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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後期，西方的傳教士為了踐行將上帝的旨意灑滿全世界每一個地方的理想，於是紛紛遠渡重洋前來東方傳教。
但是他們傳教遇到的一個首要的難題就是語言不通，為此不少傳教士努力學習漢語，而傳教士們學習的主要是明朝的「官話」，學習的途徑則多種多樣，有通過商人學習中文的，有通過翻譯學習中文的以及通過著名的中國學者學習中文的，當然了，達者為師，傳教士內部中文水平比較高的教士也會不吝教學，大家互幫互助共同進步。
傳教士們通過漢語學習將西方的知識、科技、制度等等各方面傳入中國，給明末思想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傳教士本身也學習了許多的漢文化知識，對於中華文化語言文字在外國的傳播也有著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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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以來，為了更好的傳教，同時重新樹立起教會逐漸衰敗的權威，1540年經過教皇保羅三世的批准建立了「耶穌會」。
耶穌會採取接近軍事化方面的制度，保證耶穌會士對於教皇絕對的忠誠，同時將教皇以及上帝的權威傳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因此他們跟隨著殖民者們的腳步來到了東方。
1553年葡萄牙到達澳門，耶穌會士緊隨而來在當地設置了教堂傳教，但是由於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道德體系，使得耶穌會士們的傳教並不輕鬆，被中國官民視為「淫祠」，阻礙了天主教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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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初年，耶穌會士之中有遠見卓識的人開始意識到，天主教如果不本土化，不融入當地的文化體系，是很難在中國傳播開的，因此當時的耶穌會士範裡安就提出了在華傳教士必須「中國化」。
何謂「中國化」呢？範裡安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即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學習中國文化，不再穿著教袍布道而是穿中國人的寬袍大袖，遵從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等等，總之就是讓自己徹底融入中國，成為一個中國人。
於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來華傳教士紛紛開始學習中國文化知識，比如當時著名的傳教士羅明堅，他來到中國先抵達澳門，在澳門學習了一年半時間的中文以及中國文化，再進入內地進行傳教，羅明堅本人中文流暢，談吐也很有文人士大夫的氣質，並時刻注意遵行中國的風俗習慣，得到了廣州地方官的好感，獲準在當地建設教堂並可以在其他廣東地方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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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來華傳教士終於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踏入了內地進行傳教。
數年之後，另一位在中國歷史上聲名顯赫的傳教士來到了中國，他的名字叫「瑪提歐·利奇」，雖然他的英文名知者寥寥無幾，但他的中文名幾乎無人不知，這個名字就是「利瑪竇」。
利瑪竇和羅明堅一樣，來華第一站都是先抵達澳門，在那裡進行了數月之久的中國語言文化的學 習，不久之後就和羅明堅開始一同在內地傳教，當然了我們都知道，這種快餐式的學習固然能讓你在短時間內掌握大量的日常基礎中文用語，但是一些深入的內容你就無法表達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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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羅明堅和利瑪竇去傳教，平常你吃飯了嗎？今天天氣不錯這樣的話他們能夠正常交流，但是開始傳教之後，你要如何用中文向中國人解釋天主教的教義？別人討論高深的經學典籍，歷史典故你又該如何回應？
這些都是擺在利瑪竇兩人之間的難題，所以一開始傳教，羅明堅和利瑪竇還是不得不帶上翻譯才行，但這更激發了他們學習中文學習中國文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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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利瑪竇的說法，發展一萬名天主教徒都不足以和學好中文相比，如果你不融入中國社會，可能一萬名天主教徒就已經到達頂峰了，但是如果你學好中文，融入中國社會，那可能整個中國都將沐浴在天主教的光輝之下。
這是多麼偉大的一件事，自己也必將名垂青史成為天主教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傳教士，懷揣著這樣的理想，利瑪竇等人更加堅定了學習中文的決心。來華傳教士基本上每個人都有著利瑪竇這樣的想法，這也成為了他們學習中文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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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們學習中文的過程也很有意思，到達澳門之後，經過交流傳教士們了解到了明代統治階級有通用的「官話」，只要學會了「官話」就不必費心費力去學習各地方言，這樣可以節約很多時間，提升傳教效率，而且中國的上層知識分子交流都用官話，這也有助於傳教士們融入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的群體之中。
在現代語言學中，學習語言有所謂的先語言後文字，或者語言文字同步學習兩種主流學習方法，而在古代同樣也不例外，來華傳教士基本上都是採用的語言文字同步學習的內容。
因為他們不僅要通過語言交流傳播教義，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用中文寫文章闡述天主教義，將天主教的存在宣揚出去，用紙張作為媒體傳播散發顯然比自己一步一步的走遍中國大地快捷的多。傳教士學習中文的另一個目的則是讀懂中文的史書典籍，這樣有利於他們更加快速和深入的了解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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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傳教士的漢語學習中，同時也兼備著對於漢字的學習，並不是只學習語言而落下文字，這兩者對於傳教士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麼西方傳教士的漢語老師都有哪些人呢？我們都知道來華傳教士第一站無一例外是在澳門，澳門當時還只是一個沿海村落，並沒有什麼高級的知識分子，於是到澳門進行貿易的中國商人們就成為了傳教士們的第一個中文老師。
但是商人作為當時社會的底層階級，並沒有多少文化，他們大多數官話都說的不行，因為各地商人都習慣用方言交流，同時商人會的漢字也很少，他們只會簡單的商業貿易方面的文字，其他深入的經書典籍根本看不懂，所以說商人作為中文教師基本上是不合格的。
其次就是外國人與中國人交流時所用的翻譯，這些翻譯往往是本地沿海居民經常與外國人打交道懂了一些外語，和洋人之間來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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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傳教士為了更好的學習中文，乾脆就直接高薪聘請中國的學者知識分子做自己的私人老師，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一對一輔導果然學習效率就提高了很多。
到後來基本就不用中國人了，先來中國的傳教士們自己的漢語就到了一個讓人高山仰止的地步，比如利瑪竇、羅明堅這兩個來的早的，和明朝達官顯貴都有著不錯的私人交往，書信語言都沒問題，後來就由中文十級的傳教士帶新來的傳教士，如此反覆，使得傳教士群體的中文水平越來越好。
利瑪竇所繪世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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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長期的學習以及本身一個好的語言環境，讓傳教士們中文飛速提升，以利瑪竇而來，萬曆初期來到中國，傳教時尚需翻譯應付，到了萬曆中期，數年之間便可以用中文獨立寫作。
同時與明朝的高僧雪浪大師以及都御史李本固兩人探討宗教哲學問題，舌戰群儒不在話下。在學習中文的同時，來華傳教士們也在對中文的特點做出總結，他們對漢語漢字的認識也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總結出了漢語在口語、書面語、方言、聲調等各個方面的問題，讓人認識到了外國人學習漢語的難點以及漢語更多的特點，對於漢語教學來說有著很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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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華傳教士通過漢語學習融入中國社會後，和明朝文人士大夫兩者相互影響，一方面東方的思想文化，社會特徵被傳教士傳入西方，西方人對於東方文化有了更深的認識，而傳教士本身極高的文化素養也將西方的自然科學理論，哲學思想、科學技術等等傳入了中國，產生了「西學東漸」。
雙方交流溝通，互惠互利正是在傳教士們堅持不懈的漢語學習之下誕生的結果，可能就連傳教士自己都想不到這個學習漢語的小小的舉動，卻給東西方文化交流帶來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