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寧，碩士師承北京大學申丹教授，博士師承香港中文大學李歐梵、David Parker教授，英國、波蘭、美國、日本等國康拉德協會會員，在Conradian （英國, MLA）、Conradiana （美國, A&HCI）、《中華讀書報》等發表論文、雜文多篇。
說到二十世紀，我們會想到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殖民地解放運動，等等。在當時，科技進步和價值信仰體系的崩解，變革著人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反映在文學上，二十世紀的創作者更加緊密地把對生命意義的探求和對創作手法的試驗合而為一。
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英語作家、詩人、劇作家多出現在一戰、二戰前後，如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等人。科技進步催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由此產生的戰爭災難，使當時人們的生存碎片化，好似每個人都漂浮在移動的碎冰上做意義和精神上的生命掙扎，不再有一個統一的、穩固的中心（center），可以讓人們安放自我和生活。比如在萊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的短篇小說《至十九號房間》裡，女主人公反覆思索：什麼可以作為生活的「中心」？有了它，人可以安心、平穩，不再空虛、焦灼；而這個中心，終究是虛空了：工作、家庭、孩子、愛---都不足以撐起生命的意義。就如艾略特筆下的《空心人》，隨著傳統、價值的消解，現代人在獲取獨立和自由的同時，需要承受生命的異化與虛無，「世界就是這樣告終/不是嘭的一響，而是噓的一聲」（裘小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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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二十世紀之前的文學創作，從特定的角度看，是簡便的。那時的社會有相對穩定的價值結構，創作者或擁護或反對或嘲諷，總歸是有個靶子的。僅以十九世紀為例，奧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愛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等人，都有著明確的價值取向，大可放手寫去，只要書中人物是有德行的，加之以努力，多有圓滿的結局。十九世紀作家的這份自信與沉穩，變作了二十世紀創作者的痛苦與躑躅，不再有一成不變的東西可以抓取，意義、價值、信仰皆成為審視、質疑、挖苦的對象：意義在哪裡？價值存在嗎？信仰可能嗎？在二十世紀的英語文學裡，這些問題被反覆捶問，卻無解。
但是，出人意外的是，縱觀整個二十世紀英語文學，不管創作者以何種方式呈現和拷問現代人碎片式的存在以及意義的虛無，每一部作品關注的核心卻又是一成不變的---這些核心，自荷馬以來一以貫之，如愛情、婚姻、友誼、榮耀。只是，二十世紀創作者的痛苦哀嚎，折射出的，是對這些人生價值的求而不得之苦。正如特裡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所言，在現今的文學中，固有的秩序、平和、榮耀和美，沒了位置；今日作家對它們決絕的蔑視和否認，恰是反映出實現這些人類價值已屬無望。越是絕望，越是掙扎和苦求，這或許就是二十世紀創作者的窘境。而且，因為絕望，他們表現出了益發濃烈和黑暗的藝朮赤誠，好似整個生命都被生存境遇所浸泡，他們拿起浸透了的生命，用力擰出汁液，蘸著生命的筆，書寫，這帶有天生的悲情和豪壯，不是嗎？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生存被虛無和絕望浸染，那我們追問：在此情境之下，人該如何生存？是否仍然有一種人類品質，能夠幫人熬過該時的艱難？這讓我們聯想到希臘化時代的地中海地區。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323)以摧枯拉朽之勢佔領了亞非歐的大片地區，摧毀了舊有的社會模式，試圖建立起他理想中的國家範式，但卻因為英年早逝將廣大地區擲入了戰亂的深淵，飽受創傷的人們需要精神的慰藉，犬儒主義、伊壁鳩魯學派、斯多葛學派應運而生，共同宣揚「自足」（希臘文：autarke,英文：self-sufficiency）的理念，大意是建構強大的內在世界，不為外部所動。細細梳理二十世紀英語文學，「自足」是否也是創作者求尋的良藥呢？奈保爾（V.S.Naipaul, 1932-2018）在《眾望所歸》中塑造了一個人物桑託什，頗有「自足」的品性，追究開來，或許就是內心豐盈、有一技之長的活著。這亦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生存的曙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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