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圖：眾家齊聚陝西 共論中國酒文化發展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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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整點，收音機裡傳出幾聲「滴……」響後，播音員會說上這麼一句話：「剛才最後一響，北京時間×點整。」北京時間，統一著跨越5個時區的中國人的作息生活。可你知道嗎？北京時間，並不是從北京發出的，它的源頭卻在陝西。它究竟是怎樣被確定的？又是如何能保持隨時讓全國各地的人們都知曉的？
時間測量越來越精確
時間是什麼？有人說，時間就是金錢，因為「一寸光陰一寸金」；也有人說，時間就是生命；還有人說，「時間永無止境，因此它代表了永恆」。每個人與時間都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上班下班，上課下課，需要定點的時間；體育賽事的成績要以時間為尺度；股市商戰則需掌控好時間，伺機行事； 「GPS」定位、軍事導航、火箭發射等更無法離開精準的時間。
為了知曉時間，人類一直在發明各種各樣的計時儀器來測定時間。人們最早是利用太陽的射影長短和方向來判斷時間，這被稱為太陽鍾，比如圭表、日晷；後來又用機械原理設計出了機械鐘，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利用流體力學計時，有刻漏、沙漏；一類是採用機械傳動結構計時，有渾天儀、水運儀象臺等。到今天，人們使用的是非常先進的原子鐘了。隨著科技的進步，對時間的測量也是越來越精確，公元17年時計時每天會誤差10秒，而現在的原子鐘，3000萬年不差一秒。
隨著計時工具的進步，報時方式也在發展。古人用「晨鐘暮鼓」報時，現代的城市裡會在中心或繁華地帶掛個巨大的鐘表報時，而現在我們使用的「北京時間」，是用無線電波來傳播的。作為中國的時間標準，北京時間「誕生」在1949年。中國橫跨五個時區，但依據國際慣例——首都所在時區時間為本國標準時間，我國將北京所在的東八時區（即東經120度的）作為統一標準，並將其命名為北京時間。
這個全國人民都遵守的北京時間，卻並非「誕生」在北京，它的源頭在陝西，即位於西安臨潼的中科院國家授時中心。
「北京時間」從何而來
早春二月，記者前往了臨潼，去探尋有中 國「官方時間」之稱的北京時間「源頭」。
從車水馬龍的西安市中心，向東北方向行駛約30分鐘，就進入了有西安東大門之稱的臨潼區。過臨潼區收費站，再往東前行不到10分鐘，車在書院東路路北一座院落前停下。遠眺公路南側的驪山，山脊在霧蒙蒙的天色裡若隱若現，蜿蜒綺麗。
驪山腳下這個看似尋常的大院，此時在記者眼中顯得神秘異常，因為這裡正是北京時間的「誕生地」——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作為我國唯一的精準授時機構，它牽動著全國時間同步的神經，跳動著全國精密時間的脈搏。這裡完成的是這樣一系列任務：用原子鐘所得到的守時基準，來產生標準時間——「北京時間」，再通過比對與國際時間協調，通過授時系統向全國進行授時服務。
中心大門保留著上世紀80年代初建時的樣子，院內蒼松鬱鬱蔥蔥，臘梅正吐芬芳，綠化很好，一不留神甚至會把這裡當做是療養院或是幹休所。
但當記者步入4層綜合主樓內，一切又是另一番景象，綜合樓走廊裡懸掛著的紅色電子表，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除了常規的時、分、秒的顯示之外，在「秒」的顯示後又多了一位，並且以5進位跳動，也就是說，它的時間顯示精確到了0.5秒。雖然是上班時間，但樓內安靜異常。有時從某一間辦公室推門走出一位工作人員，都穿著白大褂，也給人莊嚴肅穆之感。
整座大樓最核心的地方，是位於地下室的鐘房，通往地下室的臺階還沒下幾級，手機就已經完全沒有了信號。而從踏入地下室，到進入地下鍾房，一共要邁過5重門，這越來越增添了記者對這裡的好奇。時頻基準實驗室袁海波博士告訴記者，如果說整個授時中心是「北京時間」的誕生地，那麼這個放置了數十臺銫原子鐘和氫原子鐘的地下鍾房，就如同孕育「北京時間」的子宮，它以嚴格的溫度、溼度和電磁環境，呵護著這些產生北京時間的原子鐘。
伴隨袁博士小心翼翼地打開最後一道鎖，這些天一直令記者十分好奇的、守時精度能達到3000萬年不差一秒的原子鐘終於展現在眼前——這些四四方方，看起來類似於小機箱的金屬盒子，外形沒有絲毫特殊之處，只是上面一排有節律閃爍的紅色指示燈，顯示著它的內部正繁忙工作著。袁博士介紹道，授時中心用來確定和保持我國時間標準的，正是由這樣的197臺銫原子鐘和5臺氫原子鐘共同完成。
袁博士說： 「這是整個中心的寶貝。是它們利用原子非常恆定的跳動來得到北京時間基準，多臺原子鐘比對則是為了確定最精準時間。」原子鐘們被置於牆壁全部覆蓋有屏蔽材料的鐘房裡，除此以外，房裡正中還懸掛有專門的儀器用以測量房間的溫度與溼度。「它們是極其精密的設備，任何微小的環境的幹擾都會影響其準確性。」
「北京時間」 從哪發向全國
臨潼的國家授時中心，完成的是北京時間的「守時」工作，即通過原子鐘系統，來保持和比對標準時間的產生。而這個時間還必須通過無線電波為用戶提供信號，才能讓千家萬戶接收到，這就是「授時」，完成這部分工作的地點卻並不在臨潼，而是在蒲城的國家授時中心二部（原陝西省天文臺）。
蒲城二部位於唐憲宗景陵山腳下的楊莊，它被人稱為「時間城」。全國的時間信號正是由這裡發播出去的。蒲城二部通過微波來接收臨潼「守住」的極高精度的標準時間，並採用長波和短波向全國發布。在全國各地，只要擁有時頻接收器，就可以在瞬時接收到發自蒲城的標準時間，然後再用來對準自己的時鐘。
雖然蒲城如今僅僅作為時間的發播基地而存在，但在約40年以前，它卻是國家授時中心（前身是陝西天文臺）的起點，肩挑「守時」與「授時」的雙重任務。如今的國家授時中心臨潼總部正是從蒲城搬遷而來的。
那麼，授時中心即陝西天文臺的選址緣何最初會「花落」蒲城？
建國初期，我國的無線電授時系統在上海，租用郵電部「真如國際電訊臺」向全國發布國家的時間信號。但無線電覆蓋範圍有限，從東南一隅發播，難以覆蓋全國，因此很多專家建議在國家地圖的版圖中央，建立一個新的無線電授時臺。
從授時中心副主任竇忠口中，這內幕被清晰地還原，「1966年建設國家授時中心落實選址有一個基本原則：一定要處於我國的內陸腹地中心！這樣一來發射出的無線電時間信號能夠覆蓋到全國各地，二來地質條件比較穩定，電磁環境也比較好。因此選址考察組在對符合基本原則的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四省區考察後，將第一視線落在了當時的陝西省武功縣楊陵鎮，另外，甘肅蘭州也『幸運』進入候選。」
專家在進行研討後，楊陵被認為「太靠近西安城中，恐不夠安全」而被放棄，而考慮到當時的戰備需要，臺址必須「靠山進洞」，蘭州也不符合條件，而且它位於地震多發區。「據說當時的選址組坐著飛機一路往渭北找山，最終選定了陝西省渭南市的蒲城縣。」
當地百姓卻並不知道國家為何要在這個偏僻的地方大興土木，用當時參建天文臺的老臺長漆貫榮的話來說，「連工作人員在鄉親們眼中都是神乎其神的。」也難怪百姓好奇，由於當時涉及國家安全，在蒲城縣金幟山上如火如荼展開的工程，卻只有一個「326工程」的神秘代號。
1968年10月，蒲城的陝西天文臺初見雛形，1970年12月15日，天文臺基本竣工，並開始向全國進行短波授時，自此，它承擔起了我國標準時間頻率產生和發播任務。這也就是如今臨潼中科院國家授時中心的前身。
既然如此，為何後來要將鍾房「大本營」遷至臨潼呢？竇主任告訴我，這是技術發展的必然，「上世紀70年代後期，在短波發射臺之後，長波發射臺很快也在蒲城建立，但長波發射臺功率非常大，電磁環境不好，會干擾和國際上進行比對的無線電信號收訊，用來『守時』的原子鐘保持的時間基準則要求相當精確，這樣，就決定了『守時』與『授時』兩套系統必然要分離開。」
因此上世紀80年代，陝西天文臺本部從蒲城遷址臨潼，並且在2001年的時候，被中央批准，正式改名為國家授時中心。
第一代科技人員的「工人」生涯
國家授時中心雖然位置稍偏僻，但這裡的博士、碩士比比皆是。而30多年前，曾經是南京大學天文系的高材生、如今已近古稀之年的原陝西天文臺老臺長漆貫榮，正是在蒲城楊莊這個不為外人知的小地方，度過了自己年華中最好的歲月。
1968年，包括漆臺長在內的27名以技術人員身份參建陝西天文臺的年輕人，帶著對理想的憧憬來到了蒲城，他們之中，除了4名中專生，其他23人，都是南京大學、北京郵電大學、南京郵電大學這些知名高校的天文、電子等專業畢業的高材生，其中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在那個大學生稀缺的年代，他們卻踏上渭北這片陌生的土地。
「我是江蘇人，來了以後真是不習慣，尤其是西北乾燥的氣候，半年都沒適應，鼻子總出血，當時住在當地農民家裡，睡覺前一定要在床頭上放一大瓷缸水，只要一醒，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一件事情就是捧著搪瓷缸咕隆咕隆先把一缸水喝下去。而且這裡基本每天都吃辣子夾饃、面片湯，一開始真受不了那種辣，後來吃慣了覺得還是蠻香的。」回憶往事，漆老哈哈一笑，絲毫看不出對當年的艱苦生活的埋怨。
由於天文臺修建工作完全從零開始，因此一到蒲城，等待他們的並非科研工作，而是成堆的沙子、水泥這類基建材料。「每人就發一雙白手套，也沒有什麼工具，沒有假期，沒有周末，不管早晚，只要車來了就立即去卸建材，以至於後來條件反射，一看見車來了，根本不用人叫，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去找自己的白手套。」
1970年10月，天文臺建築主體基本成形，天文儀器、原子鐘以及短波授時系統一一到位，漆老他們的「白手套生涯」才算結束。雖然40多年生活在陝西，漆老的言談仍難掩濃重的江蘇口音。而當年與漆貫榮一起的那些年輕人裡，有一半都在後來的歲月裡留了下來。
如今，有200餘名科研工作者在授時中心，如漆老那一代人一樣，從事著北京時間繁縟的比對、監控、發布，以及對時頻產品的開發、新技術的研發工作。
在量子頻標實驗室，記者見到了一位年輕的留法博士——常宏研究員，目前，已經歸國的他正帶著自己的學生們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