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慶，1986年獲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高西慶：見證中國金融財富的增長
文/本刊記者 劉曉蕾 徐妍 白瑜
1990年，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整個籌辦過程高西慶幾乎全程參與。1992年，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高西慶任發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師。2000年，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成立，2年後，高西慶成為理事會副理事長。2007年，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成立，高西慶又轉戰中投公司，成為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從襄渝鐵路建設工地的一名普通民工一路走來的高西慶，親歷了中國金融史上的很多歷史性時刻，他不但是中國金融業發展道路的探路者，更是中國金融財富增長曆程的見證人。聽說國內已經開始發行股票，但沒有交易所，高西慶的好友王波明提議，咱們是不是也在中國弄一個股票交易所。
中國證券市場的助產士
高西慶常說，當年會以那樣的方式回國參與創建證券市場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當年的高西慶以第一個獲得美國律師資格的中國大陸人的身份在紐約華爾街某律師事務所謀得了一份令常人豔羨的工作，卻因為美國的一場金融危機而決心早早回國，投身到中國證券業的起步浪潮中，整個過程的確很有些戲劇性。
1987年10月19日，剛走進辦公室的高西慶就覺得事務所的氣氛緊張而又壓抑，問過秘書才知道，是美國股市垮了。僅僅1天的時間，道瓊指數跌幅達22.6%，並連帶全球的股票市場出現不同程度下跌。那一天，成為世界金融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而為人們所銘記。但當時的高西慶還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會對自己的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
「當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的電話，說想請我馬上就過去，給他們講一講美國這次的金融危機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高西慶回憶道。然而，當他和幾個同在華爾街工作的中國人到了總領館之後才發現，等著他們的不僅是紐約的總領事，還有當時中國駐紐約的主要機構和媒體。最終，高西慶也只是根據自己的理解講了講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至於它會對中國造成什麼影響，對他來說完全不可想像。
類似的活動又組織了兩三次，國內對此事的關注也促使高西慶開始思考股市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之後，高西慶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又聚在一起聊了幾次。一些稍後出國的朋友也向他們介紹了國內當時的情況。
1987年的中國早已不是5年前高西慶離開時的樣子。從1984年開始，部分集體和國有中小企業紛紛開始份制試點，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北天橋百貨、上海飛樂音響等公司還公開發行了股票。1986年，為解決股的流通問題，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臺——靜安證券業務部開張。
1987年9月，中國第一家專業證券公司——圳經濟特區證券公司成立。
就在美國這場「黑色星期一」金危機過後不久，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上對前期股份制試點的成績做出肯定，允許繼續試點並提出了規範性意見。從此政府逐漸加大對股份公司的規範化管理，股票發行更加規範。此時，中國的股份制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開，通過試點不斷積累經驗，各項基本制度在探索中得以建立。但是整個市場規模較小，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交易所，股票的發行和交易缺乏全國統一的監管。
聽說國內已經開始發行股票，但沒有交易所，高西慶的好友王波明提議，咱們是不是也在中國弄一個股票交易所。高西慶的第一反應是怎麼可能，那還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實現。結果那天大家談了幾個小時，越談越興奮，越談越覺得真有可能，最後決定就此給國家寫個建議。
就這樣，高西慶、王波明、王巍等人撰寫出了中國證券市場的最早提案——《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1989年3月15日，中信、中農信、中建投、光大、中創等9家機構，各出資50萬元，設立「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回國不久的高西慶任首席律師。終於，1990年底，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張。
高西慶的回國之路可謂偶然，但其中又有其必然性。正是高西慶這種敢想敢幹的氣魄和自我賦予的使命感，正是中國證券業早期發展的積累，促進了中國證券交易市場儘早走向專業化和規範化之路。每一個「市場化」舉措的出臺卻都遭到了市場的抵抗。坊間對「海歸派」水土不服的質疑一直未曾間斷。
初入官場
1992年，中國證監會成立，「聯辦」中的很多人都被吸收進來，其中也包括高西慶，他出任了證監會首席律師及發行部主任之職。
在證監會的日子裡，高西慶見證了中國股票市場的潮起潮落，他自己也走過了二進二出證監會的坎坷仕途。處於起步階段的中國證券市場，法律法規尚不健全，要實現證券的法規建設理想可以說舉步維艱。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體制正逐漸完成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證監會發行部主任掌握著股票額度分配的權力，位置非常敏感，在工作中也免不了要處理如何「用最行政的方式解決最市場化的問題」等。所有這些，都註定了高西慶初次為官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
據稱，高西慶首次為官的這3年，最願意提及的只有2件事：一是起草國務院《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另一件就是H股的成功發行。對他來說，這2件事是真正的實事，前者使股市離規範的市場化近了一步，後者則為中國資本市場留下了通往國際市場的一個「活眼」。
3年後，高西慶主動辭職，回到母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執教，後又出任中銀國際執行總裁。直到1999年，他再一次回到了證監會，成為證監會副主席。這一次，證監會主席是和他同樣有著留學背景的舊識——周小川。
周小川主政證監會期間，大批的海歸派人士匯聚於此。據統計，2001年初證監會中的「海歸」數量近50人，佔證監會總人數的20%，且多數成為各部門的正、副職。有人稱這一時期的中國資本市場是海歸派主導的市場化時代。這樣一個認同國際化、市場化的團隊，讓高西慶找到了理念一致的「組織」。
然而，坐在火山口上的證監會註定不會是個風平浪靜之地。2001年6月12日，由財政部牽頭，包括證監會在內的6部委召開部級聯席會議，高西慶作為成員之一參加。會議做出「以市價減持國有股，補充社保基金」的決定，「國有股減持」大幕由此拉開。
決定一經公布，股市劇烈下跌，投資人怨聲載道。僅僅1年之後，證監會「暫停國有股減持」的通知，使當天的兩市指數幾乎以漲停開盤。股市的巨量上漲使證監會最終在「國有股減持」的問題上選擇了退縮。
飽受質疑的不只「國有股減持」一項，B股開放、A股增發、開放式基金設立，這些舉措在西方市場都是成熟之舉，移於國內，與海歸思路一脈相承，但每一個「市場化」舉措的出臺卻都遭到了市場的抵抗。坊間對「海歸派」水土不服的質疑一直未曾間斷。
回憶起兩次證監會任職的經歷，高西慶說道：「第一次創業的感覺更強烈些。因為當時完全沒有規制，也沒有約束。想起來那時候是熱火朝天地幹事情，大家在做一件革命性、開創性的事業。第二次再回去以後，發現多數事情已經制度化了，雖然不象以前那樣沒有任何框框，但是正是這第二次，我成熟了很多，對機制的了解也更多了。」
中國證券市場這個高西慶一手帶大的「孩子」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但也讓他收穫頗多。2003年，自證監會離職的高西慶轉戰成立不久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擔任副理事長一職，負責投資業務。自此，高西慶邁進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他就任以來，社保基金最大的變化就是向主動性與國際性投資邁出了一大步。
低調轉身
入主社保基金1個月前，高西慶從證監會的離職，引來了媒體的大量報導，而1個月後他的再次上任卻觀者寥寥。「是不是媒體覺得證監會才是大家關注的焦點，離開證監會的人就可以不關心了？」社保基金理事會的一位官員曾頗有抱怨地說，「事實上，高西慶來我們社保基金會才是更值得媒體關注的事情。要知道，他現在管理的可是咱老百姓的活命錢啊。」
2000年8月，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設立，負責管理運營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正如那位理事會的官員所說，這些都是老百姓的活命錢，如何讓社保基金增值盈利，讓老百姓的「活命錢」變得越來越多，成為了高西慶面臨的一項新挑戰。
在此之前，高西慶與社保基金並非全無瓜葛，只是這種瓜葛卻未見得愉快。2001年7月，社保基金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與中國石化股票配售，以每股4.22元認購中國石化3億股，這是社保基金首次進入證券市場。然而認購後便趕上股市下跌，並持續極度低迷的市況，自股權過戶以來，股價始終在發行價下方運行，最高時帳面虧損達2億多元。究及股市低迷的主要誘因，便是在證券市場上推行的國有股減持，而當時作為證監會副主席的高西慶正是主要參與者。
儘管如此，管理社保基金，高西慶仍有自己特有的優勢：首先，他幾乎經歷了證券市場的整個發展歷程，同時也是證券市場法規的建立者之一。因此，他對股市基金等的熟悉程度很少有人可比擬；其次，他的國際背景有助於社保基金的國際合作和交流；再次，他在證監會時分管基金，對基金公司非常了解，因此能為社保基金挑選出合適的「管家」；第四，他曾擔綱中銀國際，對投資一線的運作非常清楚；第五，他對法律法規十分了解，能與基金管理公司籤訂對社保基金最為有利的合作協議。
而社保基金在其任職期間的轉變，正體現了高西慶個人的特點。他就任以來，社保基金最大的變化就是向主動性與國際性投資邁出了一大步。高西慶終於在這裡找到了一個平臺，得以踐行自己的國際化與市場化投資理念。
2006年12月，社保基金在全球範圍聘任海外投資管理人，共收到84家國際知名機構關於香港股票、全球股票（美國除外）、美國股票、全球債券、現金管理等五大類委託產品的106份申請，最後入選10家，將管理超過10億美元的投資金額。《華爾街日報》稱「高西慶以近乎無可指責的步驟和效率先後完成了從篩選、縮小範圍、面試、洽談合同到確定最終人選的工作」，這是外界給予高西慶的極大褒獎。
正是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這個職務，讓高西慶有了全球投資的視野，完成了從律師、監管者到投資者與監管者的蛻變，被國內外投資市場普遍看好為一位優秀的投資市場人士。高西慶的這次個人轉型，也為他日後加入中投公司埋下了伏筆。有些國家跟我們抱怨，說他們搞了20多年主權財富基金，從來沒人管他們，也沒人逼他們公布數字。現在我們一公布，搞得他們都得公布。
中國的財富管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末，中國國家外匯儲備已高達1.2萬億美元，剔除維持正常貿易需求的部分，剩餘的外匯量仍然非常可觀。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儲備閒置不用，再加上外匯儲備中的大頭——美元持續貶值，拓展外匯資金運用渠道，提高外匯收益已是勢在必行。
2007年9月29日，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成立，這是中國金融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標誌性事件。
中投公司的註冊資本金為2000億美元，來源於財政部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募集的1.55萬億元人民幣，是全球最大主權財富基金之一。作為中投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的高西慶，成為了這筆沉甸甸的國家財富的管家之一。
新生的中投公司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國際社會對中投公司的質疑。2007年，中國和俄羅斯相繼設立主權財富基金並開展境外投資，這使得歐美等國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對跨境資本心懷疑慮，認為他們不僅追求經濟利益，還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並因此對外來投資設置種種障礙。
「2007年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這段時間很緊張，我們要到處跟人家解釋我們是財務投資者，不是行業投資者和戰略投資者。」高西慶對這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質疑很是不以為然。
然而中投公司不僅僅是被動地四處解釋，更主動參與到主權財富基金運營規範的國際規則制定中來。2008年，中投公司全程參加了主權財富基金國際工作組和主權財富基金《聖地牙哥原則》起草小組的工作，並聯合其他新興市場主權財富基金與美歐等西方大國進行平等對話，有效地贏得了規則制定的主導權。《聖地牙哥原則》頒布以來，中投公司遵守承諾，全面履行了該原則，開展商業化運作，追求財務回報，及時、透明地發布經審計的中投公司年報，取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理解和認可。
「為了這件事，有些國家跟我們抱怨，說他們搞了20多年主權財富基金，從來沒人管他們，也沒人逼他們公布數字。現在我們一公布，搞得他們都得公布。」高西慶笑道。
高西慶指出：「在開展對外投資時，一方面要善用當地法律、稅務、會計等專業顧問，避免犯不該犯的規。另一方面要特別講究推進交易的方式方法，注重與監管機構暢通、無障礙的溝通，並且注重與投資接受國的立法、行政機構以及相關項目所涉及的行業和社會群體進行有效的政府關係、公共關係工作。」
除了外部的困境，中投公司還面臨著沉重的內部盈利壓力。由於公司註冊資本金的籌措渠道是特別國債，考慮到特別國債的利率，再加上人民幣升值的匯兌損失以及公司自身運營管理成本，其盈利壓力不言而喻。
更多的壓力來自輿論界的關注。在一般人看來，中投公司就是拿著國民的財富在海外投資，因此對它的收益也格外關注。然而，中投公司籌備期間對美國黑石集團的第一筆投資就產生巨額浮虧，也引來了諸多非議。
對此，高西慶的回應是：「希望大家能稍微減少一點賭性，把眼光放長一點。」因為公司每年都要對外公布年報，導致外界過度關注其短期收益。報表披露的短期收益是一個時間節點上的反映，事實上，短期收益率是隨時變化的，並不能取代長期的投資價值。
成立5年多以來，年輕的中投公司在摸索中不斷前進，面對複雜多變的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審慎研究、沉著應對，堅持以研究和資產配置驅動投資活動，實現了國家外匯資產管理多元化，取得了較好的投資收益。據悉，截至2012年末，中投公司境外投資業務年化收益率達到5%，高於國際捐贈基金年化收益率的中值，在動蕩的全球經濟金融市場中，較好地實現了國家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
高西慶見證了中國金融史上的很多個第一次，更親身投入到對這些「第一次」的精心培育中，不斷地為中國的金融業探索著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之路。他個人的起起落落，也記錄了國家金融改革和財富積累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