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獨家對話張玉環案律師王飛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楊百會 | 北京報導

隨著張玉環被宣告無罪，當事人的家庭悲歡故事受到了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這樣的冤案為何會在現實中發生？以後又該怎麼避免？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了張玉環的辯護律師王飛。

冤案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

《中國經濟周刊》：作為本案的律師，怎樣看待這個案子的一審、二審過程？

王飛：簡單粗暴，就是這麼一個感覺。看那個口供我就覺得特別假，口供說中午11點殺人，在自己家臥室裡面殺人，就因為一個小孩調皮就去殺人。我覺得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任何一個真實的東西，它一定是符合邏輯和常理的，但凡虛假的東西，就透著很多的荒誕，從感覺上就覺得這不像一個真實的事，更像是一個編造的東西。

最初法院不同意給我閱卷，就僅僅是靠這幾份裁判文書，和張玉環寫的一些申訴書，他去講述他的有罪供述是怎麼來的，怎麼產生的，我基本上已經判斷這個案子恐怕是個冤案。當然後來我做了一些調查，去村裡面調查取證，去跟張玉環當時在同監室的人去聊，到2018年6月份我們正式拿到案卷，其實那些東西只不過是更加加強了我之前的一個判斷而已。

《中國經濟周刊》：因為當時的司法理念和司法程序上的哪些缺失，造成了這件冤案的發生？

王飛：在那個時候應該說還是有一些司法理念的問題，總是傾向於去追究犯罪，懲罰犯罪，那麼人權保障這個理念我覺得可能還是未必深入人心。

那時候就總是覺得不能把殺人犯給放過了，所以說過於強調了懲罰犯罪，保障人權是可能被忽視的。

另外還有有罪推定的觀念。現在過了二十幾年，疑罪從無就明確地寫在判決裡面，這在二十幾年前是不可想像的，基本上很難在一個裁判文書裡面去體現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

那個時候可能司法程序太過於目的明確，總是很功利，就是以懲罰犯罪為主要的導向，在這種導向之下，當事人的權利就容易被漠視。

我注意到這個案子開始有律師是在重審的時候，南昌中院在2001年重審。之前是沒有律師的，當然第一次審理的時候，刑訴法還沒有修改。1996年之前還沒有明確說死刑案件必須有律師這樣的規定，沒有律師情有可原。

但是在重審的時候，刑訴法已經修改6年了，已經確立了一個規則，就是死刑案件必須要有律師，他不委託律師的話，司法機關必須要給他指定律師，法律援助的律師。

所以說在重審的時候他就有一個法律援助律師，這個律師當時也給他堅定地做無罪辯護，而且這個律師在開庭的時候提交了案卷裡面的一份證據，這份證據就證明案發當天，也就是1993年10月24號的中午12點多，有一個他們村的小女孩，看見過這兩個死者向後來被發現屍體的下馬塘水庫方向走。

也就是說案發當天的12點多，這兩個小孩還活著，但是判決認定11時許已經被張玉環給殺掉了。

這是一個對當事人非常有利的證據，律師也出示了，但是完全被法院給忽略了，判決書裡面針對這份證據根本就隻字不提。

所以說在當時那個情況下，對於當事人的訴訟權，還有律師的辯護權，可能也是重視不夠。

基於有罪推定這種觀念，就總是想當然的認為翻供是無理狡辯，是推卸責任，而律師作無罪辯護是幫助當事人脫罪，在這種觀念支配之下，是很容易發生冤假錯案的。

還有正當程序問題。江西高院的第二次二審，是這個案子的最後一道防線，而且第一次是發回重審的，那就說明（認為）這個案子有問題。那麼到第二次的時候，當事人仍然堅持無罪，律師也是堅持無罪辯護。人家上訴了以後，竟然不開庭，書面審理，關著門把這案子給審完了。

我認為即使按照當時的法律，這也是違法的。因為法律上規定，雖然說刑事案件二審是可以不開庭審理，但是當事人對一審認定的事實和證據有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二審就必須開庭審理。

這個案子顯然是一審認定他殺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他說我無罪，我沒幹這個事情，對一審判決有異議，一審定案的證據主要是靠有罪供述，他明確提出來有些供述是虛假的，是被屈打成招的，刑訊逼供導致的，對證據有異議。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不開庭審理，但是最後就是不開庭審理。而正因為關著門審理，就沒有發現這個案子當時沒有律師，一審都指定了律師，二審給忘了。我覺得這是一個簡單的不應該犯的錯誤。

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冤假錯案是它的程序足夠保障了訴訟權利，最後還導致了冤案。

我們發現的所有的冤假錯案都是在程序上有一大堆的問題，程序得不到保障，就意味著權利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就很容易導致實體的問題查不清，或者說直接導致實體認定的錯誤，最後導致了錯案。

如果重實體不重程序，就會覺得我們的目標不就為了查清事實嗎？提什麼管轄問題、證人出庭、二審開庭審理有啥用？

問題是如果不開庭，不當面鑼對面鼓地進行辯論，法官很難去查清這裡面的問題，認為他自己口供都承認了。只有當面去聽取各方意見的時候，問題才容易凸顯出來。

所以我覺得不注重程序，可能也是冤案的一個成因。

《中國經濟周刊》：這個案子的最初辦案、審理環節有哪些程序問題？

王飛：比如說刑訊逼供。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應該關在什麼地方（是有規定的），嫌疑人不應該長時間被控制在刑警大隊、控制在一個派出所，完全在警察手裡，這是容易出問題的。

現在的制度也是說要立即送看守所，對他採取強制措施以後，不能長時間關到辦案機關的場所，他們是有互相制約關係的。看守所會監督辦案警察，你要審訊，你只能在我這個場所，這個場所都是有錄音錄像的，中間是有隔離護欄的，你想打他，可能技術上物理上很難實現。

這個案子我們當時看到，一開始筆錄是在看守所，張玉環說我在看守所確實沒有被刑訊逼供，在看守所的筆錄就說我沒有殺人，我是無辜的，我那天甚至就沒有見到這個小孩，就一直堅持無罪。而突然變換了場所之後，在派出所了，我們就看到了兩份有罪供述都是形成於派出所。

（看守所外提審）除非要去指認現場，完了以後就趕緊送回來，就不能讓他長時間放在外面，這就給就辦案人員刑訊逼供提供了很多機會，他就逃避了監管。

張玉環講述的6天6夜連續審訊不讓睡覺，這個過程中有電擊、蹲樁、飛機拷，還給塞個瓶子，或者用棍子撬，非常疼的，最後牽來兩隻狼狗，這是張玉環講述的過程。

我們看他一直好像還挺堅強，因為大多數人怎麼可能背一個殺人犯的罪名，還是要扛一段時間的。最後說你要不承認殺人的話，我把你老婆給抓過來，按照你的這個手段，給你老婆也上一遍。當時他家孩子很小，如果老婆抓進去這樣弄的話，就家破人亡了。所以那時他認罪也是很無奈。

而且兩次筆錄還不一樣，得不到任何的印證。說他家裡面是殺人現場，在現場能找出來小孩的一根頭髮嗎？什麼東西都沒有，而且現場都沒有經過勘察，沒有經過辨認，一切的證據停留在口供。

既然是口供，那麼他說殺人工具是麻繩，那就是麻繩了。關鍵問題是麻繩上有沒有孩子的皮膚組織，這些證據都沒有。

然後說拋屍是用麻袋。只不過是在拋屍的水塘發現了小孩又發現了麻袋而已，然後刑訊逼供，讓張玉環招供了。警察先入為主，就認為麻袋肯定是裝屍體的，可怎麼證明麻袋跟小孩之間的關係？

任何物證是一定要有客觀的證據的，能夠把犯罪行為連接在一起。比如鑑定說殺人工具上面有被害人的生物檢測，才能鎖定這個東西跟小孩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問題確實太明顯，這是不應該犯的錯誤。但當年高級法院的法官，這麼多的人，就偏偏犯了這樣的錯誤。

也是因為問題明顯，所以這個案件整個申訴過程也相對來說順利一些，其他案件申訴最少四五年才有效果，這個案子基本上就用了三年。

我建議法院自己找一找當年的附卷，就是關於這個案件裡的一些審判細節，比如說合議庭討論這個案件的記錄，我估計一定也是有爭議的，一定是有分歧的，只不過我們看不到，法院也不會公布。

江西省南昌市進賢縣凰嶺鄉張家村，張玉環弟弟張平凡的房屋（左）和破敗不堪的張玉環家老宅（右）。

如何避免再次發生？

《中國經濟周刊》：這三年的再審過程，是否遇到阻礙？

王飛：去年3月份決定再審，然後到今年8月4日才做出再審判決，實際上也是超審限的。

再審案件的申訴也有期限，但很多不被遵守。所以有時候我說這種案子我三天都能給它解決了，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但是卻要用三年那麼長的時間。

還有申訴，時間漫長遙遙無期。

還有閱卷難。我們要求調取案卷，從2017年3月份向江西高院提出，直到2018年的6月份，這個案子立案複查以後，我們才正式的拿到案卷。在此之前，我們就僅僅是靠當年的裁判文書、當事人陳述和他之前寫的一些申訴材料來判斷這個案件。

他們（江西高院）的理由是兩高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關於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拿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來限制律師閱卷。

該規定第 14條：「辯護律師辦理申訴、抗訴案件，在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經審查決定立案後，可以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到案卷檔案管理部門、持有案卷檔案的辦案部門查閱、摘抄、複製已經審理終結案件的案卷材料。」

實際上我的理解就是說，他是在強調律師的這項權利，他就想告訴我，這個案子立案以後，律師拿著手續就必須給他閱卷，但是不代表他只能在立案以後才享有這個權利。

最高院辦公廳在二零零幾年就有一個規定，就是說一個案件審結以後，當事人自己都可以去查閱案卷材料，他自己都可以，律師不可以？律師的權利是來源於當事人的授權，當時是因為他關在監獄裡面，他無法行使權利，他授權律師去行使，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說這個問題很荒謬。

但是現在很多法院堂而皇之地拿這個說事，所以我說他們就是為了阻止錯案的糾正，這是立場問題，不是認識問題。

你們（很多法院）總是說當事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認為有問題，不足以立案審查。但是你案卷又不給人家，你說只能立案以後才能閱卷，你不給我案卷，我怎麼去說服你去立案呢？這樣的話就是死循環。

《中國經濟周刊》：從1995年3月發回重審，到2001年11月重審判決，又歷經6年多的漫長時間，原因可能是什麼？

王飛：肯定是超期羈押。這是必然超出當時的審理期限的，超的不是一星半點。

這是我始終的觀點：這樣的案件都是法律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20年以後好像法律進步了，實際上當時的法律也不落後。當時法律就規定，要給人定罪的話，必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是到了法院的審判，就打折扣了，就變成了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充分。

當然這個案子我覺得在當時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說能看到附卷的話，恐怕當年對這個案子內部爭議很大的。不然的話，一個這樣的案件不會審了8年，舉棋不定的。

還有，兩個未成年人被殺的惡性案件，從一開始都不判死刑。我覺得這個案子即便放到現在，如果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都可能會判死刑立即執行，但是那時候他從一開始就沒被判死刑，留有餘地。所以我認為當年這個案子內部分歧應該很大，但是可能又迫於急於結案的壓力吧。

《中國經濟周刊》：從完善制度角度，如何避免再次發生冤假錯案？

王飛：我有這麼幾個建議，首先要以審判為中心。現在已經改觀很多，司法改革在不斷強調以審判為中心，審判為中心就是強調以庭審為中心，案件事實要在法庭上來查清，這就可以講一些基本制度，如證人出庭，不再只是對著一堆書面材料進行質證。

讓證人出庭講述，講述的過程中我們去觀察他的表情，他的一言一行，來判斷他說話的可信度。他陳述的案件情況是否真實，我們可以對他進行發問，最大可能地去發現真相。這都是比較好的舉措，來確保司法公正。

其次要充分保障和尊重當事人和律師的訴訟權利，重視律師的作用，對當事人所提出的刑訊逼供等問題，要給予充分重視並及時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

另外要尊重程序的正當性。比如要確保刑事案件二審一律開庭審理。開庭審理太關鍵了。像民事訴訟，即使不開庭，還組織一個調查程序或者詢問程序，實際上是一個簡易版的庭審程序，控、辯、審三方都有。

既然民事案件只是處理財產和身份的問題，都能做到這樣，而刑事案件竟然只交一份辯護詞，這個案子就能結了？正因為刑事案件關乎的權益更重，所以我覺得這種案子最起碼程序上不應當低於民事訴訟。

還有法官自由裁量權問題。刑事案件關乎一個人的自由甚至生命，這種案件我認為不應該讓法官去判斷這個案子有沒有必要開庭。

雖然現在證人的出庭率問題有一定改善，但立法上仍然把證人出庭與否的決定權交給法官。針對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確立一個制度：只要當事人和辯護人對證人的書面證言有異議，要求證人出庭作證，那麼法院就一律應當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最後就是製造冤假錯案的人要給予最嚴厲的責任追究，只有讓司法違法犯罪承擔最嚴厲的代價和成本，才能儘可能地讓所有人敬畏法律，不去觸碰底線。

責編 | 呂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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