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患難見真心」，平日裡花好桃好，難辨其誠，而臨了大事，就見真章了。這次中國遘罹新冠肺炎疫情，有很多患難相助的國家，在我們的危急時刻伸出援手，籌集善款，捐贈物資，如日本、韓國和加拿大等國。其中尤其是日本政府、企業和民眾，不但在賑災物資上馳援，還從兩國共同的古典裡，擷出貼切應時的話語，撫慰罹災人眾的心情，一時暫趨寧靜。
賑災馳援中國罹災，日本政府、企業和民眾沒有袖手旁觀，很快就開始投入救援活動。日本政府在第一時間就宣布：「全力協助中國對抗疫情」，對患病的中國遊客提供治療，並及時延長其居留籤證。
1月中下旬，當疫情開始受到外界注目而防護設備告急時，松下電器、豐田汽車、本田技研等與華關係密切的企業，立刻向中國紅十字會捐贈口罩、防護服、防護眼鏡、善款等。其中伊藤洋華堂（7-11便利店的經營企業）就直接向武漢捐贈了百萬隻口罩。其後瑞穂銀行、村上財團、佳能集團、三井住友金融、資生堂、島津製作等大企業，紛紛向中國捐贈救災物資和善款，日本政府也運來各類救援物資。日本駐華大使館還籌集了來自日本官方與民間的272萬枚口罩、38萬副醫用手套、15萬套防護服、7.5萬副防護眼鏡、CT等醫療設備和大量消毒劑，以及善款2889萬元人民幣等，寄付中方。其中資生堂還規劃將其亞洲營業額的百分之一作為善款，捐給中國。日本的執政黨自民黨，在其幹事長二階俊博的倡議帶領之下，決定從每一位自民黨國會議員3月經費中抽取5000日元（約合人民幣318元），作為善款，寄付中方。
日本官方、企業和民間的參與規模與力度已足令中國感激，但是更讓中國民眾感動的不僅是救援物資，而是在疫情蔓延的當口，日本人還及時地隨著救援物資，送來了令國人一目了然、易於接受的漢語詩句，如同在寒冷冬季的露天之下，暖人心脾的一碗熱湯。
漢詩古典1月下旬，東京都運營「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局的日本青少年育成協會，在寄往武漢的賑災物資紙箱上，別出心裁地貼上在日本流行的古典漢詩：「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是1300年前日本天武天皇的孫子長屋王（676-729）寄贈唐朝高僧千件袈裟時附錄的四句偈語中的前兩句，後兩句為：「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據說，當時身在揚州的高僧鑑真和尚，正是看到偈語後才動心揚帆東瀛，布法傳佛。雖然這段公案的史實根據，還有待釐清，筆者相信，如果鑑真大師真的看到過這首偈語，是肯定會動容的。
這首漢詩體的偈語，可以評為日本人所寫漢詩中最為出色的一首。從平仄角度來說，對句寫成「日月同天」更為合律，也更為合理，因為「風」畢竟很難從東瀛吹到華夏。但是「日月」之詞太過冠冕堂皇，而以「風月」對「山川」，就顯出陰柔之美。「風月」一詞，在漢語中的聯想，常與「日月」逕庭，更有「潤物細無聲」的意象和音響效果。鑑真大師是出家人中的性情者，他因此想見識東瀛的山川風月，情理上是完全可能的。長屋王肯定沒有想到1300年後，居然他的子孫又這麼貼切地在寄贈物資上重貼了他的偈語，打動了更多顆受傷的心靈。
在寄贈物資上題寫漢詩，其實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例，日本醫藥非政府組織仁心會等四家機構，在其聯合捐贈物資上也題寫漢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春秋時伍子胥為父兄復仇，攻楚入郢，楚臣申包胥赴秦乞師，乃至泣血，秦哀公為賦《無衣》三章，這是其中的尾章，意思是：不要說你沒有戰袍，我與你分享吧。史書記載，秦師入楚，吳兵就退了。
日本富士縣寄付遼寧的援助物資上有這樣的寄語：「遼寧加油！遼河雪融，富士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這「同氣連枝」一句，出自南朝梁周興嗣的《千字文》：「孔懷兄弟，同氣連枝。」而「孔懷兄弟」，出自《詩經·常棣》，其中有「死喪之畏，兄弟孔懷」之句。
相傳西漢蘇武有詩曰：「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同氣」和「連枝」，都是指情同兄弟，在這裡譬喻兩國民眾在文化上的連帶，日本人要與面對「死喪之畏」的中國人「共盼春來」，非常合恰暖心。
日本舞鶴市政府馳援大連的捐贈物資上寫著：「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是王昌齡《送柴侍御》絕句的尾聯，其起聯為：「沅水通流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用「青山」和「明月」說事，點出共享「雲雨」和「鄉梓」，突出了日中兩國「一衣帶水」的連帶感。
連帶意識我們都知道日本是個多災的國度，其國土面積只佔世界的0.28%，卻承受了世界六級以上地震的20.5%，全世界15%的活火山在日本，其中相當一部分進入了活躍爆發期，加上其它如颱風、豪雨、大雪、洪水、泥石流和海嘯等災害頻發，日本因自然災害損失的金額佔全世界的12%（2010年統計）。
自然災害頻仍的日本，自彌生時代（約為公元前10世紀到公元3世紀中期）接受從大陸傳來的農耕生活方式以後，逐漸形成了「村社會」，而並非對岸大陸和半島的「氏族社會」。村社會的特點是村民們合祀共同祖先和神祇，以水資源為契機，共同運營農耕勞作，應對各種自然災害的發生。村民的共同作業；在缺乏共同意識和守則時，就會不斷發生紛爭，所以村落內外的協調和融和，是村落存續的重要保證，而其前提就是村民間「利害與共」的一種連帶感，即「連帶意識」，一榮俱榮，一損俱衰，一種生存「共同體」精神。
當代日本人有共飲共食的習慣，傳自古代的茶道、懷石料理和節令性群體祭祀活動等，本來就都是村落連帶意識的具現。如今日本男人下班後，喜歡與同事聚餐，而主婦們也不閒著，常常製作點心，與其他主婦閒話家常之際共享。日本的婚禮宴席等，常常提供所需以上的食品，並備打包袋盒，以讓出席者攜帶而歸，與未能前來的家屬成員共享，擴大慶賀的範圍，增強社區成員的連帶感。
很多日本人相信比起一己的能力來，「他力」（外力），包括外界的自然與社會力量，可能對一己的生存具有更為關鍵的效力。所以與其伸展或逞縱自己的能耐，倒還不如與外力協調，共同應對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很多日本國民在罹災之餘，並未墮入麻木不仁，而對鄰近所遭遇的災難，感同身受，樂於賑災濟難，因為他們自己的遭災經歷，讓他們「心有戚戚焉」，而不是像韓愈所詬病的「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
日本人這種對災區和貧窮地區的發自草根民間的馳援，經常是一種持久性的運作。比如，從本世紀早些時候開始回收日本小學生的皮革書包，支援阿富汗孩子們就讀，此舉業已持續了十多年，超過20萬隻書包運往目的地。報導說這種可以長年使用的美觀大方耐用品書包，讓很多阿富汗家長動心甚至送女兒也去就學。
這次從民間到政府和企業的對華賑災援助，是日本人這種「連帶意識」的擴大。很多日本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災難，並非只限於中國，如果失控，當然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作為鄰國的日本必然會首當其衝。救人濟人，實際上也是自救自濟。更何況，我們還繼承了一個共同的文化古典，儘管山川異域，我們風月與共。
（趙堅，上海人，曾經就讀復旦中文系的碩士博士課程，後留學日本、加拿大，長期在海外執教，留心於比較文化的研究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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