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4年2月2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首次會議，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制定實施國家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發展戰略、宏觀規劃和重大政策。兩年前，前環球時報編委、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就此曾遞送相關內參，明確指出網際網路2.0時代「正在再造個體行為能力、重塑政治議程、拓展外交路徑」，呼籲「有更為主動、全面、嚴謹、長遠的網際網路國家安全戰略，分層次、分級別地構建國家信息安全戰略，提高網際網路世界中的風險辨析力、危機預警力、挑戰控制力。」此文公開版2011年12月發表在國內學術期刊《外交評論》上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美國著名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摘要翻譯此文，聚焦於文章提出的「世界政治2.0」一詞。現原文刊出，以饗讀者。
2011年，包括中東、北非、歐美在內的不少國家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社會騷亂、革命甚至戰爭。多國的社會混亂與各自的發展困境有關，中外學者在大眾媒體、研究報告、學術期刊中曾做了大量國別式分析。然而，諸多國家的社會混亂中隱藏著共有的新網際網路技術變量，即基於Web 2.0技術之上社交媒體推波助瀾的作用，及其對整個世界政治的潛在影響力，開始引起一些西方思想者的注意，但中國學術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這種影響世界政治的新變量進行系統疏理與學術研究。那樣不僅將有助於人們認識新網際網路時代的世界政治變遷，對中國網際網路新戰略及未來發展也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
社交媒體正在重塑世界政治形態，圖為2011年埃及首都開羅，民眾在街頭示威
（一）社交媒體：影響世界政治的新變量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又譯為社會化媒體，是以Web 2.0（網際網路2.0）的思想和技術為基礎的網際網路應用，用戶可以藉此進行內容創作、情感交流與信息分享。所謂Web 2.0技術是相對於Web 1.0而言的。Web 1.0的主要特點在於用戶只能通過網際網路瀏覽、獲取信息，而Web 2.0則更注重用戶交流與互動，用戶既是網際網路內容的瀏覽者，也是網際網路內容的製造者、服務的提供者、信息的傳播者、行為的創新者。換句話說，前Web 2.0時代，公司或其它機構是網際網路世界的主體，而Web 2.0則使個人成為網際網路世界的真正核心。在網際網路界，Web 2.0已被公認是「真正的網絡革命」，代表著未來。2001年網際網路公司大泡沫崩潰之後，人們重新反思網際網路技術的創新機制，進而催生了以個人興趣為出發點、以平臺開放為推動力的技術思想，比如即時通訊、維基百科、論壇社區、博客、微博、社交網絡(SNS)、內容分享網站等。尤其是2004年以後，以Facebook(臉譜)、Twitter(推特)、Youtube、MySpace為代表的新一代社交媒體開始出現並迅速壯大。近年來，網際網路公認已全面進入Web 2.0時代。Facebook、Twitter雖未進入中國，但在2007年以來，與兩者特點相似的網際網路技術替代（如開心網、微博）相繼在中國本土孕育，並得到了大力發展。
縱覽全球，2010年被視為社交媒體發展的極具標誌性意義的一年。Facebook在世界品牌500強排名中首次超過微軟居世界第一，訪問量首次超越谷歌成為美國訪問量最大的網站。在12歲以上的美國人中，Facebook、Twitter的認知度分別達到88%、87%，Facebook、Twitter「成為美國社交媒體的主體與基礎應用」。在中國，社交媒體也呈火爆趨勢。據統計，2010年，超過50%的網民都是社交網站（如微博、開心網等）的用戶，並呈現爆發式增長的趨勢。據《第28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2011年上半年，我國微博使用者數量從6311萬增長到1.95億，半年增幅達208.9%。在其他國家，社交媒體同樣高歌猛進。以埃及為例，在「阿拉伯之春」之前，Facebook在埃及的使用人數就超過500萬，Twitter約200萬。截至2011年5月，埃及手機用戶達到7477萬，而埃及總人口約8800萬，手機在埃及人中已經相當普遍，使用Facebook、Twitter相互分享與傳播信息，而不是依賴官方媒體及傳播新聞機構，成了年輕人上網及使用手機時的最愛。
社交媒體在全球範圍內的普及與壯大，成為社會輿論集散、新聞信息傳播、企業品牌推廣、商業營銷拓展、社會交往加速的重要平臺。隨著社交媒體向縱深處滲透與推進，其社會再造、網絡外交、政治重塑的功能也日益凸顯。其主要表現為：
社交媒體正在再造個體行動能力。據DCCI網際網路數據中心統計，剛剛過去的2010年，網際網路在中國出現了歷史性的跨躍，網際網路個體用戶產生的內容流量超過了網站專業製作的內容流量，前者頁面瀏覽佔網際網路總流量的50.7%。這表明網際網路在中國正式進入2.0時代，這與世界網際網路前沿趨勢基本同步。在Web 2.0時代，個人通過社交媒體，在信息製造、發布、傳播上打破了先前由國家及其機構壟斷的傳統局面。人與人之間分享、合作、協調一致行動的能力，突破了過去交易成本的限制，個人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主動權被大大加強了。從目前的狀態看，各國社會的無組織群體正在通過社交媒體進行「再組織化」，甚至呈現出一種超越組織的力量。在《蝴蝶效應：用社交媒體的快速、有效、強大方法來引導社會變革》一書裡，作者認為，個人在社交媒體中所起的組織力量，只要時機合適就能起到巨大的「蝴蝶效應」。在傳統社會或Web 1.0時代，只能通過國家或組織力量才能實現大規模的慈善募捐、傳播愛心、打擊犯罪、尋找失物、尋人啟事等行為，但在Web 2.0時代，通過個人的行動也能夠實現，因為「各種社交網絡在增強交互方面起到了特別有效的作用。」近年來，在中國，包括微博在內的大量社交媒體產生的再造行動時時發生。比如，汶川大地震後，網民相互轉述與通告，發起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網際網路捐款，在高峰時一分鐘就能募捐到10萬元；2011年初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運動，解救了不少走失兒童；在微博中屢屢曝光各類社會醜聞，多名地方領導幹部因為微博引發的不良事件受處分、調任、停職甚至下臺，等等。在美國，關於社交媒體的行為再造功能，被闡述得更為全面與豐富。9•11事件十周年紀念日前，由多名美國社會知名人士共同起草的題為《美利堅合眾「推特」國》的倡議書在網際網路流傳，文章倡議通過社交媒體建立「美國社交網絡」，目的是讓美國「獲得全球慰問，哀慟和祈禱；標誌著我們重新振作的能力；尋求問責、正義、威懾和安全；向英雄表達敬意；傳達我們的憤慨；展示創造意義；通過慈善等行為對受害者進行補償……」總之，人們運用社會媒體，重新構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社會價值、營銷路徑、組織框架。社會與政治環境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僵化與老舊，而是「出現了有生命力、粘性的、溼乎乎的工具存在」。中國《新周刊》2010年第2期還把這種由微博等社交媒體產生的「微動力」稱為「微革命」，認為那是「人類的大勢所趨」。
社交媒體正在重塑國家政治議程。在前Web 2.0時代，世界各國的政治都以代議政制為主軸，無論是否經過程序正義的選舉，民意總是被某些特定的人群所代表，參與制度與政策規劃的議程是由少數人完成的。社交媒體的普及，使年青一代及社會活躍分子獲得了直接表達觀點與政治參與的新技術，傳統主流的政治生態隨之發生悄然變遷。最早通過社交媒體的交互特徵重塑政治議程的世界大事發生在2001年1月17日。當日菲律賓人用手機簡訊號召民眾抗議，一條短短16個字符「Go 2 EDSA. Wear blk」的簡訊被瘋狂轉發，吸引了100多萬民眾聚集，集會一直持續到1月20日埃斯特拉達總統離職。人們把總統下臺歸因於「簡訊一代」。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歐巴馬團隊成功利用了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激發了青年人的小額捐款與投票，成為社交媒體的最大受益者，歐巴馬也被稱為第一位「網際網路總統」或「Web 2.0總統」。2009年4月，摩爾多瓦發生未遂「顏色革命」，因有「推特」參與，這次事件第一次被西方媒體稱為「推特革命」。2009年6月伊朗大選後，落選方利用黑黴手機簡訊和Facebook、Twitter傳播不滿情緒並煽動反抗，導致了長達兩周的動亂，《華盛頓郵報》刊發社論稱之為「伊朗的推特革命」。2010年美國中期選舉，高達22%的美國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參與並影響中期選舉。2011年初，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巴林等中東北非國家先後爆發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騷亂甚至戰爭衝突，執政23年的突尼西亞阿里政權、執政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執政42年的卡扎菲政權均被推翻，其他多國社會仍然處在政治動蕩中。騷亂參與者多數都是社交媒體的用戶，他們用網際網路新技術相互鼓動、號召、聯絡、溝通，加強群體價值認同，統一運動步驟，聚合政治目標。2011年夏季，倫敦、巴黎、柏林、費城、舊金山等不少歐美大城市，相繼出現了大範圍的民眾遊行、集會及打砸搶燒事件。秋季，「佔領華爾街」民眾運動在美國紐約持續了兩個多月，一度蔓延到西方多個城市。幾乎所有騷亂的參與者也都是Facebook、Twitter或黑黴手機等社交媒體的忠實用戶。這使得美、英等國政府不得不宣布，必須通過關網、切斷手機信號等方式維持社會穩定。由此可見，在社交媒體的推動下，個人對公共事務的信息創造與消費，合成了空前強大的「微力量」，擺脫了當前交易代價相對高昂的公共參與，而可以快捷方便地擁有強大的信息傳播力、活動號召力、政治運作力，各國的政治議程正在一點點被Web 2.0力量改寫。
社交媒體正在拓展國家外交路徑。由於社交媒體對本國及他國強大滲透力與傳播力，很容易成為某種外交力量，各國尤其是大國紛紛展開外交創新，利用社交媒體開展新一輪的外交工作，「E外交」、「數字外交」、「2.0外交」概念開始在各國外交界流行。以美國外交為例，2003年，美國國務院成立「E外交辦公室」，目的就是通過網際網路加強對世界說明美國政策的力度，以及傳播美國理念與價值觀。近幾年來，每次轉型國家的社會動蕩，都會出現美國官員或前政要頻繁在社交媒體中呼籲乃至煽動的聲音。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馬克•普菲勒(Mark Pfeifl)曾說：「沒有推特，伊朗人民就不會有被賦權的感覺和有信心站出來去爭取自由和民主。」2009年5月1日，「白宮博客」宣布將在臉譜、推特等幾大社交網站開設主頁，正式進入「白宮2.0時代」。2010年，有不少人呼籲應當把Twitter提名為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候選者。2011年2月15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關於「網際網路自由」的演講中表示，美國國務院在使用阿拉伯語及波斯語發送推特信息，推出中文、俄文的推特帳戶。美國還將花費2500萬美元，幫助網際網路用戶突破網絡限制。對此，《紐約時報》將社交媒體稱為「美國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在美國對華外交上，社交媒體的作用也越來越凸顯。2009年11月，在歐巴馬訪華前，美國駐華大使館還專門邀請了一些博客作者，舉辦針對中國博客的歐巴馬訪華吹風會。2010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宴請10名美國IT界高層時提出，美國21世紀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網絡新技術力量推動外交。5天後，谷歌突然提出可能退出中國市場，引起世界輿論的軒然大波。2011年5月16日美國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報告中公開宣布：「鼓勵世界各地的人們使用數字媒體……組織社會和政治運動」。2011年10月1日，「美國之音」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衛星電視廣播，全面取消粵語廣播，普通話廣播裁員超過二分之一。其普通話節目將轉入網際網路中的社交媒體。近年來，美國駐華大使館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展開圍繞駐華大使的個人形象公關、北京空氣品質的數據，都是旨在加深美國政治價值觀與標準在中國國內的影響。美國2012年總統參選人、前駐中國大使洪博培11月12日在CBS辯論節目中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應該聯合網際網路一代的中國年輕人……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這就是我(如果)當上總統所要做的。」從目前的趨勢看，歐美強國等正在將社交媒體與傳統媒體相結合，展開所謂的「雙屏戰略」，即兩個屏幕同時開展外交工作，而社交媒體是網際網路世界裡的最好載體。
總之，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社交媒體的「趨政治化」之勢日益明顯。社交媒體鼓勵人們政治參與，通過網際網路問政、網絡輿論監督的形式推動政治透明與社會進步。有研究者曾對近年來210起中國重大輿論事件進行研究，網絡輿論在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動政府解決問題的積極作用，71%的微博使用者認為，微博提高了他們對政治的關注度。但與此同時，社交媒體的政治作用又與國際政治的複雜博弈相連，使世界政治的變化顯得更不確定。後者所產生的挑戰是值得許多國家所警惕與研究的。
（二）世界政治進入2.0時代
過去10年，以社交媒體為主要代表、不斷普及的Web 2.0技術，藉助傳播加速的信息擴散效應，以及個人信息創造與交互功能，正在重新組織與排列當前世界的社會行動、政治議程與外交博弈方式。對於世界政治而言，這種「自媒體(self-media)」式的衝擊不亞於愛因斯坦「相對論」對當代科學的影響，具有範式(paradigm)改變的意義。因為Web 2.0技術，世界政治也進入2.0時代。筆者認為，世界政治2.0時代大體有以下三點特徵：
第一，以信息為核心的權力結構，將逐漸擴充進了過去以資源、地位、金錢等物化特徵為核心的傳統權力結構。有時這種擴充具有顛覆作用，因為舊有的、自上而下的信息傳播秩序，在Web 2.0技術的衝擊下將漸漸瓦解，各國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再失衡將慢慢顯現，自下而上的呼籲、批判、抗爭甚至衝擊的頻率在信息開放國度將大大增加，世界政治也因各國的社會失衡出現更大的不確定性。
如果以「某些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作為權力的定義，即時通訊、維基百科、微博等社交媒體，無疑成了重新建構、積聚與整合個人影響他人的權力的有效工具。在Web 2.0時代，富人、精英、權貴影響與參與政治的權力，與平民影響與參與政治的權力正在呈現扁平化的趨勢。這種扁平化推動了社會選擇權與粘性，加強了民主表達與監督，加速了政府與社會的互動，但也潛藏著各類以民粹主義為特徵的輿論審判、群體非理性、網絡對抗及政治動員。
2011年11月30日，約200萬英國人走上街頭舉行「世紀大罷工」；同一天，保加利亞兩大工會組織發起萬人大遊行。在此之前數月中，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等都有過大規模的群眾抗議示威活動。這些大遊行與歐洲債務危機密切相關，但社交媒體在其特有的權力空間內，對民眾上街中起到的情緒串聯、群體協商、網絡鼓動、政治發起等助推甚至源起作用是不容小覷的。舊有權力結構從控制型、垂直型向分散型、交互型的轉變，個人表達與政治參與力的加強使舊有技術官僚的缺陷不斷暴露，社會抱怨與不滿在網際網路世界的聚合、統籌與釋放，再轉化為街頭政治、廣場政治或輿論政治，最終形成衝擊舊有治理秩序的巨大力量。
2.0時代的網際網路成為威脅社會正常運作的「網際網路恐怖主義」、「微恐怖主義」、「數字恐怖主義」力量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2010年5月，美國國土安全部報告稱，「過去9個月，企圖針對美國發動攻擊的數量與步伐超過了此前任何一年的全年總和」。2010年針對俄羅斯領土的恐怖襲擊增加了一倍。對於傳統權力結構而言，在Web 2.0的信息加速交互中，非國家行為體所能製造的力量將富有潛伏性、威脅性、瞬間性、多樣性，國家內部的等級化、秩序化、中心化特徵受到根本的動搖，民族國家的政府權威受到非政府力量的實質性懷疑與指責，舊有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權力受到了削弱、再配置甚至異化。一方面，這是以網際網路為重心的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的重新制衡與再挑戰，而另一方面看，網際網路所起到的消極甚至破壞性也因為Web 2.0技術的普及而被空前放大。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變得更加動蕩，政權變更的發生率、世界格局的變化率都比傳統時代、Web 1.0時代變得更加難以著摸。
第二，在Web 2.0時代，國際博弈的時空概念將打破傳統現實主義的地緣與物理意義上的框架，國與國之間權力競爭的頻度會加速，競爭範疇正在從現實立體的三維世界泛化至第四維的網際網路世界，現實世界中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等資源競爭，逐漸數位化為以信息為中心的實力競爭。網際網路戰場化的特徵將愈發明顯，各國網際網路戰略將升級為囊括現實世界所有安全元素的頂層設計戰略。
由於Web 2.0時代的個人、社會與國家安全的脆弱度比前網際網路時代、Web 1.0時代更大，不僅完全超越了傳統地理邊界的限制，一個國家在網際網路技術上弱勢所造成的被威懾感、恐慌感、屈辱感也將大大強於過去，防範網際網路世界中難以確定的「侵略者」——可能是國家，也可能是個人；可能是一兩個，也可能是無窮多——將成為各國安全的重大任務。在這種安全戰略範式的轉化過程中，網絡戰爭從概念正在越來越多地走向現實，無形場域(field)內隱形的、不流血的、非對稱的、匿名式的防範、威懾、戰爭與衝突，遠比有形世界更為頻繁。
自1999年科索沃戰場上的「全球第一次網絡戰爭」以來，網絡戰頻度越來越大。2008年8月俄格衝突、2009年「肉雞電腦」對美韓政府的攻擊都是近年來網絡戰的典型。Web 2.0時代，個人直接加入國際衝突的概率大大提升，以致於網絡戰爭已成了國家間防禦與演練的重要方式。為此，2009年8月上海合作組織6國將網絡戰上升為議事日程；2010年英國發布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將網際網路安全視為與恐怖主義、戰爭、自然災難並列的「頭等威脅」。《2020年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則明確表明國家安全的力量和資源將集中「用於科學教育、國際、精神、信息、軍事、生態領域和社會安全」。2010年11月4日，歐盟27國與冰島、挪威、瑞士首次舉行全歐範圍內的網絡戰演練。2010年歐巴馬政府籌建了美國網絡戰司令部，任命被稱為「網絡沙皇」的網絡安全協調員。2011年2月美國《國家軍事戰略》首次將「應對網絡安全威脅」單列為一項軍事戰略，並明確表明要有「攻擊性能力」。2011年5月16日美國白宮、國防部、國務院、國土安全部、商務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從國家頂層設計的高度闡釋美國在網際網路空間進行的政治、經濟、安全、司法、軍事等領域的國際安全戰略調適。在此報告中，美國力推在網際網路領域有利於美國利益的「網際網路自由」，使「網絡主權」和「信息邊疆」的概念成為各國輿論與學界熱議的話題。
在Web 2.0時代，新型國際博弈關係正在形成，除了博弈時空概念的延伸之外，博弈主體也擴大至社會及其組成個體，國家不再是唯一具有強大跨境攻擊能力的國際行為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恐怖組織和犯罪集團，個人越來越頻繁地成為與國家乃至整個世界抗衡的力量，像維基解密那樣衝擊世界政治的「一個人的戰爭」在未來不再是罕見事件。國家地理屏障在Web 2.0時代完全消失，安全概念發生了各種變形與異化。另一方面，融合國家特殊觀念、意志、情感的對外行為，正在四維世界內重新演繹為共享、協商、妥協或對抗形態。信息技術強國有能力通過巨大的「信息流」、富有經驗的外交人員、極具滲透力的形象秀、更隱匿的圖文浸透等行為，巧妙地傳播本國的政策主張、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分裂與瓦解競爭對象國的社會凝聚力，進而達到傳統時代難度更大、成功率更低的戰略目標。
第三，Web 2.0時代的媒介重構將重組以國家為認同對象的忠誠度市場，外來信息的加速浸入與被徵服的邊界內國民將產生情感共振與信息循環，造成國家治理危機並威脅原有政權的統治。「信息帝國主義」、「數字封建主義」將成為衝擊與桎梏新型國民忠誠的非人格化力量，文化疏離與分裂行為將以交互性的方式，浸透進更廣大的重尋身份認同的人群之中，國際政治的邊界愈發變得模糊。
社交媒體的用戶通常會以情緒共享、批判轉述、抱怨積蓄等各種形式，質疑政府的治理合法性與合理性。根據聯合國委託的蓋洛普全球民意調查，2/3被調查人認為本國政府並不是按照人民的意願在管理國家。這種質疑情結在Web 2.0時代的社交媒體中會產生傳染效應，進而有可能轉化為一些人國家忠誠度的動搖，並以對外移民、跨國工作、批判本國政府、美化他國制度甚至社會報復、恐怖主義等行為表露出來。
在《退出、呼聲與忠誠》一書，經濟學家赫希曼反覆論證，影響集體發展慣性、鼓勵逃離與反抗的「退出呼聲」不斷加強，勢必瓦解群體的穩定。這種「呼聲」可以通過歌曲、布道、走私錄像帶等有效發出，也能夠通過報刊廣播等傳播渠道影響受眾的判斷力。在Web 2.0技術的支持下，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具備發布信息、表達觀點、批判時局的能力與條件，政權顛覆式的信息與建設性的批判、社會情緒化的抱怨混雜在一起，加之現實中出現的移民、地區逃離、社會報復等信息的間歇性放大，「退出呼聲」在一些轉型國家將出現空前的刺激效應。這種刺激效應在國家內部被「帶路黨」煽動化、群體化，在外部被相關勢力意識形態化、武裝化之後，國家穩定就會受到巨大衝擊，甚至出現分裂危機與政權衰退。
2011年初中東北非不少地區的社會動蕩，就與內部爭議技術化、擴大化有關；而歐美國家個別城市的混亂中，也出現了不少嚮往社會主義國家的口號，這些都是忠誠度市場微妙變化的表現。尤其對於廣大轉型國家與網際網路技術弱國來說，Web 2.0時代將進一步加劇政治參與的無序狀態。社交媒體的開放特徵，將助長這些國家政治素質相對較低公民的絕對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極端民主化傾向，擁有網際網路霸權優勢的「信息帝國主義」很有可能會發動「人海戰術」與「隱形入侵」，衝擊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態度、信仰與價值觀，最終加劇公民對政治體系和民族文化的認同危機。更為危險的是，網際網路經過激烈競爭後，很容易產生新型資本私有化與壟斷化，像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網際網路巨頭都是私有化公司。它們與美國政府的權力相互協調、配合與聯姻，構築著新場域的霸權，也延續了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正如新美國基金會2011年報告說的，「美國正在步入一個數字封建主義世界，這是一個由少數巨型公司統治的私有帝國」，資本、政治、強權、壟斷在一起的「邪惡聯姻」所產生對世界各國的衝擊效應，目前還只看到了苗頭。
（三）Web 2.0時代對中國的挑戰及應對
目前，網際網路已深深根植於中國民眾內心與社會的各個角落，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影響，往往超過政策規劃的預設範疇。尤其是近年來，網際網路在中國正式進入2.0時代後，其所涵蓋的衝擊效應與現實意義是當前中國的治理體系與學術研究所難以預防與預料的。尤其是由於特殊的國情所限，網際網路在中國所承載的社會功能遠高於一般性溝通工具與信息途徑。包括信息傳播、情感宣洩、思想碰撞、社會批判、利益表達、民主監督、法律審判、政府治理、國際博弈等各種功能，很有可能在Web 2.0時代的中國形成超負荷承載與新制度依賴，看似虛擬的空間卻助推突發性的社會分裂、政治對抗、對外衝突的局面，進而成為中國崛起「不可承受之輕」。對此，中國學術界需要審慎剖析世界政治2.0時代的變化，從觀念、政治和外交層面評估Web 2.0時代所呈現的現實含義，進而提供中國應對各類路徑選擇與政策建議。
在觀念上，Web 2.0時代的網際網路世界不能被視為是純粹的虛擬世界。由於Web 2.0所引發的社會交互與權力轉移都是真實存在的，因此，社交媒體創造的新網際網路領域應當被看成是現實世界的空間延伸。隨著Web 2.0技術越來越多地賦予個人的信息傳播權、政治訴求欲、行為動員力等權力，中國傳統社會的縱向、等級權力結構將慢慢瓦解，「橫向、平等」的權力新結構 在中國現代社會漸漸顯現。這意味著政治民主化、社會公民化、權利回歸化將成為難以阻擋的發展方向。對於世界政治2.0時代的這種趨勢，中國既需要有遠大胸懷順應時代潮流，也需要有宏偉戰略進行平穩有序的體制改革與過渡。這包括培育社會理性、創造政務透明、主動接受監督、疏導公眾情緒、彰顯體制寬容等等。在Web 2.0時代，轉型國家（如中東北非的一些國家）權力保守化帶來的民眾「革命」，以及發達國家（如歐美等國）的權力資本化引發的社會騷亂，都應當成為未來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的前車之鑑。Web 2.0技術是中國民眾權力覺醒、政治意識與民主需求的傳播工具，這與中國政府力圖追求的國家轉型與觀念突破是相互吻合的。儘管目前中國網民在網際網路空間的表現差強人意，甚至還有不少稚嫩、暴戾與茫然的表現，Web 2.0技術都應當視為是中國發展的技術機遇，至少是機遇大於挑戰的時機。因此，主流意識形態必須參與到Web 2.0的新空間中去，完善新網際網路空間的法制建設，抓住Web 2.0時代的溝通便捷性，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在網際網路空間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抓住機會，利用Web 2.0技術特徵了解各地民眾對政策的即時反饋，提升中國政府的內部監督與民主功能，化解部分民眾的不滿與抱怨情緒，鼓勵民眾了解國情，激勵人們為國家建設獻計獻策，「積極鼓勵各個方面運用微博客服務社會」，「加強黨和政府執政能力建設」推動國家的順利轉型與崛起。
在戰略上，中國必須要提升與強化網際網路主權意識。當前，中國已成為網際網路第一大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網民群體與最多的寬帶接入數，但中國網際網路技術起步較晚，觀念落後，尤其是作業系統與核心硬體技術都掌握在外國廠商手裡，世界上共有13個根域名伺服器，10個在美國，這種先天劣勢決定了中國必須積極立足於防禦戰略。從硬體上看，小到個人隱私，再到企業及機構的內部資料、商業秘密、溝通信息，大到涉及國家安全機密，只要被數位化、電子化後，其洩露的機率就比原本紙質、固態時要高得多，出現類似「維基解密」式的「Web 2.0戰略危機」的可能性也更高；從軟體上看，中國社會觀念已完全嵌入在思想全球化、網際網路化的大潮中，而Web 2.0時代所倡導的「網際網路自由」對意識形態浸透而言更具有迷惑性、說服力，其背後所充斥的美國意識形態色彩必須得到中國所有網際網路使用者的重視。對此，中國不僅需要繼承與強化在Web 1.0時代所確立的網際網路既定戰略，更需要重視Web 2.0時代所引發的社會分化、矛盾突發、集聚快速、內部分裂等消極效應，尤其是要警惕來自於外部世界的惡意中傷、造謠、挑拔等。處於社會轉型敏感期的中國，在Web 2.0時代的平衡過渡更加需要小心翼翼。對於政府而言，需要有更為主動、全面、嚴謹、長遠的網際網路國家安全戰略，分層次、分級別地構建國家信息安全戰略，提高網際網路世界中的風險辨析力、危機預警力、挑戰控制力，並分等級地設立相關防線；對於民眾而言，也需要提升網際網路的安全意識，端正理性的價值觀念，須知「網絡無國界，網民有國家」的基本邏輯，不要受國外不良信息的蠱惑，更不必迷信充斥於社交媒體中個人發布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在外交上，社交媒體理應成為中國「全民外交」的新工具。隨著Web 2.0時代的深化，中國對外交往也必須有「外交2.0」意識，即外交權力出現政府到民眾的下降時，「民眾對民眾」的網際網路公共外交也應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選項之一。尤其是歐美國家在利用微博等社交媒體進行對華「公共外交2.0」時，中國相關外事部門更應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加緊學習與借鑑，與時俱進，巧用新媒體工具，鼓勵更多社會力量投身於「公共外交2.0」事業中，邀請更多國際知名的中國精英利用社交媒體服務於國家，成為對外交往、提升本國的公共外交力量的新使者。目前在新浪微博上，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靈通」粉絲數已超過百萬，深得大眾喜愛。中國應當把這種成功的經驗向外推廣。就像多國駐華大使館、小布希前總統胞弟尼爾•布希、日本行政刷新大臣兼公務員改革大臣蓮舫等西方政要與在華機構都在中國開微博，受到中國社會廣泛關注，中國相關外事部門也需要拓寬思路，在雙邊互訪、外交談判、國際盛會上，巧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MySpace等國際社交媒體，逐步深化外交對象國對中國的理解與認知，更好地傳播中國政策的主張。在未來，能否利用好社交媒體服務於外交工作，已經成為一個國家軟實力建設、巧實力應用的重要標誌。中國人一向能「善假於物」，「剛柔相濟」，社交媒體的出現是體現中國對外交往靈活性與創造力的重要時機。中國需要充分融合Web 2.0時代的媒介資源，在對外傳播與交往領域主動出擊，在國際博弈中更多地把握話語權，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相信這是一項值得嘗試、研究與推廣的有益實踐。
（四）餘論
在9•11事件十周年前夕，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將「社交媒體的發明」與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的崛起等，一併評為「9•11事件以來的十大事件」，還認為社交媒體的意義超過9•11事件本身。這足以說明Web 2.0技術對世界政治的重大意義與現實影響，因為正如近年來的現實所顯示的，「社會媒體以無所不在的方便和可擴展性的通信技術，本質性地改變了組織、社會以及個人之間的溝通方式」。這種巨大的改變對世界政治的衝擊與影響會呈現怎樣的變化，目前看，不確定性才剛剛開始，未來的巨變還很難把握。
由於Web 2.0時代僅僅開始幾年，社交媒體所引起的世界變局還有許多值得研究的細節，比如，社交媒體與各國亂局的關係是偶然現象，還是必然現象？社交媒體只是作為世界政治的工具，還是自變量？社交媒體引起的群體行為與查爾斯•蒂利講傳統社會中的「集體暴力的政治」有什麼區別？社交媒體影響世界變遷的政治動員與傳播進程有多少細節方面的案例分析？社交媒體拓展的國際博弈空間，先前的政治邏輯是否仍然適用？社交媒體所引起權力下沉的路徑是怎樣的？社交媒體在民主國家是否同樣有著監督作用？社交媒體如何衝擊與影響民主政體？對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會有怎樣的作用，等等，這些問題在學術研究中還存在許多空白點與不同的看法，需要更多的實踐論證或定量分析，但是，世界政治2.0的特性已經出現，網絡傳播革命形成的全新社會場域與空間已相當明顯。對於這個新領域，中國決策層與學術界都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另一方面，隨著民族國家在全球與國家兩個層面的「去中心化」趨勢與Web 2.0技術的崛起幾乎同步，世界政治的範式會不會出現像量子力學的發現之於物理學那樣的變化，筆者對此持樂觀態度。從個人層面看，在Web 2.0技術塑造下，普通個人升級成國際行為體的概率大大增加，世界政治領袖的「秀場」擁有了新平臺；從社會層面看，民眾與機器、群體與國家、信息與權力、數字流與世界政治等諸多關係之間的對抗或共謀，出現了新的博弈空間，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商業、軍事信息的交匯與轉移，形成更廣維度中的新權力結構。競爭、鬥爭、對抗、衝突、磨擦，或者合作、協調、溝通、對話和融合，在新空間中的邏輯順序與演化路徑會更微妙與不確定性，就像熱兵器之於農業時代，新大陸之於資本主義，核武器之於大國競爭一樣，Web 2.0技術對世界的影響目前只是在初始狀態；從國家層面看，發達國家捷足先登，憑藉自身的信息與創新優勢再次獲得對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有利地位，信息繼政治、經濟、軍事及話語霸權之後，再次成為強國與弱國之間實力差距的附加槓桿。如何縮小與發達國家及其社會的數字鴻溝，會成為世界政治博弈的前沿課題。
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網際網路與世界政治的研究還相當滯後，多數國際關係學者沒有意識到空間延伸對國際博弈的影響。對此，我們需要把握時代脈搏，拓展研究邊界，塑造前沿意識、問題意識、創新意識。尤其是網際網路越來越嵌入世界變局時，加強網際網路尤其是Web 2.0技術的政治化研究，國際關係研究的創新將會出現新的增長點，對中國崛起困境的突圍與可持續性發展也將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
i. 關於「阿拉伯之春」的學術研究代表作可參：Rashid Khalidi, 「The Arab Spring」,The Nation, March 3,2011; Kenneth M. Pollack,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Saban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 10, 2011; The New Arab Revolt: What Happened, What It Means, and What Comes Nex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Apr. 2011; Robin Wright, Rock the Casbah: Rage and Rebellion Across the Islamic World, Simon & Schuster, July 19, 2011; Bruce Feiler, Generation Freedom: The Middle East Uprising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William Morrow, June 28, 2011. Sarah van Gelder & the staff of YES! Magazine, eds, This Changes Every Thing: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99% Movement,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11.國內學者的研究可參見：安惠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會動蕩的原因及影響」，載《戰略與管理》，2011年第7/8期合編本；黃民興：「世紀震蕩:阿拉伯世界政治動蕩的原因和前景」，載《回族研究》，2011年03期。關於2011年西方騷亂的研究，主要可參見：楊雪冬：「西方騷亂中的青年救贖」，載《人民論壇》，2011年9月上；伍芳：「解讀『佔領華爾街』」，載《時代金融》，2011年第31期；樊鵬：「英國騷亂與國家暴力：新自由主義的詛咒」，載《開放時代》，2011年第11期。
ii. 關於社交媒體的政治影響力研究，可參見：Jennifer Aaker & Andy Smith, The Dragonfly Effect: quick, effective and power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to drive social chang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0; Malcolm Gladwel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Small Change, The New Yorker, Oct. 4, 2010; Alexander Howard, 「In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Engagement and Influence Trumps Follower Count」, The Huffington Post, Mar. 11, 2011; Clay Shirky,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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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vii. 這些問題大多來自於筆者以「社交媒體網絡與國際關係理論」為主題，在2011年12月10日由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最新進展與發展趨勢」研討會發言後的參會者提問。在此對閻學通、謝文、達巍、陳琪、宋念申、孫學峰、周方銀、高程、李巍、曲博等師友的幫助表示感謝。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