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憲，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1）
十九世紀是西方社會和文化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期。社會革命和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西方社會的城市形態和日常生活，都市化將大量農村人口集中到了城市，傳統的貴族文化面臨著世俗的大眾文化的嚴峻挑戰，中產階級的興起重塑了審美趣味。從文學藝術上看，十九世紀又是一個大發展時期，上半葉是浪漫主義的巔峰時代，下半葉則進入了現代主義的黃金時期。科學的昌明一方面改變了社會，另一方面也重組了科學知識的生產。對美學來說，新興學科，諸如心理學、人類學、進化論等，都對美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極大地拓展了美學的疆域。
在歐洲大陸以外，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雙峰並峙的傾向愈加明顯，形成了更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哲學思潮。隨著大英帝國的興盛，同時也伴隨著美國的崛起，英語美學已經越出了歐洲的疆界而成為跨洋文化現象，加之殖民主義的擴張，英語也逐漸成為超越了其他歐洲語言的全球性語言。美學在十九世紀英語世界的嬗變，除了現代性的一般特質外，還有幾個因素需要關注。一是文化的崛起。根據英國雷蒙·威廉斯的看法，由於工業化和都市化摧毀了早期現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中產階級的庸俗趣味逐漸佔據主流，消費性的大眾文化漸趨形成。這時，英國一批文化精英或知識分子開始文化的重構及其理論探究，最具代表性如「布魯斯伯裡圈子」，這些文化精英對建構十九世紀英國甚至英語世界的文化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1]。同時，博物館、音樂廳、劇場和出版社等文化機制的成熟，培養了公眾對藝術的熱愛，文化市場發育漸趨成熟。攝影和電影的出現進一步提升了公眾的視覺感知，建築、城市規劃、園林景觀設計日趨審美化，大眾旅遊建構了人們對如畫風景的趣味。這些蓬勃發展的文化趨勢使得美學在十九世紀演變為一門「顯學」。二是人文與科學的對峙。十九世紀科學的迅猛發展導致了傳統的人文學科危機，出現了追隨或模仿科學的美學研究方法。於是在美學內部出現了經驗美學或科學美學與傳統的思辨美學的牴牾。尤其是心理學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形成，作為一門實驗科學極大地改變了美學的傳統方法，導致了依憑科學實驗方法的自下而上的美學與傳統自上而下的思辨美學的對峙[2]。三是十九世紀藝術及其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從浪漫主義到唯美主義到現代主義，藝術思潮一方面強有力地吸引了美學家的思考並促使他們作出理論回應；另一方面，一些偉大的藝術家們也創新了藝術觀念和審美體驗，塑造了十九世紀獨特的時代美學精神。這就導致了美學在十九世紀與藝術的關聯顯得更為密切，互動性更強。本文重點探究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文獻學問題。所謂「英語美學」，以及廣義的英美或盎格魯-美國（Anglo-American）的美學，是用英語為母語來寫作的美學知識生產。從時間上說是大約百年的英語美學文獻狀況；從空間上看，不只限於歐洲的英倫三島，北美亦是這一時期英語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於十八世紀英語美學主要局限於歐洲的不列顛（或大不列顛）區域，十九世紀隨著美國的崛起，出現了英語世界的盎格魯-美國的二分天下。首先，本文的「初心」並不是由內向外看，漫無目的地去探尋西方美學的文獻學情況，而是隱含了一個最根本的動因，那就是探詢提升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水準的新路徑。縱觀近代以來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一個明顯的缺憾就是西方美學的文獻學研究勢單力薄。雖然晚清以來，好幾代美學家前赴後繼薪火相傳，譯介和研究了很多重要的西方美學經典，但總體上看，系統的、全面的西方美學經典的譯介工作還很薄弱。加之本土西方美學研究多依賴於已有的西方美學文獻的中譯本，但中譯文獻存在著很多空白和未知領域，仍有很多經典文獻不為我們所知，甚至完全沒有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所以，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的文獻「瓶頸」嚴重地阻礙了本土西方美學研究水準的提升。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就是西方美學文獻學的建設工作。要搞好這個知識領域的文獻學建設，首先有必要搞清十九世紀英語美學文獻的總體情況，在此基礎上辨識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學經典作家及其經典文本，此乃文本的目標指向。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形貌，而最具代表性的文獻決定了一個時代知識的形貌，所以抓住這些經典文獻也就抓住了這一時期美學的基本精神特質。對於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經典的把握，應該存在著不同的路徑。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是從西方的美學史研究來看，尋找美學領域西方學術共同體對這一時期美學經典的共識性看法。我們知道，美學史是對歷史上美學發展的追溯和考察，只有那些重要的具有學術史價值的美學家及其美學著述，才會進入美學史家的視野，並被深入分析和闡釋。換言之，我們可以把美學史視作對歷史上美學經典的某種遴選和價值判斷。當然，不同的美學史家會有不同的選擇，會強調不同的美學家及其文獻的重要性，如果我們選取多本有影響的美學史著作，就可以發現美學史界關於美學經典文獻其實是有一些共識的。以下，選擇三本代表性的美學史著作來考察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經典。
首先，我們來看看美國學者蓋耶爾的《現代美學史》[1]如何審視這一時期的英語美學的。該書第二卷集中於十九世紀的西方美學討論，主要是對英德美學的研究。這一卷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限於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美學，在「謝林陰影中的盛期浪漫主義」一章中，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了幾位英美浪漫主義詩人，分別是英國浪漫主義「三劍客」——柯爾律治、華茲華斯和雪萊，蘇格蘭哲學家穆勒，以及美國詩人愛默生。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浪漫主義的巔峰時期，在法國、德國和英倫都同時席捲了一場浪漫主義的風潮，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把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西方美學概括為浪漫主義美學。該書第二部分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不列顛美學。隨著浪漫主義的逝去，現代主義（包含唯美主義）興起，這一時期的美學帶有鮮明的英倫特徵。出現在這一時段的美學家和藝術家有羅斯金、特納、阿諾德、佩特、王爾德、鮑桑葵。在第三部分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德國美學中，還分別插入了兩位英國美學家，一是社會學家和哲學家斯賓塞，一是心理美學家浮龍·李。在蓋耶爾所關注的這一時期的美學人物中，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人：第一類是藝術家或詩人，比如特納，或浪漫主義詩人「三劍客」，或美國詩人愛默生；第二類是哲學家或藝術批評家，如羅斯金、阿諾德、佩特、王爾德、鮑桑葵等；第三類是來自其他學科的學者，有穆勒、斯賓塞、浮龍·李等。這一美學作者的人員構成清楚地揭示了兩個現象：其一，十九世紀的英語美學與藝術實踐關係密切，很多重要的美學觀念和思想直接來自於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或唯美主義藝術運動，這與之前的十八世紀和之後的二十世紀都有所不同。其二，這一時期的美學受到了其他知識領域的影響，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以至於在不列顛範圍內形成了頗有影響和特色的心理學派和社會學派等，與當時德國美學十九世紀後期的發展遙相呼應。第二部美學史著作是比爾茲利的《美學：從古希臘到現在》[2]，這是一本20世紀60年代的經典著作，其中在第十章「浪漫主義」和第十一章「藝術家與社會」中，多有對這一時期英語美學家的討論。那麼，究竟哪些人物出現在比爾茲利的美學史敘事視野中呢？按照他的歷史敘事邏輯，德國美學往往闢有專章或專節討論，英語美學的情況往往置於和德法比較參照的敘述中加以分析，幾乎沒有英語美學家的獨立章節。在關於浪漫主義的一章中，比爾茲利提及或討論了如下十九世紀英語美學家：布萊爾（Hugh Blair）、華茲華斯、穆勒、雪萊、赫茲利特、凱布爾（John Keble）、卡萊爾、柯爾律治、佩特、阿諾德、濟慈、葉芝；在「藝術家與社會」一章中，比爾茲利討論了佩特、王爾德、羅斯金、莫裡斯、蓋德斯（Patrick Geddes）、格林諾（Horatio Greenough）、愛默生。當然，關於這些人物，大部分情況下是引用他們的著述或言論，如卡萊爾和柯爾律治，也有一些是有較長篇幅的分析，如羅斯金和莫裡斯。與蓋耶爾的美學史寫法稍有不同的是，比爾茲利較多地涉及詩人、畫家等藝術實踐者，而且將莫裡斯這樣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設計家也納入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範疇。這一方面說明比爾茲利自己身兼文學理論家和哲學家（美學家）雙職視角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從一個角度證明了美學理論與藝術運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係，這一點在十九世紀異常突顯。第三本美學史著作是美國哲學家卡斯楚的《不列顛美學傳統：從夏夫茲博裡到維根斯坦》[1]。該書第二部分是「浪漫主義時代」，分為三節三個主題。其一是「如畫」問題，其二是「華茲華斯與早期浪漫派」，其三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批評」。由於此書專注於不列顛美學中的浪漫主義，所以分析的都是英語美學家。在第一節中，作者討論四個「如畫」理論的重要人物，吉爾平（William Gilpin）、普利斯（Uvedale Price）、奈特（Richard Payne Knight）、雷普頓（Humphry Repton）；在第二節中著重分析了華茲華斯的「如畫」及崇高理論，以及《抒情歌謠集》序言，然後又進入柯爾律治、雪萊和濟慈的闡釋；在第三節關於批評理論的考察中，從赫茲利特（Willaim Hazlitt）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再到羅斯金（John Ruskin），最後是對佩特（Walter Pater）理論的闡發。就以上三本美學史著作來做一個初步的出場頻次的統計，出現3次的作者有：羅斯金、佩特和穆勒；出現2次的有：王爾德、鮑桑葵、愛默生、華茲華斯、雪萊、赫茲利特、柯爾律治、濟慈、阿諾德；出現頻次1次的有：斯賓塞、浮龍·李、凱布爾、卡萊爾、葉芝；莫裡斯、蓋德斯、格林諾、特納、奈特、雷普頓，而布萊爾、吉爾平基本上屬於十八世紀美學家，這裡不再重複計算。從文獻學角度說，被較多文獻提及和研究的作者應該說是美學家所認定的具有重要價值的作者，而較少提及和研究的作者其美學史地位往往顯得不那麼重要。但由於此處作為文獻來源的統計樣本只有三部著作，在統計學上的樣本數量比較小，所以這些數據的使用需謹慎，還得結合其他一些文獻再做出綜合判斷。當然，還有一些專題性的美學史著作，從不同的視角來審視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整體情況，比如一本題為《不列顛唯美主義與古希臘》專著[2]，就全面考察了十九世紀唯美主義與古希臘美學思想的複雜關係，其中特別討論佩特、溫克爾曼、浮龍·李和王爾德。除了溫克爾曼是德國藝術史家外，其他均為十九世紀重要的英語美學家。這類著述也可作為我們審視十九世紀英語美學家經典文獻的參考書目。美學讀本是美學領域知識生產的一種重要載體。從文獻學角度看，讀本的特點有如下兩個方面：第一，讀本是編者從海量文獻中遴選出來的重要文獻，屬於文獻學中的「二次文獻」，這也是我們據以判斷文獻經典性的一個參照指標。第二，讀本通常有兩種最基本的編撰法，即編年模式和主題模式。前者圍繞歷史編年線索選編文獻，後者圍繞特定主題來選文，因此讀本不是反映出某文本在美學史中的歷史地位，就是反映出某文本在特定主題研究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可以推斷說，被選入讀本次數較多的文獻，應該是具有較高價值的文獻。就本課題研究而言，就是經典文獻或者關鍵文本（key texts）。
在英語學界，美學讀本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二戰之前，那時一些英美大學為了教學和研究的需要，開始編撰出版美學讀本。到了二十一世紀，美學讀本成為一個巨大的產業，各家出版社競相出版不同的讀本，一方面催生了讀本生產和需求的巨大市場，另一方面也使讀本編撰的水平更高，形態更加多樣化。由於不同時期美學理論的重心有所不同，所以不同時期的英語美學讀本所選篇什也差異巨大，這就帶來了對文獻經典性認定的困難。為了避免由於不同時期的編者選文興趣和取向的時代差異，本課題採取一個簡單的做法，那就是只選擇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出版的美學讀本。同時，只選擇編年模式的美學讀本，因為主題讀本差異性較大，且不是從美學史角度來選文；而編年模式的讀本則是依照歷史發展線索，遴選各個時段最具代表性的文獻，比較符合我們所要探究的問題之需。一個很切合本課題研究的讀本是兩卷本的《新奇與美：1840—1910美學批評文選》[1]，該書第一卷是從羅斯金到斯溫伯裡，第二卷是從佩特到塞蒙斯。我們知道，這一時期在歐洲是唯美主義或現代主義崛起的時代，所以這個讀本的選文是以英語世界的文獻為主，也涉及少量歐陸作者，諸如戈蒂耶和波德萊爾等。第一卷中遴選了羅斯金、莫裡斯、批評家羅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亨特（William HolmanHunt）、畫家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哈拉姆（A. H. Hallam）、艾倫·坡（Edgar Allan Poe）、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第二卷收錄的作者有：佩特、惠斯勒（JamesWhistler）、莫爾（George Moore）、王爾德、葉芝、塞蒙斯（Arthur Symons）。這個讀本所選作者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比較多地收錄了從事藝術創作實踐的作者，因為新奇和美首先是從藝術創作及其風格形態上呈現出來，所以這些偏重於實踐的畫家、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等，最為關心藝術的新奇與美，因而他們的一些理論話語便成為這一時期美學理論的重要資源。當然，從美學文獻學的角度說，其理論資源並不能只限於哲學家和美學家，有必要將來自藝術家的理論視為整個美學資源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有必要指出的，隨著美學學科的體制化，也隨著美學愈加趨向於精深的哲學理論，因而藝術家的理論話語往往被排斥在外。這樣一來，我們在美學的歷史中就只能瞥見那些著有高頭講章的哲學家和美學家了，而大量藝術家就被逐出了美學領地。這一狀況在當代的美學史研究中尤為明顯。另一本作為開放資源的《美學史讀本》[2]，以從古到今的美學通史為線索，遴選了不同時期不同語言的美學家，其中收錄了4位十九世紀的英語學者的美學關鍵文本。它們是：穆勒的《關於詩及其多種變體的思考》、斯賓塞的《音樂是一種情感語言》、莫裡斯的《藝術是工作中的愉悅》、佩特的《藝術及情感》。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十八世紀的西方美學中，英語作者佔據了重要位置，而到了十九世紀，則幾乎是德國美學的一統天下，英語美學家幾乎沒有顯著位置。這種情況可以從很多美學歷史讀本中看到。但是到了二十世紀，英語美學家異軍突起，至少佔據了美學文獻資源的半壁江山。這種情況可以從很多美學史讀本中看出。《歐陸美學讀本：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3]中，在浪漫主義部分只收錄了柯爾律治的《文學生涯》；《美學：來自西方的美學經典讀本》[4]中，在十九世紀部分，在德國美學界的重圍中只有羅斯金的《現代畫家》一文入選。而晚近兩個流行的讀本，一本是2007年由英國布萊克威爾出版公司的《一個包羅萬象的美學選本》[5]，在其「現代諸理論」部分，十九世紀的英語美學家完全缺場。另一本是2012年英國肯蒂紐出版社出版的《布魯斯伯裡美學讀本》[6]，在其「現代美學」部分中，十九世紀完全被德國美學家從康德到尼採所佔據，外加法國詩人波德萊爾，英語美學家也處於缺席狀態。這一情況耐人尋味，它一方面說明了德國甚至法國美學在十九世紀的西方美學中所佔據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否也意味著英語美學在十九世紀遠不如十八世紀那樣有影響？從上述美學讀本英語作者出場的情況來看，我們統計出一個作者列表，有羅斯金、莫裡斯、批評家羅塞蒂、亨特、畫家羅塞蒂、哈拉姆、艾倫·坡、斯溫伯恩、佩特、惠斯勒、莫爾、王爾德、葉芝、塞蒙斯、穆勒、斯賓塞、柯爾律治。其中有3人出場頻次為兩次，那就是羅斯金、莫裡斯和佩特。如果我們把這個名單和上一節美學史作者頻次名單結合起來加以統計，那麼，可以得出一個比較全面的頻次高低排序的名單。出現頻次5的作者：羅斯金、佩特；出現頻次4的作者：穆勒；出現頻次3的作者：王爾德、柯爾律治、莫裡斯；出現頻次2的作者：斯賓塞、葉芝；出現頻次1的作者：鮑桑葵、愛默生、華茲華斯、雪萊、赫茲利特、濟慈、阿諾德、浮龍·李、凱布爾、卡萊爾、蓋德斯、格林諾、特納、奈特、雷普頓、批評家羅塞蒂、亨特、畫家羅塞蒂、哈拉姆、艾倫·坡、斯溫伯恩、惠斯勒、莫爾、塞蒙斯。這個名單大致說明了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作者及其文本的影響力狀況，他們對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知識或觀念生產均有所貢獻，但大小有別。從地理區域上看，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歐洲英倫三島，只有愛默生、艾倫·坡和惠斯勒來自北美。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頻次高的作者多為理論家或批評家，即專事於理論話語研究的，而詩人、畫家、設計家則頻次相對低一些。這也表明就美學知識生產而言，理論話語更加全面地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美學，因而影響力更大。考察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經典文獻的另一個路徑，是關注已有的一些大型文獻的整理出版。十九世紀英語美學文獻浩如煙海，英語學界所做的文獻整理工作亦相當於「二次文獻」。這些文獻經過了學者們的遴選和考量，是我們判定這一時期美學經典文獻的一個很好的參照。
愛丁堡大學高級講師普裡斯（John Valdimir Price）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整理了兩個多卷本的美學系列叢書，一個是「十八世紀美學文獻」（Aesthetics: Sourc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另一個是「十九世紀美學文獻」（Aesthetics: Sour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兩個系列均為8卷本，而後者是我們考察十九世紀美學經典的一個有價值的參考。「十九世紀美學文獻」的編者認為，在鮑桑葵、桑塔亞納、科林伍德和維根斯坦出現之前，十九世紀美學是一個被忽略的領域。因此這套書對於重返十九世紀美學的現場，理解自夏夫茲博裡和博克以來的英語美學，具有很高的價值。所以，這套書的宗旨是遴選最重要但不易接近的英美十九世紀美學文本，涵蓋一些稀缺文獻，甚至是不那麼出名但很重要的作者的文本。這八卷書的具體情況是：第一卷 奈特：《趣味原理的分析性考察》（1805）；第二卷 1. 菲爾德：《美學，或感性科學的類比》（1820）；2. 梅德默特：《一篇論趣味特性和原則的批判性論文》（1823）；第三卷 貝斯考姆：《美學或美的科學》（1862）；第四、五合卷 達拉斯：《快樂的科學》（1866）；第六卷 埃利斯：《自然和藝術中的美》（1866）；第七卷 格尼：《聲音的力量》（1880）；第八卷 夏普：《詩與哲學研究》（1886）。這些著作不要說對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者來說很少聽說，就是對英美學者來說也多屬於稀缺文獻。在我們以上提及的美學史著作和美學讀本中，這些作者及其著述大都沒有出現過。按其編者普裡斯的說法，這些作者雖不那麼出名，但它們在十九世紀英語美學中仍屬於最重要的文本。這個大型文獻實際上給出了一系列考察這一時期英語美學的路線圖，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卻又很難尋蹤的文獻。對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來說，尤其是十九世紀英語美學史或問題的研究來看，這些文本應具有相當重要的文獻價值。如果我們把這個文獻系列的作者及其文本，與前面已經統計過的作者進行累加，所得出的作者名單應該說是十九世紀英語美學場域中的經典作者，當然他們的重要性還有所區別；同理，他們的代表性著作應該是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重要文本，但在經典性上亦有所差異。進一步看，這個比較完整的名單實際上正是我們考察這一時期美學文獻的基礎，其中作者間的學術關聯和承續關係，也反映了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真實情況。以上我們對十九世紀英語美學情況的考察，初步描繪了這一時期特定語區美學發展的知識圖譜，亦即哪些作家和作品代表了這一時段的英語美學知識生產。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關注了哪些作家和作品，又忽略了哪些作家和作品？這才是本課題研究的在地化目標。換言之，我們不僅關心十九世紀英語美學有哪些經典作家和經典文獻，更關心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的知識圖譜，哪些作家或哪些作品被本土美學界所關注？還有哪些重要文獻完全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這是本課題需要探究的主要問題。如前所述，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和古典哲學兩路美學的崛起，還有法國現代主義美學的興盛，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同時期英語美學的「邊緣化」，這在西方的美學研究中已是常見的共識。這一特點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即重德法輕英美成為十九世紀西方美學研究的一個基本格局。這一點在老一輩美學家那裡就有明晰的印跡。比如朱光潛著《西方美學史》[1]，下卷第三部分為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一半篇幅在討論「德國古典美學」，從康德到歌德到席勒再到黑格爾；另一半討論「其他流派」，只涉及浮龍·李一位英語美學家，並安排在移情說一節裡。在朱氏的這一時段的西方美學構架中，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的英語美學。改革開放以來，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步。通史類的美學史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對這些美學通史的檢視可以發現兩個情況：其一，大多數美學通史[2]在處理十九世紀的西方美學時，英語美學往往處於缺席狀態。究其原委，大約是把注意力全都放在十九世紀德國美學上了，因為德國美學在十九世紀的確出現了一大批對美學影響至深的哲學家，諸如康德、歌德、席勒、謝林、黑格爾、叔本華和尼採。相較於這些德語美學家，英語美學家多屬於「二流學者」，因而有失色之感。其二，有些多卷本的西方美學史因為篇幅巨大，所以也把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納入研究視野，比如蔣孔陽和朱立元主編的多卷本西方美學史，就有《十九世紀美學》一卷[3]，其中繼「德國美學」和「法國美學」之後，單闢了「英國美學」一編，分別探討了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社會學美學、新黑格爾主義美學、心理學美學和進化論美學。這本書是全面研究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代表性著作，具體討論了柯爾律治、華茲華斯、佩特、王爾德、羅斯金、莫裡斯、弗雷澤、斯賓塞、布拉德雷、鮑桑葵、浮龍·李、薩利和達爾文。顯然，這部美學史較多地探究了十九世紀的英語美學，而且帶有中國視角，將一些西方美學史家未有考慮的人類學和進化論等相關理論納入美學研究的視角來加以考量。其中所涉及的也多為西方美學界所看重的經典作家和經典文獻。然而，對這一套叢書的分析表明，此書所依據的基本文獻多為已有的中譯本文獻，因而對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考察明顯受到漢譯文獻的影響。汝信主編的《西方美學史》[4]第三卷，在第三編「英國與法國的美學」中，單列了英國浪漫主義美學、羅斯金的美學思想、維多利亞時期的審美文化三章，也討論了一些美學家及其著作。從這兩部代表性的多卷本美學通史來看，它們所研究的十九世紀英語美學家及其本文，與前面我們從英語美學研究自身的文獻概括出來的美學家名單相比，還有很多人物和文獻尚未納入本土西方美學研究的視野，本土的研究比較集中於若干已有中文版文獻的英語美學家。從文獻學意義上看，中國的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研究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間，而一大批尚未被中國美學界所關注的十九世紀英語美學家及其文獻，需要我們做艱苦的拾遺補缺的工作，將這些文獻陸續翻譯成中文，以推進本土西方美學的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比較起來，一些詩人、小說家和藝術家甚至藝術批評家的著作有不少已經有中譯本，諸如柯爾律治、華茲華斯、雪萊、赫茲利特、阿諾德、卡萊爾、艾倫·坡、莫裡斯、王爾德、佩特等，但這一時期重要的美學家的著述則相對譯介較少，尤其是普裡斯主編的「十九世紀美學文獻」八卷本，就亟需譯介過來。這些文獻的翻譯將會極大地拓展本土美學界對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理論話語的了解和研究，改變我們對這一時段英語美學的認知和判斷。總體上看，目前的本土研究比較多地集中在一些藝術家或詩人的美學觀念上，而對十九世紀美學理論本身的研究則相對薄弱，這與很多文獻尚無譯介的相關性很大。具體說來，首先要開展對十九世紀的英語美學的一些理論家及其文獻的研究。以上我們的文獻考察已經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論家；其次，有必要對這些經典作家的本文系統地加以譯介。就本課題所考察的文獻而言，以下理論家的研究文本值得關注：雷普頓：《關於風景花園化的理論和實踐的觀察》（Humphry Repton, Observa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Gardening, 1803）；奈特：《趣味原理的分析性考察》（Richard Payne Knight, An Analytical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Taste, 1805）；普利斯：《論如畫，與崇高和美相比較，並論研究圖畫對於改善現實景觀的用途》（Uvedale Price, 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 As Compared with the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and On the Use of Studying Pictures, for the Purposeof Improving Real Landscape, 3 vols. 1810）；菲爾德：《美學，或感性科學的類比》（GeorgeField, Aesthetics, or the Analogy of the Sensible Sciences Indicated, 1820）；梅德默特：《一篇論趣味特性和原則的批判性論文》（Martin M』Dermot,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Taste, 1823）；貝斯考姆：《美學或美的科學》（John Bascom, Aesthetics, or, the Science of Beauty, 1862）；達拉斯：《快樂的科學》（Eneas Sweetland Dallas, The Gay Science, 1866）；阿諾德： 《批評文集》（MatthewArnold, Essays in Criticism, 1865）；埃利斯：《自然和藝術中的美》（Sarah Stickney Ellis, The Beautiful in Nature and Art, 1866）；羅塞蒂： 《當代美的藝術》（WilliamMichael Rossetti, Fine Art, Chiefly Contemporary, 1867）；格尼：《聲音的力量》（EdmundGurney, The Power of Sound, 1880）；夏普：《詩與哲學研究》（John Campbell Sharp, Studies in Poetry and Philosophy, 1886）。除了以上一些尚未有中譯本的經典文獻之外，一些已有中譯本的英語美學家的著述，仍有一些篇什和著述沒有中譯本，或者沒有中譯全本，這也是一個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的西方美學文獻學工作。時至今日，本土西方美學研究中的十九世紀英語美學的文獻學建設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在中國學術生產邁向知識強國的進程中，中國學者如何在世界學術舞臺上扮演新的角色？如何在西方人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學術的研究場域中建構中國學派，發出中國聲音，形成中國話語？這些都是擺在中國人文學界和社科學界的艱巨任務。要實現這些偉大的目標，沒有系統的、深入的和艱苦的文獻學基礎工作，那將是不可能實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本土的西方美學文獻學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注釋：（略）
（原文載於《江蘇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下載原文請點擊下方「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