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錫圭先生

2021-02-08 每堂

裘錫圭,1935年6月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古文字學家。195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同年錄取為胡厚宣指導的「甲骨文與商代史」研究生,1960年結業。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教研室(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現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裘錫圭先生

每堂 敬輯

前言:

走近裘先生,他的「魅力」,我們看是看不出來的。個子不高,清清瘦瘦,說話聲音也不很響,但非常清晰,淡雅而有定力。然而,一旦我們知道裘先生治學的一些「典故」之後,則幾乎是無不嘖嘖稱奇的。

一生沒有浪費過時間

裘錫圭教授「用功」、「惜時」是出了名的。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虞萬裡介紹說,20多年前,裘先生在大學四年中,中午從不睡覺,用來看書。有人給他算了一筆「時間帳」:假如一天兩小時,一年就是七百三十個小時,四年就是二千九百二十個小時,等於三百六十五個八小時工作日,恰恰是一整年的工作時間。也就是說,裘先生光從午睡中就搶出來一年的光陰,「這讓我震撼!」虞萬裡說。復旦大學傅傑教授說,當時記者寫到,裘先生住在筒子樓,大家共用水龍頭,用水時一見水龍頭有人,他扭頭就走,回去看書。後來,鄰居們看見裘先生過來,往往馬上把水龍頭讓給他:「老裘先來!老裘時間緊!」陳宏天先生還曾回憶說,裘先生同女生約會,約定時間女方未到,「他扭頭就走——不合算。」裘先生的夫人曾對學生們說,裘先生一生大概是沒有浪費過時間。這樣的評價,平常得讓人肅然起敬。


幾十年的光陰,裘先生爭分奪秒,記錄了四千多張卡片,在甲骨學、金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方面也頗有造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陳劍教授說,裘先生對文字發展的全貌有認識,對許多漢字的形式、時代、內容、性質、史實背景,都有相當精到的研究。用這樣的態度去做學問,取得這樣的成就是不奇怪的。


但是,裘先生歷史系出身,最後打通文史,在這麼多領域取得巨大成就,也並非常人看來那麼理所當然。裘錫圭先生自己也說,要學先秦史,就要先學甲骨文,那麼就要認真學文字學,「我不是科班出身,但還是花時間去學習,從文學系轉到古典文獻系。」因條件所限,許多專業書買不到或買不起,他就手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卜辭通纂》、《殷契萃編》、《殷墟書契續編》等書,他都整本整本地抄下來,這無疑是打下了文字研究的「童子功」。他說,治學方法、治學態度就是做事要實事求是和認真,他將《顏氏家訓·勉學篇》中「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為往聖繼「絕學」

古文字研究,因其年代久遠,資料稀少,研究者鮮,而幾乎成為「絕學」。在這個領域要深耕細作,取得成就,絕非易事,除了要付出懸梁刺股的苦功夫,還必須要有些天賦。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講師鄔可晶說,裘先生強調做學問要有「才」、「學」、「識」,像裘先生這樣的一流的古文字學家,往往可以非常敏銳地發現問題,十分精準地下判斷,具有很高的預見性,具有很高的「識」。但裘先生也勉勵學生,如果「識」不夠高的學者能嚴謹、勤奮、有責任,做出來的學問也是有價值的。


以甲骨文研究為例,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甲骨文凡4500餘單字,經學者們經年累月的不懈努力,現被考釋的單字也不過2000餘,但為學術界所公認者不過1000字左右。而近百年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所易識的字大多已被前人釋出,所不識的字因不少在商代以後的文字中就已不再使用,不容易找出它們字形演化的線索,在後世的字書裡也很難得到印證。因此再有新的發現難度很大。」(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1981年)郭沫若先生也曾說,甲骨文中不認識的字,大多是專名,如地名、人名、族名之類,其義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讀。可見甲骨文考釋之難。而裘錫圭先生不畏艱險,他1961年發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釋之作《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董蓮池說,裘先生最大貢獻是對疑難字的考釋。這項工作是很難的,需要對古文字、古文獻有精深的把握,非一般人所能為。裘先生文字考釋精到,用材料說話,經他考釋,不少長期困擾甲骨學者的「疑字」、「難字」釋然而解,「裘先生在老一輩學者的基礎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釋向前推進了一步」。


1995年,由著名古文字學家、吉林大學姚孝遂教授主編的通貫古今的《中國文字學史》,全書近600頁,而介紹裘先生學術成果的篇幅就超過了60頁。書中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甲骨文字考釋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錫圭,「其所寫的古文字考釋文章,精彩紛呈,很少出現問題。考釋命中率很高」。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教授說,裘先生涉獵廣泛,是中國古典學的一代大師。復旦大學文科科研處處長楊志剛亦稱,裘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稱之為科學,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研究亦堪稱經典。他對漢字的性質、歷史、字體演變及漢字結構類型等問題都做出了深刻的論述。比如,關於漢字是哪一類型的文字,過去有不同說法,孰是孰非,不易判斷。裘錫圭先生第一次區分兩個層次的符號,認為文字的性質應當由文字本身使用的符號,也就是「字符」來決定,復旦大學劉釗教授認為,這些成就在漢字類型研究上可謂「鑿破鴻蒙的創見」。他在漢字學、古文字學領域的學術主要觀點凝聚在《文字學概要》一書中。《文字學概要》在大陸出版後,已成為漢字研究方面的經典,被各種涉及漢字的論著反覆徵引,同時也是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的大學生、碩士生所必讀的教材。《文字學概要》曾在臺灣地區出版繁體字版,又被翻譯成英、韓、日等多種文字,對世界漢字文化圈和非漢字文化圈的人群了解、研究漢字,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也為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溝通搭起了一座橋梁。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教授說,對漢字研究而言,《文字學概要》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著作,至今仍沒有任何一部文字學的通論能取代裘錫圭教授這部著作。哈佛大學米歇爾·皮特先生亦曾評價道,「權威著作《文字學概要》是對中國早期文字歷史和性質的價值無可比擬的考察,精湛豐富,而且涉及早期文字很多不同來源的材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著作標誌著這個領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一個正派的人、純粹的人

裘先生曾說,現實社會中有兩個行當是最怕做得不好的:一是醫生;一是教師。而作為一名教師,倘若業務不行或是不負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危害性比醫生還要大。教師的責任十分重大,「既要在學術上有好的素養,在人品上也要有好的素養。要首先是個人,然後再是個學者,是個教師」。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認為,裘先生不僅是很好的學者,也是很好的老師,他的學術思想中也應該包括他育人的思想。他帶學生,身體力行,從來沒有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他每天工作的時間比年輕人還長,每天6個小時,就是實實足足的6個小時,都是在看期刊、做卡片、寫文章。他對自己寫文章嚴格要求到讓人受不了。為學生改文章費盡心思,一字一句改。裘先生做學問和接項目都秉持著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他說做學問不能浪費納稅人的錢,要做出實實在在真正有意義的東西。復旦大學中文系戴燕教授則用「正派」來形容裘先生:「學問很正派,做人很正派」。做學問沒有食古不化,也沒有邪說,而是「守正」。而且,裘先生以學術為天下公器,對己嚴格對人公平,「裘先生並不因年紀大了、地位高了,而凡事都能『包容』,他對實事還是有自己的立場」。裘先生的「守正」,用他自己的話說,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加以理性判斷,錯誤的東西要清算,但任何事情也不能矯枉過正。而傅傑教授認為,裘先生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他做學術不為政治,不為金錢,不為虛名,一切都是為了求真求實,「這樣的一個純粹的學者,對我們後輩有很大的榜樣的力量,有標杆的作用,特別是在不自欺,不欺人等方面」。虞萬裡教授說,學術和人品的融合,求真求實的精神,好說不好做,道德文章說易行難,「而裘先生是學術與精神的典範」。


  

裘先生的精神感召力無疑是巨大的。2005年裘錫圭先生回到復旦,組建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時任廈門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劉釗教授賣掉車子和房子,來到復旦,擔任中心主任。「先生影響很大。我們踏入學術圈,就敬仰先生的道德文章。裘先生登高一呼,我們就都來了」。當時,中心無人員、無經費,亦無獨立招生資格,然而不到十年時間,就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學術梯隊,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培養了一批批優秀的學生。而且,中心的師生依然保持著淳樸、精進的學風。


陳思和教授表示,裘先生是我們的旗幟,他組建團隊到復旦,做了大量的工作。裘先生治學的風氣,甚至對復旦大學文史研究生的培養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導師不再把學生當做「資源」來爭取,而是更加重視培養學生的素質,「裘先生的嚴格要求和高標準,使得從嚴治學成為復旦的傳統」。


我想,裘先生留給學術界和社會的,不僅僅有他等身的著作,有他對文字學研究的開創性成果,更有他勤勉而中正、嚴格而淡雅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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