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石先師文叢（41）：我對朱家山年代中大附中的回憶

• 作者：司徒漢賢

　　按語：

　　本文是抗戰時期在坪石復辦的中大附中的情況介紹，由校長司徒漢賢[1]撰寫，文中細節很多，從坪石寫到仁化扶溪、梅縣，提到了很多人物，例如有李漢魂、金曾澄等子女以及鄒儀新弟弟等人在附中就讀。因為如今坪石朱家山已經建滿樓房，無遺蹟可循，所以，廣東省「三師」專業志願者建議關於中大附中的紀念放到坪石管埠一帶呈現。

　　抗戰時期位於坪石的中大附中和現在的華師附中、實驗中學、中大附中等學校有直接關係。

　　司徒漢賢一直在中大附中堅守、並帶領中大附中度過難關回到石牌的教師之一，解放後一直在華師任教。

圖為司徒漢賢，1943年至1945年任附中主任（校長）。（照片由謝昶提供）

• （在抗日戰爭後期最為危難的時刻，他帶領師生從附中輾轉撤退，直至勝利回到廣州。）

　　司徒漢賢（1911年—1983年），廣東開平人，教授。1936年畢業於嶺南大學教育系。1937年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教育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香港、廣東、湖南等地任中學教師，中學校長，中山大學、嶺南大學教授。1952年起，任華南師院教育系、外語系教授。1972年在華南師院圖書館從事外文圖書分編工作。1975年退休，1983年逝世。

一、朱家山復校——「五年一貫制」和「六年一貫制」

　　1940年秋，中山大學由雲南澄江遷回粵北坪石。1941年9月，決定由師範學院管轄，復辦附屬中學（原中大附中建校於1924年，她的前身是兩廣優級師範附屬中學，始創於1909年。1938年10月中大附中因廣州淪陷而停辦）。當時，師院設在管埠，離中大校本部20華裡。附中設在離師院10華裡的坪石火車站南端的小丘陵，地名叫朱家山。火車站面對的則是馳名的古蹟金雞嶺，相傳為洪宣嬌練兵抗清的險要山寨。附中復辦之初，由中等教育專家張文昌兼任校長，嗣後，譚祖蔭教授及心理學家段錚曾先後兼過附中校長，1943年春由我接管。當時我提出以不參加國民黨為條件。我每逢周五下午至周六回管埠講授教育心理學和青年心理，周日步行20華裡到坪石街（鎮）參加大學校務會議，然後回附中工作5天。我不在校時，校務由教導主任黃樹全代管。

圖為水彩畫《金雞嶺秋晨》，劉崙1943年於朱家山的寫生畫。

　　當時，中山大學為國立大學，社會各界及我們本身認為，附中也實際上是國立中學，並非一般的員工子弟學校。因此，辦學認真，要求嚴格，意圖將附中教學質量提高，並富於創新。首先我們嚴格把住招生這一關，學生須經嚴格考試，試題保密，擇優錄取。由於大學部教職員工對子弟的小學教育比較重視，附中錄取的學生質量較好，全校學生除3人情況特殊外，全部為寄宿生（據1942年統計，附中學生人數為210人），學生除周末外，不得回家住宿，每日晚飯後的散步，亦限於學校附近的一定範圍。這樣的嚴格管理，受到家長的歡迎，亦有助於學生專心學業。因此附中學生生活質樸，一心向學，雖然抗戰時期物質條件較差，但精神方面的充實，使附中師生不但成績優秀，愛國抗日，樸實勤奮也在校內蔚然成風。

圖為水彩畫《坪石朱家山附中宿舍》，劉崙1943年作於朱家山的寫生畫。

　　張文昌任校長期間，開始在附中試行一些教學制度的改革和探討。他曾在教育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中學教育的高初中各歷三年的三三制，不少課程有不必要的重複，主張改為六年一貫制。並可試辦五年一貫制。此議在當時就引起過爭論，但最後終於在附中付諸實踐。因此，朱家山當時就試招了新生（高中只招三三制，五年一貫制只招一期試辦，六年一貫制每年招生，直至1945年秋才全部恢復為三三制)。不過，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物質條件相當困難，學校當局亦無力特別為新的學制編寫新的教科書，只是選用國內外的教材，重新組合。有些不免不成熟不完善，但畢竟是邁出了改革的步伐，架子也搭起來了。這種勇於改革的精神，在附中教學歷史上是值得記載和紀念的。

　　重視課外活動和體育鍛鍊，也是朱家山時期的一個特色。當時的物質條件雖極困難，附中師生卻齊心協力，美化校園環境，把朱家山收拾得幽靜雅潔。師生自己動手就地勢修建了一個運動場。劉崙等幾位老師率領了一群他稱為「小鬼」的小同學，在西南角松林中開闢了一個課餘活動場所，命名為「聽松園」。何照東老師指導學生排演用英語演唱的小歌劇。劉崙老師指導學生組織了宣傳進步思想宣傳抗日的造型詩歌晚會。我們還請師院教育系李素心同學來校為一些學過鋼琴的學生進行輔導，還曾積極籌劃辦小提琴教學班（後因戰事未能實現）。上述活動豐富了朱家山時期附中的校園生活，使校園不僅有良好的讀書風氣，課餘生活也生動活潑，情趣盎然。

　　1944年初夏，附中在朱家山復辦已近三年，師生們十分珍視朱家山這三年的艱苦歷程和師生情誼，為了給這一段生活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學校師生特地將當年的6月1日定為「附中日」，舉行集體活動，進行熱愛母校的教育，要求全體師生愛國愛校，以朱家山這一段抗日求學的經歷作為畢生為人處事的動力，並提出以後每年的6月1日，均舉行類似活動，將朱家山艱苦創業、勤奮學習的精神代代相傳。1944年6月1日晨8時，天朗氣清，運動場上彩旗飛揚，舉行了熱烈的慶祝儀式，隨後有籃球賽。晚上，舉行了詩歌話劇晚會。趙力田同學演唱了痛斥漢奸的著名歌曲《你這個壞東西)，另一位已決心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人民武裝東江縱隊的同學演唱了《將軍騎馬去了》。全體師生就這樣度過了一個凝聚著朱家山人高尚情操的節日。隨後不久，附中學生陳大德、崔克玲、陳慕靜、陳遐瓚、陳蔭儀、鄺鳳琴、施偉斌、陳文熙、梁漢剛、趙力田、周健華、張榮祖共12人毅然離校，奔赴東江參加東江縱隊，走上了抗日的戰場。

二、別矣，朱家山

　　1945年1月，敵人正南北夾攻向粵北進犯，日漸迫近坪石，形勢緊張。中山大學向何處疏散逃避的問題，已提到議事日程。當時大學部有兩派意見：以校長金曾澄和醫學院、師範學院兩位院長何青帆為代表的一方，主張隨同國民黨政權廣東省政府東遷梅縣，以防一旦與中央失掉聯繫時，可靠省政府解決經費問題。以教務長鄧植儀及總務長何春帆為代表的另一方則主張西遷連縣。學生三五成群，晚飯後坐在運動場焦急地等待我的消息。方向目標既定，我們立刻做各項組織準備工作。疏散開始，附中員工有百餘人隨大學部分學院的人員往連縣方向撤退，但多數師生約近200人，包括金曾澄校長的三個女兒及一些院長教授子弟，由附中組織隨大學校本部經樂昌，往仁化方向撤退。我去韶關、樂昌了解東遷的路線情況，並向粵漢鐵路局局長杜鎮遠求助，他臨急批撥兩個高邊（即運貨的豬籠車皮）給附中。我當時有一個信念，並實際貫徹：一艘輪船遇難，船長要最後一個棄船。我懷著這樣的心情，與劉崙老師和號兵共三人，送別了撤離的師生，列車平安通過「梯子嶺」隧道向樂昌駛去。不久，爆炸隧道的聲音響徹金雞嶺，我當晚乘省銀行最後撤退的長途汽車跨九峰山到樂昌，再見到朱家山兒女，恍如隔世。翌晨參加了大學部的校務會議，領到了款項，決定繼續向仁化扶溪進發。這一年我33歲，附中的一些得力骨幹，還不到30歲。因為學生年幼，教師們都自覺地把責任承擔起來。

　　當時，中山大學校本部繼續向梅縣進發，醫學院留在樂昌，訓導長陳劭南和工學院院長陳宗南留在仁化董塘，我們附中收編了各單位的流散人員，好不容易步行到了仁化縣城，經大學部批准，擬撤退到仁化的山區扶溪複課。這時仁化縣城已一片混亂，從韶關撤退來的韶州師範的學生紛紛出賣教科書，我們則儘量採集，並搶購一批藥物如撲瘧母星、普濟丸、紫藥水、膠布等，還有蠟紙、粉筆之類的教學用品。縣豪紳卜老三建議，可以取小道到扶溪，免除15裡爬山（八上七下）的勞累。

　　於是，我們的「長徵」真正開始了。沿途經過錦江旁峭壁、單邊路。適逢大雨，雷電交加。年青力壯的麥樑賢老師和體育老師祁宇洪，像一雙戰馬，他們頭戴運動帽，腰掛童軍刀，精神抖擻作先鋒，我和黃樹全殿後，其他老師分散插在隊伍中間。突然聽到尖銳的叫聲「校長！向左還是向右呀？麥老師們走在前頭不見了！」（似是毛美的聲音）單邊路滑，我不敢擠上去，於是，傳令停下腳步，待麥老師回來接應。雷雨稍停，太累了，想找個地方休息。在農曆年晚，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望見200公尺外，有微弱的燈光。靠電筒照明，踏著泥濘小路，朝向燈光走過去，原來是個破廟，前廳有個傷兵，後廳還有兩個軍官，指劃著地圖，不和我們對話，等了十分鐘，他們撤退了。我們進了破廟，還是靠電筒照明，打開半溼的被服睡了一夜。清晨麥老師找到我們，說憑卜老三的大名在村莊一個大戶說好了讓我們呆一天半天。隊伍開進大戶，烘被服，睡覺，各行其事，帶來的藥物都發揮了作用。朱家山兒女們經得起風雨，沒有一個發大病。

　　下午繼續前進，挨晚到一個小鎮「聞韶」。是一個在仁化時就預定的中站。鎮上百來戶人家，都是靠造紙過活。此地很幽美，晚上卻陰森得可怕。適逢春節，決定在此過年，待打聽好扶溪的情況才走。

　　過峭壁，遇雷雨的印象是深刻的，但最困難的事情還是在聞韶發生。一天傍晚，有一群高年級男生醞釀不去扶溪，提出離隊，要擺脫敵人的包圍圈。我們立即開緊急會議，認為不能強留他們，還是主動替他們組織起來好，我宣講了學校的看法和決定。我說情況已到了「合則兩傷，離則兩利」的地步。條件是：一各人提出申請，具結；二最少有兩位老師同行，做領隊，不得已時可以分成兩股。滿足這兩個條件，學校即按存款比例發給他們，還可以徵求一個工友隨同出發，如途中遇到困難，隨時折回歸隊。翌晨，陸興焰（國文老師）、梁植樞（事務主任）領著他們出發去了！

　　即晨十時，梁老師與二三同學折回，說中途遭遇過境敵人射擊，陸老師與諸兆永同學遇難（最近我們接到來信說當時遇難的還有林德雄同學）。另一同學林大樟中彈，其餘十來人衝過去了。我不便離開聞韶，即派黃榮謙老師羅護士（男）奔赴現場，黃老師留羅護士辦理後事，自己則急返聞韶匯報，證明梁老師所報屬實。林大樟有農民用土法為他治傷，留在農民家裡。這件事給我們很大打擊和教訓。增加了我們對日寇的仇恨。兩天後林同學曾返聞韶一次，我們給他一些錢，囑他安心調理。

三、附中在扶溪

　　我們了解到不少中大的人在扶溪住下。虞仰泉先生負責校本部工作，聯繫仁化附近的中大師生員工。

　　從聞韶到扶溪不遠，這一段路如何走法，現在一點印象都沒有。我們的長徵是結束了，聞韶事件是無法彌補的。我們到了扶溪即向虞夫子匯報，他安排我們住中心小學。我們接辦（恢復）了中心小學和籌備附中複課。中學老師不夠，請大學老師補充起來，課室、宿舍不夠則加借祠堂或租用民房。另派幾位老師（其中有師院大學生）到長江鄉設分校，收學谷。扶溪方面小學及中學插班生都收學谷，以當地學生的學谷養附中的學生。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在敵人的包圍圈內的，抗戰的前途是樂觀的，當前的處境是困難的，員生還得時刻準備著，可能有一天由部隊帶我們突圍。

　　日常校務由黃樹全、黃榮謙負責。我差不多每周要下山次，扶溪山是上七下八的（從扶溪方面算）共15裡。到了縣城首先是找縣長李均明談糧食，其次是找移駐仁化的衛戌司令林廷華，了解抗戰情況。當時我對蔣介石叛變的情況是十分閉塞的，而他們對「國共之爭」絕口不提。一味誇獎執信女中和中大附中很負責任。我意識到他們和文化界接觸是有警惕的。我亦不談政治問題，能從政府拿到幾擔糧食或黃豆就滿足了。事實上當時縣府也是很困難的，幾百人的夥食不能就此解決。

　　我們以校本部的名義，以附中複課招插班生為條件向當地借糧。民團大隊部公開為我們籌集糧食。士紳們都說自己沒有谷，說：「無谷」，會議沒有結果，一鬨而散。後來知道，要落實借糧，非把躲在村裡的秀才譚南若請出來不為功。於是，虞夫子和朱子範教授推我帶著請帖當說客，利用同姓關係，請譚太衝教授同往。見到譚南若，譚教授說:「我們也是從江西經南雄珠璣巷到廣東來的，我們臺山姓譚和仁化姓譚的同出一源。」「五百年前是一家」，這樣說認起本家來了。我們繼續把話題引到附中複課的問題上來，譚南若希望我們多招插班生，將來帶回廣州去，我說：「是呀，若干年後，他們考人中山大學，畢業後就有幾個大學畢業生，回來服務桑梓，多好呀！」我們一方面訴諸宗族感情，另一方面動以前途利害。譚南若很樂，他立即接過請帖，答應依時到鎮上來赴席。翌日，校本部另派人下山約請卜老三，他除了答應赴席外，還要帶頭為中大員工呼籲。到時擺開筵席，酒過三巡，卜老三為了表現他的號召力，果然為首發言，譚南若不肯示弱，立即響應，先前說「無谷」的紳士們各人都認了若干擔，總計在席上得了600擔谷。流落扶溪的中大員生（包括附中的）人人有份。這次借糧，是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

　　春去夏來，男生沒有夏衣，較年長的女生金梅子（金曾澄校長的大女兒），帶頭為男生車制夏衣（背心），布料是從朱家山帶來的布幕。團結友愛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四、越過封鎖線

　　校款不濟（對我們來說校款是糧食的同義語），我曾跑了數十裡路，到城口謁見當地駐軍莫福如師長。同行還有法學院教授劉躍粲和滯留扶溪的紡織專家李飛揚廠長。我的目的是捐款，他們的目的是結識當地駐軍。師部及下屬各團各捐了些款，說是給附中做夥食費的。

　　跑仁化，跑城口都不過是臨時辦法，杯水車薪，問題不能根本解決。據聞梅縣校本部不接濟我們，校本部決不用飛機運鈔票，藉口沒有匯路。而我們了解到梅縣的鈔票可以通過湖南農民銀行匯到汝城（從城口再走一天的路）無阻，當然從汝城帶款回扶溪是相當艱巨的。

　　另外，我還了解到有人從水道再經一段陸路避過敵軍巡邏隊，不難越過封鎖線。途中風險是有的，但有帶路人說可以避過風險。此議與李縣長和他一位較老成的秘書，以及附中的骨幹研究過，他們的意見都是正面的。後來得到韶關一位牧師熊真沛（現統戰對象）介紹，說有一條船可乘六人，現已有三人參加那條船，還有三個空位。我既無後顧之憂，於是帶著庶務員鄭應彬和一個工友離開了扶溪，在縣府領了些路費，毅然參加那條船，把黃榮謙送來的路費讓他帶回學校去。船即將開行，陳宗南院長派人送來兩封信，一封給金校長，一封是為送行的。

　　途中要過三關，第一關是過丹霞山，有人喝令停船驗查，到底是國民黨還是遊擊隊我們不知道；第二關是再一段水路以後，上岸步行，遠處山峰打槍，槍聲疏落不緊張，加快步伐就過了；最後是過公路，遠望日軍巡邏隊，帶路人說，待巡邏隊喝出了「向後轉」（會意）的口號，要待二分鐘才回頭的，而我們七個人只用五秒鐘就穿過了公路，所謂包圍圈就是這樣。越過了公路，再走五分鐘，在一間竹寮吃了快餐，馬不停蹄地向始興縣進發。我雖然身體疲憊，到底還是30多歲的小夥子，在坪石和扶溪總有走路的鍛鍊。不料不到兩天就在一間小旅館病倒，幸而吃了兩劑中藥又可上路。沿途吃些缽仔糕之類充飢。不久見到青年會服務隊的路標，知道「華屋」可以休息。看來華屋是在始興縣境內的。遇大雨，得到兩位朱家山校友夫婦熱情接待。燒熱水、做飯、找屋住等事忙個不了。鮑康裕老師送來了大米，雪中送炭，十分感激!

　　步行到龍川，是省政府所在地，在旅館碰到一個姓高的女生，為人很活躍，知道我們要晉謁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她主動替我們約好了見李主席的時間。翌晨，李主席接見了我。我匯報了中大附中的情況和轉達了仁化李縣長的口信。主席的孩子李勇是朱家山附中的學生，我以家訪的口吻談了些李勇的情況，大概主人認為差不多了，問我要不要路費，我說在仁化拿過了，即告辭。回到旅館即步行到老隆汽車站，購了梅縣的票，車即將開行，省府派人送路費到我手上。

五、梅縣校本部和附中分教處

　　我在車上盤算著到了梅縣後怎樣安排工作和應付局面。對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作了充分估計，到時才不至於步驟凌亂。我希望先見到三個有影響的人物：第一個是崔載陽，研究院長。他是朱家山附中學生崔克玲的家長，平易近人，容易講話，與我同為中國教育學會的人，常請我幫忙有關教育心理學的工作，如擬研究生入學試題，指導研究生寫畢業論文等；第二個是任國榮，生物學家，為人潑辣，敢作敢為；第三個是彭塵舜，會計主任。我的主要目的是請款，工作上必須得到他們的支持，否則就要拖延時間。這三個人在坪石時與我的關係是比較好的，也素知我是無黨無派，一向清高的。我用不著請客送禮，總之一如既往，謙虛謹慎就可以。

　　在車上向一個中大職員打聽到崔載陽的住處，梅縣下車後很快就找到他，吃過早飯，湊巧任國榮又到，任即約我第二天飲早茶，並說約彭塵舜同來，有關請款的事好與他打個招呼。同日我參加了校務會議常會，各路院長雲集，會上金校長宣讀了陳宗南的信，然後要我作口頭補充。我把扶溪中大教授擺地攤的情形描述一番，並說款可以通過湖南農民銀行匯到汝城。我還趁機會提出了開設附中分教處的方案，崔、任二人大發議論支持我，問題就解決了。

　　我籤領了一大筆款項，隨同會計處的人到湖南農民銀行匯到汝城。匯款中附帶有代金校長託交金梅子，鄒儀新託交鄒巧新的零用錢。兩天後收到回電，一一妥收了。我到梅縣後，三數天就解決了問題，有賴於崔、任、彭的大力支持，足見我在車上的盤算不是多餘的。

　　扶溪方面既然託付有人，無後顧之憂，我就可以安心辦理分教處。我暫住青年會，掛起籌備處的招牌。找校舍，羅致教師，發新聞稿的工作，同時並進。時適朱家山高年級學生謝澤漢在梅縣，我留他住籌備處，助我一臂之力。教育系有一同學是梅縣人，籌備工作少不了他。

　　發新聞稿是為了號召流散或借讀他校的朱家山學生集中梅縣補習。東江本來也有好學校，但到底不如在我身邊，學習專為他們設計的課程較好，這亦出於自己的孩子自己養的思想感情。在報上還說明如缺路費，學校即電匯。當時在聞韶衝過來的七八個人和已經在龍川龍毋師院集中了的也來了。我還在英文日報報導了分教處的課程編制和教學目的、方法，以廣宣傳。讀報聞風而來的有陳鸞鏘（現改名陳霏，暨南大學新聞系講師）姐弟和張成達（省高教局）兄弟等。一下子就湊合了三四十人。在近郊租了間大屋，曬穀地樹起旗杆，儼然一所新型的鄉村學校。分教處的課程編制、教學目的方法如下：

　　文化課：英文只設初、中、高三級，數、理、化、生分科講授，缺什麼補什麼，史、地設講座，講大課，全體參加。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最適宜於補習。很快聘定了各科教師，他們是：馮應炯（數、理，師院應屆畢業）、梅澤沛（生、化，農院應屆畢業）、顏友松（中文，文學家）、侯環珍（中文兼女生指導，師院應屆畢業）、胡翠雲（英文，香港羅國富師資學院借讀，師院應屆畢業）、容國器（文書兼辦事員）、黃錫元（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徐俊嗚（理學院地理系主任）、鄭應彬（機動庶務員隨時返扶溪）、炊事員工友（從扶溪帶來）。

圖為中大附中課程表。

　　我們在舊書攤和中華書局購了讀物、參考書、工具書，擺在書架上供師生參考，其中一些是中華書局借用的。聲明如有損壞即照價購買。

　　我們重視晚自修時間，仍然每兩周請人來校演講一次，每次45分鐘。我們曾禮節性的約請了師院新院長張良修和教育部在中大的督學唐惜芬，還請過嶺南大學附中校長老畫家司徒衛作「西洋畫欣賞」（漫談），在大廳掛漆油畫、水彩、素描等畫片，儼然在開畫展，這些畫片還在大廳掛了幾天。

　　有一天崔載陽和任國榮到青年會找我，說他們向金校長保薦我兼總務長，任說：「看來中大要在梅縣招生，各部門負責人要部署齊備，如果你同意的話，崔先生兼教務長，我（任自稱）兼訓導長，那麼我們三人一同下水吧！」我不經思考地說：「我一百個不敢當，一千個不敢當。」我立刻意識到我的回答太生硬了，有自高身價之嫌，於是改用解釋的腔調說明我為什麼說一千個不敢當。我說：「我來梅縣的主要目的是請款，其次是為了流散學生補習，使他們能夠跟班上，如果我兼了總務長，扶溪的師生是會波動的，我不忍看到這種波動。」經過一番剖白，局面就圓轉過去。

　　在分教處發現同學用筆名在報上發表進步文章，晚上點洋蠟，深夜不睡，我只輕輕敲門要他們滅燭睡覺，沒有責備他們。一次早操後講話，我說：「三更黃卷五更天，正是男兒立志時。晚上點洋蠟捱夜，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身體健康要注意呀！」

　　分教處上課只有三四個月，大學部在梅縣招生了，我卻想到抗戰即將結束，附中非萬不得已不在梅縣招生。正在猶豫中，日軍投降了！梅縣炮竹聲大作，美軍吉普車到處穿梭，一夜之間，酒吧、舞廳如雨後春筍。

　　我即發電扶溪，約分頭回廣州會合。分教處除個別同學自行回家外，其餘師生僱船順流而下。到廣州後和扶溪師生「匯合」了，我們把八桂中學作附中臨時校舍。

六、平山堂附中複課

　　為了珍惜學生的學習時間，辦理招生和複課各種工作緊張進行，力爭在9月內複課。我們在文明路、越秀路之間原附中「平山堂」，前原稱高中部的樓房設課室，商佔原先修班校舍景堂院作宿舍，禮堂在平山堂二樓（樓下是金校長辦理移交的地方）。招生是急不容緩的，其次是布置教室和宿舍，還要補充教師等大堆緊張工作。我們對戰前附中的傳統一無所知，是靠「實事求是、艱苦樸素」的所謂「朱家山精神」將學校辦起來。至於「朱家山精神」還有什麼具體內容，還需好好總結，大概還有革命精神這一條。

　　鮑康裕（總工會）、黃寧嬰（省粵劇院院長，已去世）兩位老師應聘來了附中，另外還聘了幾位有經驗的中、英文老師。至於彭海祥老師重返附中，卻是我離開附中以後的事。

　　鄭應彬庶務員，廉價購了幾百付西江運來的床板長凳，用竹架鋪上一張床板作課桌，長凳作課椅，一付床板凳共得四個座位。經校方同意，同學把敵人置在魯迅博物館前的木材搬到宿舍拼成太平鋪。購置了一批理化儀器。就此因陋就簡，如期開學。

　　接替金校長的是前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我因形勢關係，約同黃樹全主任，辭別了共同出生入死的朱家山師生，以及相敘不到半年的平山堂師生，就粵漢路之聘，辦交通部立扶輪中學去了。

　　黃榮謙、黃樹全兩位老師，他們先後直接間接遭受四人幫的迫害，以致中年去世。每憶當年的人和事，不禁有無限感慨。事隔三四十年，多少事忘懷了！多少事是不能忘懷的。憑破碎支離的記憶寫了以上一些，稱作：《我對朱家山年代中大附中的回憶》，用作引子，以圖幫助大家的回憶而已，其實歷史的長河是承前啟後的，很難也不應該截然分開階段。「朱家山」可理解為最有代表性、象徵性的地方，應包括「扶溪山」。梅甸初、生物科黎綺蘭等老師比我先到朱家山，直到現在還在華師附中。她經歷了附中長期的變化過程，真是「五朝元老」或「若干朝元老」。《回憶》應該得到她們的更正和補充，再加上其他老師和同學的親身體驗和分析體會。這《回憶》的材料就豐富了!

　　這裡還須說明的是今天的「華師附中」是由原來的中大附中與省文理學院附中、嶺南大學附中合併而成，外加不少新的肌肉和血液。原來中大附中僅是她歷史上的一個組成部分。她今天是省的重點學校，解放以來培養了很多人才。正在向新長徵的路上邁進。

附錄：

《中大附中沿革》（佚名）[2]

　　本附校肇始於清宜統元年兩廣優級師範所辦之中小學，分文、實二科，中學及高等小學三部。1911年改為廣東高等師範附屬小學。1917年，中學仍舊，小學劃出另行辦理。至1922年，新學制頒行，新招各班改為三三制。1924年秋，廣東高等師範改組併入廣東大學，本附校隨之改為廣東大學附中。1925年，與前兩廣優級師範及廣東高師相沿附設之附屬師範合併。至是分文、理、師三部。1926年，廣東大學改為國立中山大學，將附中撥歸廣東省教育廳辦理，易名省立中山中學。1927年7月仍撥回本大學接辦，稱中山大學附屬中學，旋因大學預科甲乙部一二年級與附中高中文理科二三年級程度相當，無並立之必要，決定附中高中文理科只辦至一年級為止。1931年秋，大學廢預科，改設高中部，將附中高中一年級歸入高中部接辦，另成系統，由是附中改稱附屬初級中學。1932年秋，附屬初中開設女生班，1931年春又設初中春季始業班。是年秋，高中部與附屬初級中學合併辦理，劃一行政，是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中學。1936年2月又一度將本附中撥歸廣東省教育廳辦理，至9月仍撥回本大學接辦。抗戰軍興，大學於1938年9月撒離廣州遷羅定。其時烽火遍地，附中學生多隨家長撤退，分別轉學或借讀他校，是以大學遷往雲南澄江時，附中即告停辦。1940年中山大學遷回廣東坪石周圍，奉部令師範學院附設中學，經籌商，乃於次年1941年在坪石籌設完竣，11月開始上課。此時附中只高中行「三三」制，初中部則採用「五年一貫制」及「六年一貫制」。「五年一貫制」只得一班同學(後未續招)，「六年一貫制」則每年招一班。1945年坪石淪陷，本附中一部分遷仁化扶溪，一部分遷東江各地（先龍川龍母，後梅縣），同年日本投降後，本附校乃隨大學復員廣州，自是漸謀擴大。

　　總觀上述，將本附中之沿革可分為三期，第一期自前清宣統元年至1924年隸屬於高等師範，其目標研究之表證（原文如此）。第二期自1924—1937年附設於大學，重培養優秀之升學分子。第三期即自1937年至今，配合整個教育制度已進入一更高階段而為前二期之綜合矣。

　　注釋：

　　[1] 司徒漢賢於1943—1945年任附中主任（校長）。

　　[2] 本文存省實驗中學檔案室，未見署名。有校友認為是司徒漢賢主任所寫，但未經考證確認。本文記述較詳，但本文起始關於清代部分，與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中山大學史稿》的記載略有出入。《史稿》第一章第二節依據1925年版《國立廣東大學概覽·沿革》的記載，國立廣東高級師範學校創辦於1905年7月(清光緒卅一年六月)。1906年改名兩廣優級師範學堂。1909年8月（清宜統元年七月）兩廣優級師範開辦附屬小學。1910年8月，又設附屬中學，這所中學就是後來的中山大學屬中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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