」的開啟，我是「我時間」的終結者。
可是，我無法單獨存在。我必然與過去一切存在相連接。通過關照（Care）周邊事物，通過服務和有用（Serviceability and usefulness），我建立起與其他人與事物之間的相關性（Reference）。相關性如雪泥鴻爪, 隱約難辨。於是，我發動顯著的事件（Appropriating conspicuous events）。事件賦予相關性以象徵意義的信號，進而構建成為一套解釋語言體系（Hermeneutics）。於是，我的時間與過去所有的歷史相連接。正所謂，草蛇灰線，卻伏脈千裡。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歷史性（Historicity）是我感知存在的重要時間維度。但它不是主導活動。「我時間」最重要的活動是面向未來的「自我展現」。通過關照，通過服務和有用，通過建立相關性，通過發動顯著事件，通過形成有信號意義的解釋系統，我向未來「自我展現」。未來時態（Futurity）不存在，除非我用堅定的意識去推動。意識力量所達之終點便是「我時間」的視界（Horizon）。我期盼終點，因為只有到那時，我才真正完成一切生命潛在的可能性。之前，我都無法全然理解存在的意義。終結、限制、死亡，它們不是「我時間」消失，而是我的存在與無邊無垠的自在（Dasein）歸為一體（Attunement）。
海德格爾把時間終了解釋為人的意識創造活動的必然歸宿。時效性、人的有限性（Human finitude）、意識創造活動、生命意義，它們必須綜合在一切理解。海德格爾揭示工業公共時間主導的存在是虛偽的存在。同時，他說明，因為「我時間」有終了，我才會迫切地去關照周邊值得關照的，並與他們共同存在（Being-in-the-world-together）。
結合海德格爾學說，新冠病毒之災促使我們每一位企業家思考下面的問題：
我的危機遭遇剖現出哪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既然時效性是存在的根本，我的商業存在會怎樣終了？
周邊環境中，誰是值得我關照的人，什麼是值得我關照的事情？怎樣通過我的服務和有用構建共同的存在？
如何設計顯著事件去開啟時間？
在怎樣的時間終極點，以什麼樣的事件，慶祝了結，和光同塵，重新開始？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與其執念可持續競爭優勢，是否給不同業務各自發展的生命版本？
詩人艾略特（T.S. Eliot）寫道：探索莫停，終了在起點，如初相識。因為時效性，每一場存在都有意義。由於疫情遭遇，我們終於理解，我時間，我關懷（I am my time, I care）！
【教授簡介】鮑勇劍，加拿大萊橋大學迪隆商學院終身教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項目特聘教授。本文轉載自復旦管院公眾號（ID：Fudanguan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