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新基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詞突然火爆。而從中央的政策來看，對「新基建」謀篇布局已久。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在中央首次提出「新基建」的命題。2018年12月至今，至少有8次中央高級別會議對新基建作出了部署。
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再次強調「新基建」後，各省紛紛推出包括新型基礎設施在內的龐大基建計劃，已公布投資計劃的25個省份推出了合計投資接近50萬億的基建項目，其中「新基建」佔比超過10%，成為投資計劃的一個亮點和熱點。2020年4月20日，國家發改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對「新基建」的內涵、發展策略等進行了明確，從而為「新基建」健康發展提供了基礎。
「新基建」在今年受到特別重視，這是因為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下行風險，新基建具有獨特的優勢。新基建雖然體量不是特別大（預計在10萬億級別），但其能夠與傳統基礎設施進行深入融合，聚合諸多相關主體，帶動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其小體量通過大融合能夠帶來很大的發展空間。，「新基建」是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基本條件，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的區別，並不代表「新基建」是萬能的，能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所有問題，因此，需要在發揮「新基建」大融合作用的基礎上，科學推進「新基建」快速發展。
一、為何是現在：「新基建」提出的背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8年以來，我國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步伐持續加快，增長速度驚人。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建投資佔GDP的比重達8.6%，高居全球第一（全球平均為3.5%，北美和西歐為2.5%）。近年來，我國基建投資仍保持了較高水平，我們測算，我國基建投資佔全部投資的比重超過五分之一，基礎設施存量規模超過100萬億，超過了我國GDP的總量。
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幅度增長，一方面極大地提升了我國基礎設施水平，提高了居民生活便利度，提升了社會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益明顯遞減。
以高速公路為例，截至2018年年底，我國高速公路總裡程已達14.3萬公裡，位列世界第一。而我國高速公路擁擠度情況一直處於0.4以下，西部地區大都在0.2左右，這說明高速公路的運輸能力利用不足。
從單公裡通行費收入看，2017年全國高速公路單公裡通行費收入為358.43 萬元，其中東部地區533.97萬元，中部及西部地區分別為309.62萬元和248.54萬元。中西部高速公路的收費水平較低，其收支缺口持續加大，這也不利於高速公路的持續投資。
從總量上來說，2013-2017年，全國收費高速公路支出持續增長，年均複合增長21.33%，增速較快。2017年，全國高速公路支出8523.75億元，較上年增長6.51%，增速較上年降低13.53 個百分點。其中，高速公路還本付息支出達6570.07億元，較上年增長24.00%，增速較上年降低15.54個百分點（政府還貸高速公路還本付息支出3093.82億元，經營性高速公路還本付息支出3882.40億元）。從收入來看，《2018年全國收費公路統計公報》2018年度，全國收費公路車輛通行費總收入5552.4億元。其中，高速公路5168.4億元，收入無法衝抵支出。從公路的貢獻來看，公路貨運量的佔比一直維持75%-80%，客運量總量和佔比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除了個別路段、個別地區之外，繼續修建高速公路的效率將持續下降。
從機場數量來看，雖然我國民用機場的數量仍遠遠少於美國，但是，我國已建機場的效益明顯兩極分化。2018年納入統計的235個機場中，只有88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了100萬。低於50萬的機場達到106個。全國184個中小機場約70%處於虧損狀態，依賴政府財政補貼支撐。除了一二線大城市機場仍有擴容空間之外，很多中小城市建設機場似乎已沒有必要，尤其是隨著近幾年高鐵的通達率持續增加，對機場建設的效益勢必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
傳統基建的發展空間縮小，效益降低，這需要在基建方面打開思路，引入新的基礎設施。數字類基礎設施投資體量雖然目前還很有限，但其網絡互補性、廣泛滲透性等特性，決定了其發展空間較大，邊際效益仍處於上升階段，能夠發揮更大的戰略價值。
2.數字經濟發展擴張了對「新基建」的需求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31.3萬億元，佔GDP比重達到34.8%，其中產業數位化規模為24.88萬億元，佔數字經濟規模的比重上升至79.5％。但是，從結構上看，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發展最快的都是消費領域，包括電子商務（佔全球的市場份額已超過40%）、行動支付（交易規模超過200萬億元，居全球第一）等，這些領域都是應用數位技術對傳統行業進行改造，提高效率，從而為消費者帶來更為便捷高效的服務與體驗，並發揮中國網民基數大、政府監管體制相對靈活等優勢，在短期內快速擴大市場規模，實現做大做強。
但是，在數位技術應用到工業領域方面，或者說數字經濟的工業級應用來看，我國仍然落後於發達國家。我國工業和服務業的數位化程度大約只相當於發達國家的一半。在應用的需求方面，我國企業應用數位化技術進行企業生產或管理的比例不到30%，開展在線銷售的企業比例約為45%，開展網際網路營銷的僅為39%。企業對自動化製造、工業機器人應用的認知比例低於45%，對網絡化協同製造的認知低於四分之一。
而中小企業在數位化方面仍有很大不足。有調查表明，250人以上企業參與電子商務的比例在2013年為40％，而小企業僅為18.9％。從數位化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來看，我國的大數據中心、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等基礎設施仍不足以支撐中小企業全面數位化。例如，在2020年3月10日，由於在線辦公、在線教育等諸多網際網路應用產生的需求大增，使在線辦公系統釘釘出現了系統崩潰。我們的實地調研表明，與中小企業數位化有關的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等基礎設施仍有較大的缺口。從大數據中心來看，企業數據得到存儲的不到10%，得到開發利用的不足2%，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新生產要素的作用仍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對於5G、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的需求仍處於上升階段。
3.後疫情時代穩經濟的重要手段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從消費來看，2020年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2130億元，同比名義下降20.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23.7%），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
而在疫情期間，由於受到城市封鎖、交通管制、人口流動困難等公共防疫措施的影響，部分人群聚集的服務行業受到了巨大的衝擊，甚至處於完全停業狀態。有學者研究估計，文化娛樂業、旅遊業、餐飲業的影響估計將達到3.5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這些行業全年產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很顯然，1-2月的消費下滑將會對全年的消費增長帶來不利影響。為了穩增長和穩就業，政府有必要加大投資刺激力度。如前所述，在傳統基建效益遞減的背景下，5G、工業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具有滲透潛力的新型基礎設施，就成了基建投資增長的新亮點。新基建通過投資乘數效應，抵消因疫情而帶來的消費下降，能夠對經濟增長起到短期的帶動作用。
從長期發展來看，我國實體經濟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段，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需要與新一代信息技術深度融合，在這個融合過程中，需要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支撐。
「新基建」雖然是當前一個熱點，但對其內涵與外延均缺乏明確的規定。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提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概念，將其外延聚焦在5G、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和物聯網，2020年3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增加一個「大數據中心」。2020年4月20日，國家發改委在新聞發布會中提出，新型基礎設施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以信息網絡為基礎，面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具體包括信息基礎設施、 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三大類。
傳統基建主要是指鐵路、公路、橋梁、水利工程等大建築，而「新基建」是指立足於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從「新基建」的內涵與外延來看，其與傳統基建之間存在著一些差別。
1.新型基礎設施對現有產業具有強大賦能作用201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位化」，後者是數字經濟的大頭，其核心是對傳統產業進行數位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升級改造。
當前，數位技術與經濟社會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交匯融合，成為新的通用目的技術。數據已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中央領導指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新型基礎設施正是數據發揮其生產潛能的基礎，一方面，傳統製造業、服務業等，都需要依賴於新型基礎設施，推動其提升生產與企業管理的數位化、智能化水平，提高生產效率，提升其競爭力。新型基礎設施還能對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傳統基礎設施進行智能升級改造，使這些基礎設施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新興產業，如電子商務、在線娛樂等，也將受益於這些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向更高的水平、創新的商業模式方向發展。
「新基建」是建設工業強國的基礎，新基建的各種設施，如以5G、物聯網、工業網際網路、衛星網際網路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慧、雲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能夠直接賦能予實體經濟，使其實現效率提升。
2.「新基建」直接服務於智慧社會建設近年來，我國許多地方投入了大量財力、物力用於智慧城市、智慧鄉村建設。這些努力在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應該看到，從本次疫情期間的表現看，我國社會治理的數位化潛力仍很大，而數據孤島等問題依然存在，公共衛生設施、應急能力建設、物資儲備體系等領域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而這些都可以通過數位技術進一步優化提升。數位技術廣泛應用到這些方面，對提升社會治理的數位化、智能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新型基礎設施的完善也將推動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成為智慧社會建設的基本工具。
例如，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傳統基礎設施，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都將是智慧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新基建」建設與運營模式有較大的創新空間基礎設施領域的建設與運營模式創新一直是我國制度變革的一個重要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這個領域產生了「貸款修路、收費還貸」、BOT、PPP等大量建設與運營的創新模式。而「新基建」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基礎，將產生很多新的模式。例如，很多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者可能自身就是一個很有分量的使用者，基礎設施是建設者自用與社會公用相混合，在這種情況下，其投資、建設、運營模式都有很大的創新空間。例如，大數據中心的建設，可以運用政府投資、企業運營的方式，也可以是使用者聯合投資、政府提供電費等方面的優惠措施的方式等。又如，人工智慧平臺類基礎設施，既能是平臺建設者自身使用，也能服務於其他外部開發者。
4.「新基建」具有軟體和硬體同步，且技術密集、節約土地等特點新型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相比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除了強調硬體建設之外，更強調軟體建設。這個特點要求在建設初期，就要求用戶深度參與。新型基礎設施還有技術密集的特點，而且，這個領域的技術進步很快，這要求在建設初期就應考慮良好的擴容升級空間。而新型基礎設施在土地、能源等硬資源的消耗方面較少，選址靈活性更高，在進行布局時，需要重點考慮如何更均衡。
三、怎麼做：更好地發揮「新基建」對經濟的作用綜上所述，「新基建」的小體量能夠全面融合到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其戰略價值不容置疑。「新基建」通過與產業經濟的深度融合、與傳統基礎設施的大融合，從而能夠對經濟增長發揮不可忽略的作用，對當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提供一定程度的解決方案。例如，「新基建」通過與傳統基建的融合提升，帶動傳統基建的投資，能夠解決傳統基建投資效率遞減的問題；新基建能夠融合多種主體進行投資，對阻止投資下滑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從而有助於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新基建通過與產業經濟的融合互動，能夠有效地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升競爭力。通過融合、帶動與合作，就能使新基建「包治百病」的功效發揮出來。
要將「新基建」的作用更好地發揮出來，需要做好以下幾點：新基建並不是傳統基建對立的，而是有著很大的融合空間。一方面，新基建能夠對既有的基礎設施進行改造提升，從而賦能於現有的基礎設施。例如，新一代信息技術對傳統道路進行智能化改造，為無人駕駛等技術的應用提供基礎。又如，在傳統的水利設施方面，可以加入以物聯網等為基礎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從而提升其安全性。在這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可以開展。
另一方面，在新開工基礎設施建設時，需要融入新一代基礎設施技術及相關要素。例如，在海綿城市建設方面，國務院在《關於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到2020年，城市建成區2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未來我國海綿城市建設的任務很重，投資很大，而海綿城市建設過程中，需要融入大量的新型基建設施技術與要素。
第二，強調以新基建帶動傳統基建。新基建本身會帶來對傳統基建的需求，因此，需要二者同步謀劃。
例如，在5G帶動下，電商將會有新的發展空間。如生鮮電商，在5G等新基建加持下，在後疫情時代將有一個快速發展期。而生鮮電商的發展，將要求冷鏈物流基礎設施予以配套。2018年全國冷庫總量達到5238萬噸（折合1.3億立方米），新增庫容488萬噸，同比增長10.3%。2016年，中國現有的冷庫容量為人均0.14立方米，而全球為人均0.20立方米。冷鏈物流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這要求與新基建同步建設。
又如，我國城市停車場仍有較大的需求空間，這要求加大這方面的投資。然而受制於城市物理空間，這需要在停車場建設中，採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如無人停車系統等。這又帶動了地下立體停車場、空中停車場等傳統基建的發展。
第三，多主體共同推動新基建。新基建的特性，註定其涉及到多維主體，因此，在新基建推進過程中，需要有多主體共同推進。在投資主體方面，新基建要引進建設方、使用方、專業基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多個方面的主體，以籌措新基建所需的資金。
以5G為例，面對其龐大的基建投資需求，按照傳統的方案，依賴於既有的基礎電信運營商，顯然難以籌集到5G建設的資金。因此，在5G建設過程中，需要引入地方政府、專業投資基金、使用方等各種主體，從而解決資金問題。又如，數據中心、人工智慧平臺等，需要平臺建設方、使用方等共同投資。
綜上所述，新基建對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因此，推動新基建與傳統基建融合發展，並鼓勵多主體共同推動新基建快速發展。
（作者李勇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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