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終結論」不符事實
為了能有一個更直觀的印象，我們不妨簡要回顧一下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現的一些「中國終結論」。從30多年前毛主席去世，到新中國誕辰40周年期間，各種悲觀論調愈演愈烈，甚至斷言共產主義體系的終結指日可待。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推向最低谷，雖然中國沒有受很大影響，但是「中國終結論」並沒有因此而消失。1995年，社會學學者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崩潰即將到來」的文章，此文後來被廣泛引用和轉載。作者在文章開篇提出了一個問題：「鄧小平去世後，中國能否避免重蹈蘇聯覆轍？」對此他的回答是：「從各個方面看，中國都在走向重重危機……鄧的去世可能會觸發群體事件、黨內權力鬥爭、某些省份聯合……導致地方更大的自治權，……中國共產主義很可能會崩潰……未來10至15年間必將出現終結性危機。」
然而，事實證明，鄧的去世並沒有如戈德斯通預言的那樣造成終結性危機。可是這沒有阻止或減弱類似的聲音。此後還陸續出版了很多持類似論調的著作，如《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國轉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國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等。
回顧中國幾十年發展歷程，在領導人更替後的10年間社會局勢總會出現一定範圍的動蕩，如1976年毛澤東去世13年後，即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1997年鄧小平去世11年後，即2008年西藏「3•14」事件。但是，這些事件最終都得以平息，這反映了中國共產主義政體在處理一次次事件的過程中，自身也在不斷得到完善。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其它突發性危機時也表現出驚人的管理能力，如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四川地震。如果中國過去的治理方式一成不變，那麼這些挑戰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將之打垮。
高度的創造與適應能力
這裡我要討論的問題是：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共產黨最高層領導人的更新換代給其體制帶來了一些不穩定因素，共產黨政權是如何處理這些不穩定因素，確保其政治制度的延續的？它又是如何保持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持續和快速的經濟發展的？
解釋制度持久性很複雜。但我相信，這主要歸功於中國政府強有力的治理能力，它能夠巧妙地轉化這些社會挑戰，使之成為權力再生資源。在諸多挑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眾的群體事件。大量群體事件往往被解讀為是共產主義制度脆弱性的表現。事實上，較為成功地處理了這些事件，其本身就證明了共產主義中國對問題的拿捏恰到好處，甚至還能化險為夷。在題為「規範化的騷亂」一文中，作者Peter Lorentzen指出，中國的中央領導人用戰略性的大胸懷，容忍了一些程度非常嚴重的群體事件，甚至藉此從草根階層獲取更多信息，來打擊腐敗。又如中國政府取消了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這也是驚人之舉。
隨著通信技術日益複雜化和大眾化，公眾對一些問題的爭論往往會在大範圍內被迅速擴散開來，這也導致中國的治理方式變得更務實和更平民化。如警察毆打孫志剛致死事件，直接引發了政府進一步完善了對待流民問題的規章制度。重慶釘子戶、山西黑磚窯醜聞、廈門PX事件等也是如此。這些都表明網上很多信息可以促使國家預見並及時消除群體事件，還可以促使國家修改規章制度（如制定新的環保法）。這些規章制度的修改直接回應了民眾所關注的問題，從而提升了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政府似乎已經發現了一種強有力的辦法，即通過網絡加強政治治理。
務實主義治理模式的歷史傳統
雖然這種治理技術還是一種新興事物，但是其運用的基本技巧卻並不新鮮，在中國歷史傳統中一直存在。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代中國政治治理的情況，我們應從中國傳統統治角度，而不是從體制轉型和民主化角度去把握。中國的傳統統治模式是一種極富彈性的管理實踐模式，它有很強的自我創新和適應能力。
孔子理想中的「天命」代表了中國傳統的統治者合法性的哲學理念，它強調統治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從民生出發，主張「成者為王敗者寇」。在封建國家的治理中，不少具體制度是為了調節國家與社會機構間的利益而設的，這些制度非常務實並不斷更新以便更好適應新的需求。如封建制度中的各種臨時賑災措施、防範官僚腐敗的措施、各種直接進諫皇帝的納言渠道、科舉考試制度以及為監管和徵稅而設的保甲和裡甲體系等。這些制度增進了精英與大眾間的各種紐帶，在各個時代都發揮著積極作用。
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比起來，中國共產黨的治理時間已經相當長了。但是，社會科學工作者如果僅僅關注「崩潰」這個點，就很容易一葉障目。中國封建體制是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政治體制，它是如何設法生存下去的？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改變中，它是如何應對大量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挑戰的？這些都應該成為我們關心並努力探索答案的問題。
子曰：「六十耳順」，這用來形容新中國60年的國家體制也十分合適。中國國家體制的健康與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共產黨治理的創新與適應能力，這與它是否持務實主義的態度密切相關。中國政府對群體事件靈活機智的處理，以及實施的素質教育和公務員考試制度，都體現了很強的適應力。
後冷戰時代，務實的民粹主義處理方式替代了冷戰時期尖銳的意識形態鬥爭，用鄧小平話說，就是：「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可喜的是，不僅中國政府認識到務實的民粹主義可以促進政治再生與增強政治活力，美國政府的領導人們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如年輕的總統歐巴馬在就職演說中就反覆強調，必須用務實主義態度處理失業、養老金等國內問題；又如極善言辭的希拉蕊在被問及美國外交政策原則時，回答說：「讓我們把意識形態放在一邊，這已經是明日黃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