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從社會環境論，清代湖北學術缺少強有力的外在支撐，發展後勁不濟。學術的發展需要有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有清一代，江浙地區堪稱學術發達之地。這與流寓江浙的徽商對學術的資助密不可分，江浙地區藏書事業發達，且有一批學者性官員積極籌劃大型圖書編纂與刊刻事業，對學術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但清代湖北的學術卻沒有如此幸運。
從影響學術發展的社會環境看，清代湖北面臨著諸多困境：其一，學術缺少穩定而持續的經濟支持。清代湖北的經濟重心在漢口。但漢口的商業是「碼頭經濟」，屬於中轉貿易性質，商人流動性大，無法形成足夠資本的商業規模。與揚州商賈大多具有較好的文化素養、徽州商人多熱心文教事業不一樣，漢口商人主要來源於黃孝、天沔、黃岡，文化素質偏低，對學術投資的興趣不大。在這樣的氛圍下，湖北學者很難得到來自社會的經濟支持。由於經濟相對不景氣，學術不能「盈利」，商人又不願投資學術，故湖北學者生存境況普遍不好，縱有著述，也難以刊刻行世，「翼道有心，殺青無力，異代知音，千秋有幾？」（盧弼《潛廬類稿序》）其二，清代湖北地區公共圖書事業不夠發達，缺少可以為學者提供足夠參考的藏書樓。其三，湖北缺少有足夠影響力的文化官員來從事學術事業的策劃和領導。在江浙、安徽，徐乾學、朱筠、阮元等官員學術修養甚高，無論任職京師或地方，都熱心學術事業，注意提攜和扶持同鄉學人，在他們的幕府中積聚了一批優秀的學者，形成一個個學術中心。湖北有清一代，雖有畢沅這樣的文化官員在乾隆五十一年、五十三年和六十年三度任職湖廣總督，但是畢氏是江蘇人，府中延攬的多是江浙地區的學者，並未給湖北的學術發展造就傳承薪火的繼起者，隨著畢沅的離開，這些學者也紛紛離去。
第三，從學術性格論，湖北學者多尚「自潛修」，學術研習之風不甚濃。學術的發展離不開學者之間的切磋和交流，比如在考據學發展的過程中，以書院為依託的「江南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湖北學者不尚講學的習性，盧弼曾敏銳地指出：「楚士多自潛修，恥尚誇耀，黯然日章，期合古道，聲華標榜，未之前聞。」如天門胡承諾「以講習義理為業」，窮年誦讀，無書不窺。胡氏所著《繹志》考據古今，論及修身處世、經世致用、儒家義理以及諸子百家之說，然胡氏以隱居處世，「韜晦之深，過於船山」（錢穆《清儒學案序》），胡承諾棄世一百五十餘年後，《繹志》方於1839年由李兆洛刊刻。
清代湖北的學術研習風氣也不甚濃厚。通常來說，古代學術研習的場所有書院和專業性學術機構兩種。清代湖北書院雖然從數量上說不可謂不發達，但書院以考課為主，諸生所學多為「八股制藝」或「時文」，也沒有能「預流」學術風氣的學者「誘接後進」。故清代湖北書院幾乎沒有以致力於純學術研討而著稱者。書院之外，專門的講學團體或機構在帶動區域學術風氣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浙東學派為例，從1668年到1675年，黃宗羲發起並主持甬上講經會達八年之久，為浙東培養了一批著名的文史名家，反觀湖北，專門以研討學術為宗旨的講學團體或機構在清代則始終未能出現。
清代湖北學術的沉悶局面至晚清張之洞主鄂時始得一舉突破。張之洞推行新政，給湖北帶來新的經濟格局和新的文化氣象，晚清湖北在新學格局中成為引領風潮者，並最終成為辛亥首義之地。（雷平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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