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石學子成「東縱」骨幹

活動現場

皈塘古村許多古老的建築都留下了革命的足跡。

抗日戰爭時期，嶺南一大批知名學府北遷至韶關樂昌坪石等地，在一群進步的「坪石先生」引領下，有多達600多名嶺南學子加入東江縱隊，成為廣東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骨幹。

8月1日，韶關市在樂昌坪石鎮舉行了「追憶先輩足跡·重溫烽火歲月」華南研學紀念八一建軍節系列活動。韶關市政府、韶關市文廣旅體局、韶關市退役軍人事務局、韶關學院有關負責人和樂昌市人民武裝部、駐樂部隊、樂昌市有關單位代表160多人走進坪石鎮，深入了解韶關在人民軍隊初創時期的歷史淵源，共同追尋「坪石先生」的歷史足跡。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卜瑜 通訊員侯建良、盧明軒、徐風爽

人民軍隊與這個小鎮關係緊密

活動由韶關市華南教育歷史研學基地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辦。當天上午，在坪石鎮皈塘古村活動現場播放了老兵寄語視頻，駐樂部隊官兵合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表演了軍體拳，參觀了梅龔彬與南昌起義現場展板和皈塘古村革命舊址，還進行了野外徒步拉練。隨後，在場人士共同前往武陽司村，參觀了《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教育歷史陳列館、亞南書舍和炮樓舊址。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了解到，坪石鎮與人民軍隊的初創時期有著緊密聯繫。南昌起義軍南下潮汕失利後，1927年12月，朱德率起義軍餘部800餘人穿山西進、輾轉千裡來到了韶關，幫助廣東黨組織推動了北江農民運動的蓬勃開展，同時開展新戰術練兵運動，從而基本形成了朱德遊擊戰思想，開創了中國革命武裝起義與工農運動相結合、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並舉的嶄新局面。1928年1月，朱德在梅花楊家寨召開軍事會議，策動宜章暴動，制定湘南暴動計劃。2月1日，在樂昌黨組織和坪石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取得了著名的「坪石大捷」，為後來井岡山會師、創立紅四軍奠定了堅實的物質、武器基礎。

600嶺南學子加入東江縱隊

同時，坪石鎮也是1940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國立中山大學、省立仲愷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省立執信女中、香港私立嶺南大學、澳門培正培道等學校的辦學舊址，是記載著華南教育歷史、傳承華南教育文脈的重要地點。抗戰時期，國立中山大學等院校遷至坪石辦學，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梅龔彬曾參加1927年南昌起義，被編入葉挺的部隊。他在第十軍第二十四師第七十一團任指導員，經歷潮汕失利後輾轉浙江策劃浙東暴動，1941年到中山大學法學院任教。師範學院教師許幸之曾在蘇北新四軍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化工作，兩位先師均與人民軍隊有著很深的淵源。

梅龔彬在回憶難忘的「坪石生活」時說：「當時校內國民黨、三青團的活動很猖獗，我團結那些傾向進步、學識淵博的教授，在抗戰時期粵北僻壤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搞好教學，這樣就能以正壓邪，使不學無術的反動教授相形見絀。」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在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下，由中山大學文學院畢業生曾生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即後來的東江縱隊）開始了著名的歷時11個月的 「省港大營救」，解救了近800名的文化名人和政要及國際友人返回內地，這其中就有後來到坪石國立中山大學任教的馬思聰、許幸之等人。

1944年夏，中共地下組織動員了600多名中山大學、省文理學院、嶺南大學、中大附中、培正中學等學校的黨員和進步學生參加東江縱隊的抗日武裝鬥爭。其中包括梅龔彬的學生在內的中大學生有200餘名，他們大多參加了東江縱隊舉辦的青年培訓班。培訓結束後，這批學員被派往粵北、粵西、珠三角地區繼續從事革命武裝鬥爭，並很快成為各條戰線的骨幹。如東江縱隊政治部成立的政治工作隊，東江縱隊司令部聯絡處等都有很多中大學生。1945年，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中將東江縱隊與瓊崖縱隊與八路軍、新四軍並稱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 1946年6月東江縱隊主力北撤山東省解放區，後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

故事

梅龔彬的古鎮陋室成師生的「世外桃源」

由梅龔彬的孩子梅昌明整理、團結出版社出版的《梅龔彬回憶錄》中，記載了梅龔彬的妻兒在炮聲中千裡迢迢遠赴坪石的艱難「尋父尋夫記」。「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對英美宣戰，並且佔領了上海的租界，我們家在上海就待不住了。當時我父親在廣東坪石中山大學教書，我母親不顧親友的勸告，也不顧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難，毅然帶著一家老小六口人(包括我外婆、弟弟和兩個妹妹)，離開上海到坪石去。一路上共走了一個多月，對於我來說這是我一生中難忘的經歷。」

「這一段路，真是千裡迢迢，歷盡艱辛，一家老小能夠平安健康地到達坪石，真是一個奇蹟。記得我們離開吉安的那一天，趕上敵機來轟炸，我們一家人正好在空曠地帶，無處躲藏，沒想到萬惡的日本飛行員竟低空向人群掃射。當時我們只好趴在地上等死，等敵機過後，每個人摸摸自己的腦袋，覺得還活著，再看看身旁的親人，沒想到全都活著。當時全家那種慶幸的心情，真是難以用筆墨來形容。」

「到了坪石以後，全家總算與父親團聚了，可是新的問題又來了。當時我們已經一無所有，要靠我父親教書的薪水維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母親只好又出去找工作，終於找到與坪石鄰近的湖南宜章縣的一家中學去教書。坪石到宜章相距30裡，中間還隔一座大山，為了全家的生活，母親只好步行到那裡去，平時住在那裡，假日來回60裡路翻山越嶺，來看望全家。有時她身體不好，走不動，就由我來當坪石和宜章之間的通信員。」

梅先生自己在回憶這段坪石生活時說：「家人的到來使我喜憂交加。高興的是顛沛半生之後總算能和家人共享天倫之樂了；擔憂的是我的微薄收入難以維持一家七口的日常開銷。我理解妻子的苦心。她不願在上海受日寇的奴役，更不願讓孩子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坪石的生活再艱苦，她也要穿越敵人的封鎖線跋山涉水來到我的身邊。妻子很體諒我，幫助我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讓我集中精力做好學校裡的各項工作。為貼補家用，她變賣了從上海帶來的衣物，並不顧山道崎嶇，到幾十裡外的湖南省宜章縣一所中學去教英語。我的老嶽母操持全部家務。由於她老人家精打細算，量入為出，使全家日子過得挺舒坦。」

「中山大學的學生大都來自淪陷區，對他們理應倍加關懷和愛護。我家的經濟雖然不寬裕，可餐桌總是向學生開放的。學生們常來我家研討學術問題和議論國際國內時局，往往一談就是幾個小時，到了開飯時間總有兩三位留下來用餐。老嶽母是個熱心腸的人，見到青年們享用她親手烹製的粗茶淡飯時，臉上總是露出慈祥的笑容。她也在為革命做貢獻，雖然老人家自己並不知道。川流不息的學生使我的茅舍充滿了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