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十九屆中央紀委歷次全會報告不難發現，「精準」是高頻詞彙之一。二次全會4次，三次全會9次，四次全會15次，不斷加大的曝光率，充分說明這一要求對於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分量之重。
瞄準目標，精確「制導」，精準要求實際上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新時代的發展和深化。紀檢監察工作是嚴肅的政治工作，任何環節、任何時候都必須堅守實事求是這條生命線。只有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依規依紀依法行使職權，才能不斷提高監督執紀問責的科學性、實效性和公信力，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實踐中，堅持實事求是還存在哪些短板弱項，又該如何應對和破解？
政策措施和工作方法只有符合實際，才能推動事業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紀檢監察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必須準確把握全面從嚴治黨階段性特徵，從實際出發制定政策策略、創新方式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正是因為緊緊圍繞黨中央作出的「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這一科學判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從嚴管黨治黨，才得以推動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
十九屆中央紀委提出實現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更要堅持實事求是。但在實踐中，一些紀檢監察機關領導幹部對實際情況掌握得不深不透，拍腦袋決策、憑慣性工作，勢必會對工作造成負面影響。譬如有的認為反腐敗鬥爭已經取得壓倒性勝利，大大小小的「老虎」已打得差不多，可以鬆口氣、歇歇腳，結果讓已經淨化的政治生態再度面臨汙染風險；有的對上級要求生搬硬套，不論當地問題具體表現，搞一刀切式的系統整治、專項監督，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卻收效甚微，當地突出問題愈演愈烈；有的領導幹部雖然掌握一些情況，但由於奉行個人利益至上，甘做老好人，寧可像埋頭的鴕鳥一樣對問題視若無睹，也不敢、不願實事求是開展監督工作。
分析這些問題，根源還在於沒有緊密結合所在地方和領域實際。那麼，準確把握全面從嚴治黨階段性特徵到底難在哪裡？通過記者在基層的調研採訪，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兩方面原因：一是站位不夠、不想掌握。一些紀檢監察幹部沒有把監督執紀問責放在全面從嚴治黨全局中去考量，對具體案件高度重視、如數家珍，但對一方的全面從嚴治黨整體情況，特別是政治生態卻疏於洞察、說不出子醜寅卯，久而久之就局限於細節當中、偏離了大的方向。二是方法不對、不會掌握。一些幹部雖然認識上去了，但工作不得其法，有的任憑大量數據、資源分散沉澱在各個領域不去梳理歸納，有的迷失在道聽途說的「內部消息」和浮光掠影的調研報告中，最終對於實際情況依然無從深入了解，無法準確判斷。
解決這些難題，除了督促領導幹部提高站位外，關鍵一招就在於加強政治生態研判。一方面要切實改進作風，深入基層一線、深入幹部群眾，聽真話、摸實情，找準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為科學決策積累第一手素材。另一方面要善用巧勁，從信訪、巡視巡察、審查調查等工作成果中全面了解情況，既見「樹木」，也見「森林」，同時還要對本地區本單位進行歷史的回放和文化的思考，找出問題存在的深層次原因。以此為基礎，才能更好地區分輕重緩急、合理布局力量、安排工作，把監督執紀問責做深做細做實，不斷提高工作實效。
有多少問題就查多少問題，有什麼問題就查什麼問題，更不應「老虎」太大不敢打、「蒼蠅」太小不屑拍——樹立實事求是的政績觀，是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基本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努力糾正以大案要案論英雄等錯誤觀念，為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在實際工作中，一些紀檢監察機關和紀檢監察幹部在這方面仍有差距。
有的基層紀檢監察幹部出於查辦案件會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等種種擔心，對暴露出來的問題「護短」「避醜」，想辦法捂著、掖著。例如十九屆中央巡視就發現華潤集團等個別單位基層紀檢機關對問題線索一擱了之、壓案不查，四川省紀委監委在工作中也發現一些省管金融機構紀檢監察部門存在壓案不查、輕拿輕放等問題，群眾對此意見很大。還有一些紀檢監察幹部恰恰相反，他們把數量視作管黨治黨的成效，靠湊數來彰顯作為。例如個別地方通報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案件，由於真正的「四風」問題不夠，就把上班吃東西、炒股等都列入其中，有數量沒質量，一公布就成為群眾的笑柄。
政績觀問題的背後，暴露出的是政治立場的偏差。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是贏得民心、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根本舉措，也是紀檢監察機關和紀檢監察幹部創造政績的根本所在。分析政績觀跑偏的紀檢監察幹部，都是沒有站穩人民立場，常常考慮這個、考慮那個，唯獨不考慮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結果導致履行職責缺位、越位或錯位。
扭轉片面的政績觀，關鍵在於引導紀檢監察幹部樹牢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理念，堅持人民群眾反映什麼問題突出，就查處什麼問題；人民群眾反對什麼、痛恨什麼，就堅決防範和糾正什麼，既不能人為湊數、加案，更不能人為壓案不查。同時，要加強制度約束，通過完善規章制度督促紀檢監察幹部更好履職。例如監督執紀工作規則就對線索處置提出一系列明確要求，確保問題線索不被拖延積壓，做到件件有著落。各地也應結合實際細化工作要求，改變不合理的考核指標，助推紀檢監察幹部秉公用權。對政績觀難以扭轉的紀檢監察幹部，該調整的要調整、該撤換的要撤換、該問責的要問責，決不允許其佔著位置而不作為、亂作為。
紀律是黨的生命。執行紀律不偏不倚、不折不扣，對於維護紀律權威乃至黨的權威至關重要。黨的十九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普遍開展了案件評查工作，從評查結果看，辦案質量明顯提升，但定性量紀不夠精準等問題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而且越往基層越明顯——有的定性不準，對案件的性質、情節、後果、影響及同類案件的尺度等缺乏綜合考量；有的量紀不準，對適用從輕、減輕的情節、依據把握不到位，處理畸輕畸重。特別是在運用「四種形態」方面，有的紀檢監察幹部在認定違紀黨員幹部的主觀態度以及影響處分輕重的情節時，對於什麼是認錯悔錯態度好，什麼是情節較輕、情節較重、情節嚴重，裁量尺度不一。
事實上，這些問題並不是新問題。客觀精準定性量紀難，首先是由紀檢監察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紀檢監察工作面對的問題往往面寬量大，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強，經常出現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交織、單位問題和個人問題交錯、紀法問題和專業問題交叉等情形，如何堅持從實際出發，依規依紀依法開展工作，考驗著紀檢監察幹部的政策理論水平和業務水準。
與客觀困難相對應的，是紀檢監察幹部能力素質的亟待提升。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央紀委提出實事求是運用「四種形態」，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對紀檢監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對紀檢監察幹部的能力素質帶來了更大挑戰。記者在基層採訪調研中感到，一些紀檢監察幹部正是因為對政策策略理解把握不夠準確，才導致問題查處適用不當、尺度不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紀委監委今年的一項調研顯示，在「四種形態」提出5年後的今天，依然有一些基層紀檢監察幹部對「四種形態」理解認識不深不透，在聯繫實際把握運用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解決定性量紀問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近年來採取了不少辦法。例如規範量紀程序，壓縮自由裁量空間，讓定性量紀更加科學民主，不因個別人的失誤而偏離實際；再如結合實際細化制度條文，讓紀檢監察幹部易於掌握、易於操作、有據可依；又如加強責任追究，對於極個別以案謀私、胡作非為者堅決從嚴懲處等。這些探索對於準確定性量紀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要靠紀檢監察幹部隊伍素質的整體提升。對此，必須加強對紀檢監察幹部的培訓，既包括課堂上的政策理論講解，也要有案件評查、提級審理等實踐中的督戰指導，全面加強政治理論、黨紀條規、法律法規等系統學習培訓，讓紀檢監察幹部在定性量紀時更有底氣，以過硬的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把每個案子都辦成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的鐵案。
山西部分教師放假後AA制聚餐被批評，湖南某教育局辦公室有零食被通報，河南某醫護人員丟棄半個饅頭被通報為「四風」表現……這樣的問責雖然只是個別，但每一條都曾在社會上引起過巨大的爭議。
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是激勵領導幹部敢擔當、真作為的撒手鐧。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黨組織和紀檢監察機關通過問責倒逼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落到實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一些地方在依規依紀精準問責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是問責泛化、簡單化。有的地方把問責當成一個「筐」，什麼都往裡裝，問責成了「包治百病」的「萬金油」、迴避深層問題的「遮羞布」；有的地方問責隨意，凡是不合領導意圖的，先打板子再說，甚至搞「問責不過夜」、「一刀切」式問責。例如湖北省紀委監委就發現，在一些問責案件中，相關黨組織、黨員幹部的失職失責行為並未造成實際危害後果，或者危害後果較輕，甚至危害後果不明，卻僅以上級機關交辦函或督導組、察訪組發現問題線索情況作為問責處理的依據，造成問責泛化。
依規依紀、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清楚寫明的首要原則。泛化、簡單化的問責，大多違背了這一原則，僅僅把問責作為處理危機事件、回應社會質疑或應對各方面壓力的「緊急避險」舉措。這樣一來，問責不再是激勵幹部擔當作為的利器，反而成了上級領導幹部「消災」「甩鍋」的法寶，嚴重偏離了問責制度設計的初衷。事實證明，一有錯就問責，一問責就動紀，這樣的錯誤做法勢必削弱問責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更會打擊幹部擔當幹事的積極性。
防止淪為啥都裝的「筐」，問責就必須嚴格依規依紀依法，從內容到程序都不能離「譜」。這個須臾不能偏離的「譜」，就是黨章、問責條例等黨內法規和監察法等法律法規，就是實際情況。問責工作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決不能不論具體是非，一不高興、一拍腦袋就問責，甚至違反民主集中制，僅憑領導個人要求就官僚主義草率問責。要根據實際情況明確問責情形，該問的責任一個不能少，不在問責範圍的也不應泛化、擴大化。健全和完善問責程序，強化監督審核，把問責權力關進位度籠子。明確對不當問責的申訴、糾正和追責，保障黨員的申訴權利，增強問責工作的嚴肅性和公信力。
今年由於疫情影響，基層幹部普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黨中央三令五申為基層幹部減負。針對這一實際，問責工作更要精準穩慎，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並重，嚴格落實「三個區分開來」要求，為敢於擔當作為的幹部撐腰鼓勁。
「實事求是」一詞，最早出現於東漢史學家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劉德整理古籍極為嚴謹，對所得殘缺不全、字異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組織群儒研討辨析、勘誤訂正、精心校理成冊，班固稱讚他：「博學好古，實事求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給予實事求是全新的闡釋。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一論述，深刻揭示了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與基本要求。1941年12月底，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黨校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既是黨校的校訓，也是全黨的黨訓。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實事求是」寫入黨章。從此，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全黨正式確立。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