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法高(1915~1994),字子範,當代中國語言文字學家、世界三大漢語言學家之一,江蘇東臺人。南京中央大學中國文學士、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碩士,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及南京中央大學副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1955年至1957年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1962年至1964年任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及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64年至1976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系講座教授、系主任以及研究院中國語言文學部主任、中國語言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等。1964年當選為臺灣中研院院士。1971年當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此篇綜述文章以紀念這位語言學家。
如果一種語言自由發展而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幹擾(這種情況極為罕見),[註:已有的經驗事實表明,漢語中已經山現了從svo到sov的現象。針對這種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漢語是第一種己報導的語言中經歷了這樣一種語序變化的。Lemann (1973)報導了一個可能是從vo到ov的例子——南亞語系東南亞語族的蒙達語(Munda)然而,蒙達語中的ov語序是從達羅毗圖諸語言中借來的,並不是內部發展出來的。]我們暫且認為漢語中發生這樣的語序變化的時候,受到的外來語幹擾比較小,雖然這種觀點還需進一步研究證明。
那麼,其語序變化的方向可能是怎樣的呢?研究這個問題還需要大量且深入的探討,但是過去幾十年來已有不少語言學家做出了嘗試(如Lehmann 1973,Vennemann 1973)。此外Charles Li 和Sandra Thompson 曾撰文做了如下工作:
(a) 從漢語句法的歷史發展中提出了一些經驗事實,嘗試證明漢語官話方言語序變化的方向曾經是從SVO到SOV ;
(b) 顯示語序變化的基本路徑是複雜句分化成若干具有新語序的簡單句,而不是句子成分在簡單句環境中的直接重組(reorganization);
(c) 他們允許這樣的觀點被更加細緻深入的研究所補充或批評。
一、漢語官話從「主謂賓」到「主賓謂」的語序變化
漢語中從SVO到SOV的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開始於兩千年前。下面舉出(A)(B)(C)(D)(E)五個例子加以證明:
(A)
上古漢語
現代漢語
S+V+PP
S+PP+V
出於幽谷 (《孟子》,前4世紀晚期)
從幽谷出來(現代漢語)
註:①其中PP=前置詞+名詞短語;
②「上古漢語」這一術語用於指從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這段時期的漢語。在本文這是一個方便而恰當的術語,因為歷史事實表明,從SVO到SOV的變化最早始於公元前2世紀,並且在現代漢語中尚未完成。
現代漢話仍有S+V+PP的實例。然而,這些格式只出現在特別的限制條件之中,比如單音節動詞和缺少複雜形態結構的動詞。下面的句子表明了這一限制:
(1) 張三睡在床上。
(2) a.*張三睡覺在床上。
b. 張三在床上睡覺。
(2)a句之所以錯的唯一理由就是動詞「睡覺」的多音節性。(關於韻律制約可以參見發表於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 1996年第4期題為「ProsodicallyConstained Syntactic Changes in Early Archaic Chinese」 的文章,中文名《古漢語句法演變中的韻律制約》)例(4a)鍺而例(3)正確的唯一理由顯然就是動詞「睡覺」的多音節性。
上古漢語的絕大多數動詞是單音節的。然而,現代漢語中多音節和具有複雜形態的動詞佔優勢地位,特別是有各種各樣的符複合動詞。因此,有理由認為現代漢語中的S+V+PP結構是其早先階段的遺蹟。
(B)把字句的出現:這是始於晚唐(公元9世紀)的一個過程。把字句的激增與對已有的SVO句式的排擠依然是現代漢語官話中語序改變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過程。在唐代以前,「把」是一個動詞,意思是「持,握」,在連動式中比在單句中更為常見,例句(3)和(4)正是這一用法:
(3) 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墨子》,公元前5世紀)
(4) 詩句無人識,應須把劍看。(唐詩)
在現代漢語官話中,「把」變成一個用作賓格標記的小詞(particle),即詞彙意義弱化、虛化或語法化,例如:
(5) 魯迅把胡適批評了。
(註:關於「把」字的語法化以及漢語中大量的語法化現象已有大量研究,在此不一一列舉。)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漢語中當動詞是多音節時,把字句已經變成優勢形式。我們之前說過,很多現在的SVO句使用單音節動詞,比如「打」、「罵」、「愛」等等。不過,即使這些剩下的SVO句現在也面臨者SOV式的排擠,或者說競爭吧。如:
(6) 我打同學了。
(7) 我把同學打了。
(C)被子句的出現:戰國末期(公元前3世紀)出現的一個過程。
上古漢語被動式的結構是:
NP + V + 前置詞 + NP
(受事) (施事)
例: 勞力者治於人。 (《孟子》,前4世紀)
這和現代英語被動形式相同。
被字句為被動句提供一個新的具有SOV語序的形式:
NP 被 NP V
(受事) (施事)
其中,「被」是一個施事格標記。如:胡適被魯迅批評了。(這裡的被已不再具有詞彙意義)
跟把字句的情況一樣,「被」在上古漢語中原來也是一個動詞,意思是「接受」。下面的句子列舉了「被」在上古漢語中的用法:
(8) 薄者被毀醜 (《墨子》,公元前5世紀)
儘管被字句的出現相對較早,但它在演變成現在的形式之前至少經過了一個中間階段。在漢代(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當「被」的功能開始成為小詞時,被字句並不帶有施事:例如:
(9)忠而被謗 (《史記》,公元前1世紀)
現代漢語意義上的「被」的最早用例可見於公元4至5世紀的文獻(參見王力1958)。不過直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被字句才為一種通句式。它的使用在現代漢語官話中激增,許多漢語語言學家已觀察到這一現象。
(D)複合詞,後置詞和動詞後綴的出現。所有這些都是SOV語言的特點。現代漢語官話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具有豐富的形態複合同,比如述補複合詞、主謂複合詞、並列複合詞等等。結果,出現了大量的所謂不自由語素,它們不以自由狀態出現在比複合詞更高層的學位中。複合詞的發展跨越了2500的時間。在早期上佔漢語(公元前10至11世紀)裡複合詞很少。在晚期上古漢語(3至4世紀)的文獻裡,Dobson發現複合詞與單純詞或自由詞的比例不高於3%(參見 Dobson 1959:6),這一比例在漢代的文獻中顯然提高了。
在現代漢語裡、複合構詞已經成為能產的方式,很多學者對此做出了在共時研究中生成語法的描寫(參見Charles Li;Thompson 1973)。這一現象表明了當前漢語黏著性的發展趨勢,而黏著性也是SOV語言的特徵。另一方面,早期上古漢語具有屈折形態音位的證據早有報導(參見 T’sou 1972)。這一從屈折形態向黏著形態的發展表明了從SVO到SOV的語序變化(參見 Lehmann 1972)。
現代漢語中的後置詞是從上古漢語的名詞成分發展而來。像體標記一樣,它們在話語中的音調是輕聲(neutral),這表明其後綴地位。後置詞例子有:上,裡,下,外。當然,現代漢語此類研究把這一類次歸入名詞性的方位詞。參見郭銳的漢語詞類研究和黃正德的漢語生成語法。
看兩個所謂的後置詞的例子:
(10)我在床上睡覺。
(11)我在房間裡運動。
體標記產生於漢代。它們是:完整體(perfective aspect)標記「了」,經歷體 (indefinitepast aspect)標記「過」,持續體(durative aspect)標記「著」。所有這些
在漢語官話方言中的運用都很有規律。例如:
(12)魯迅把胡適罵了二十分鐘。
(這裡的了比較複雜,之後我們另行撰文分析。了分為了1 了2)
結果(результат)
過程(процесс)
нажитл(много денег) 積攢了(很多錢)
наживать (在)積攢著
Прочитал 讀了
Читать (在)讀(著)
Написал 寫了
Писать (在)寫(著)
Перевёл 翻譯了
Переводить (在)翻譯(著)
2)「了」在一定條件下凸顯「起始點」,試對比:
Она увидела его и засмеялась от радости.
她一看他,就笑了起來。
Подул сильный ветер.
颳起了大風。
Чайник вскипел.
水開了。
(E)「動—賓」結構向「前置詞—賓語—動詞」結構的普遍轉變。例如:
例(13)是較為古老的結構,現在已經被例(14)所替代,很少使用了。
(13)出房子(語境:我給朋友打電話說,我已經出房子了,馬上到!)
(14)從房子出來
注意例(13)中的「動—賓」結構,動詞是單音節的;而例(14)是「前置詞—賓語—動詞」結構,其中的動詞是一個複合動詞。正如(D)所表述的,該例再次表明形態和句法之間的平行發展,即當句法上的語序向SOV轉變時,形態也同時採取了SOV的特徵。同樣的,當形態上發展出SOV的特徵時,句法上的語序也會開始轉向SOV。
對某個表達式而言,「動—賓」結構和「前置詞—賓語—動詞」結構都可以存在,表明在舊有的SVO語序和欲取而代之的新語序SOV之間存在一種競爭關係。例如:
(15)你去哪兒?
(16)你到哪兒去?
根據Grennberg 和Lehmann 觀察到的與SVO和SOV語序相關的不同句法屬性,上面的五個證據表明,漢語語序已逐漸從SVO轉變成SOV。
顯然,這一演變尚未先成。而且做出它何時演變完成的預測是相當困難的。因為現代漢語宮話仍在某些結構中允許SVO語序。雖然這樣的SOV仍然用已經存在的或者即將出現的SOV句式替換。
值得注意的是,漢語特別適用於進行語序演變原則和方向的研究,因為在20世紀以前漢文化一直在亞洲佔據優勢。這樣的文化優勢排除了絕大多數可能的對漢語語序發展的外部影響。漢語語序中任何演變都很大程度上源於內部因素。(對比之前我們提到的東南亞的蒙達語。)
二、對這種語序變化的解釋說明
如果上述漢語中的證據能正確地表明語序發發生了從SVO到SOV的變化,那麼到底是什麼導致了如此變化呢? 可以從兩個方面解釋:
(A)即使是當語序還是嚴格的SVO的時候,上古漢語已擁有大量的SOV特徵。因此,上古漢語中名詞短語的結構完全具有SOV語言的特徵,即擁有發展出這一句式的潛力:關係小句總是先於核心名詞,領屬語(genitive)總是在名詞前,形容詞和其他修飾語總是出現在被修飾語之前。下面的例子取自一些最古老的銘文和公文,這些公元前10和11世紀的例子便有了以上特點
(1)關係小句:敷前人受命 (大誥)
(2)領屬語:乃組南公旂 (見於大孟鼎) (可參見論文《西周早期「南公」家族世系探略,樊森,黃勁偉;西南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
(3)修飾語:
a.小國 (多士)
b.時夏 (多士)
c. 茲灑 (酒誥)
上古漢語的另一個OV特徵是非問標記的位置(Grennberg1966;Lehmann l973),它出現在句子的結尾或者在動詞之後,而不是在動詞之前:
漢語從上古時期就已經具有這一OV語序的特徵。在現代漢語裡,關係小句、領屬語和修飾語仍然領先於核心名詞,而是非問標記也像在上古漢語裡一樣位於動詞之後:
(5)關係小句:
魯迅認可的孩子
(6)領屬語和修飾語
a.魯迅的孩子
b. 那個淘氣的小孩子
重要的是,這些SOV特徵出現在上佔SVO階段的名詞短語中。以往研究顯示,名詞短語正是語言中早期句法順序的儲藏室(參見Givon1971的論述)。
上古漢語中存在的這些OV特徵,極有可能為SVO語序向SOV語序演變提供了推動力。換句話說,有理由認為,OV這一結構出現可能具有一種催化作用,引導這個語言向OV語序轉變。
如果OV特徵的存在被視為一種導致VO轉向OV的因素,那麼我們就很想知道:是什麼首先把這些OV特徵帶到上古漢語中來的呢?
基於一些證據,有一個關於其來源的推測是可能的,即前上古漢語(公元前12世紀以前)就是一種SOV語言。這樣,在上古漢語時期(公元前3到10世紀)前上古漢語已經變成SVO語言。不過,在SVO階段充分成熟之前,也就是,在所有SOV特徵被VO特徵替代之前,該語言就已經走上了另一條路徑,又轉回到SOV類型。(好曲折的道路!)支持這一推斷的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當賓語是代詞時上古漢語保留丁SOV語序。上古漢語中,在由疑問代詞作賓語的結構中,必須使用SOV語序,而在由其他代詞作賓語的結構中既可以選擇SVO又可以選擇SVO。下面的例子來自於公元前5世紀時的文獻:
(7)吾誰欺? 欺天乎?(《論語》)
(8)民獻有十夫予翼 (《書經》)
(9)故天欺我 (《書經》)
當所有其他結構都遵循嚴格的SVO語序,而同時卻山現這樣的SOV句,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它們是該語言早先SOV階段的遺留成分。因此,如果我們推斷前上佔漢語曾經是一種SOV語言是正確的,那麼,漢語在過去的四五千年裡遵循的便是這種演變:
前上古 上古 現代
SOV → SVO → SOV(這一階段還未完成)
(B)還有一個更重要且更直接的原因可以解釋SVO到SOV的變化,就是SVO語言中的動詞有可能發展成一個格標記,並由此導致SVO複雜句被分化成簡單的SOV句。漢語中把字和被字句的發展正式這一過程的實例。在現代漢語的S+PP+V結構裡,位於賓語名詞之前的前置詞也是從動詞發展而來。這類前置詞現在的功能是格標記(參見Charles Li和Thompson)。因此,從我們對漢語語序變化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果:語序演變不一定始於簡單句的環境。
語言學文獻中有個未曾明示的說法:當一個語言開始發生語序變化時,不管深層的原團可能是什麼,變化都表現為簡單句內的成分(主語、謂語、賓語)的直接重組。然而,並沒有什麼經驗證據支持這一假說。倒是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同一語言中簡單句具有大量的競爭關係的語序,比如在古代英語、現代漢語、現代俄語和現代德語裡,SOV和SVO結構都同時存在。
當然了,這些證據並不表明某一種語序的簡單句是從另一種語序的簡單句演變而來。原因如下:簡單句中句子成分的直接重組作為一種語序演變的機制被認為是一種突然的、創傷性(traumatic)的句法變化。這就沒有給漸變留下任何空間,而漸變才是所有主要句法變化的典型特徵。換言之,我們不能在不考慮某個語言的形態發生了什麼改變的情況下,就想當然地將該語言的使用者對一個簡單句的動詞所作的移位操作視為該語言語序演變的歷史過程。就像漢語事實所證實的那樣,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由於形態或詞彙演變,一個具有新語序的簡單句是從複雜句衍生而來的。具有新語序的這些句子和具有舊語序的句子並存,並最終取代後者。這樣,在上古漢語的例子中,SVO語序的簡單句依然是SVO,而某些複雜句變成了具有SOV語序的簡單句:SVOV → S 格標記小詞 O V。然後,具有新的SOV語序的句子漸漸地代替了現存的SVO句式,推動語言從SVO發展到SOV。這可以解釋為什麼SVO句在當代漢語中依然存在。它們正處於被正在逐步登場的SOV句排擠的階段。
這種語序演變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一個從SVO語言發展而來的SOV語言中的格標記是在名詞前而不是在名詞後。這是因為:(1)格標記來源於動詞;它們在SVO結構中,構成直接成分的是VO而不是SV。(比如在句子:「項公舞劍」中,「舞劍」構成直接成分,而不是「項公舞」;同理,「詩句無人識,應須把劍看。」中是「把劍」這個動賓短語構成直接成分)正因為此,現代漢語中前置詞性質的格標記與後置詞共存並不奇怪,而後置詞的獨立出現表明上古漢語的SVO語序正逐漸向SOV演變。
三、一種對立的觀點:
Vennemann(1973)提出了這一圖示來預測語序的演變方向。其中其中FWO表示「自由語序」。這一模型不允許出現SVO向SOV的演變方向,並且也沒有解釋為什麼不可能。我們已經提出的經驗事實表明,漢語中已經出現了從SVO到SOV的現象。
由於Vennemann提出的觀點和我們所觀察到的的事實相悖。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簡明的解釋。他的整個論證和結論基於以下三個前提:(a)「避免歧義原則」;(b) Greenberg (1966)收集的語序共性;(c)一個沒有明說的假設,即語序變化是由拉平或翻譯成折衷(Leveling)或新詞綴出現導致的簡單句內成分(主語、動詞、賓語)直接重組的結果。
在上文第二部分中我們已經相當透徹地論證了此說法經驗證據,而且簡單句中成分直接重組也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在某些個案中,比如英語,Leveling或新詞綴在語序演變中起到了作用。然而,我們的結論是,語序演變的直接過程經歷了一個複雜句的形式變化的過程。
此外,我們來說一說「避免歧義原則」。通過分析,我們也可以發現這種說法的不足之處。根據Vennemann,「避免歧義原則」指的是「一個句法的普遍原則,指的是語言不能忍受系統性的句法歧義」。他繼續說,「當這種情況(句法歧義)出現時,該結構就被規避或者發生演變;歧義因而得以消失。」但當語法組織真的不會頑固地偏愛歧義時,「語言不會忍受句法歧義」這種論斷就值得懷疑了。句法學和語義學的研究者都十分清楚的一個事實是,結構同形異義(homonymity/ омонимия)現象以及由此導致的句法歧義在任何語言的大量句子中都可以見到。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儘管歧義本身可能會阻礙交際,但在實際表達中,這也可以由上下文的語境和其他線索得到補償。而且,句法和語義上的歧義具有一種文學、幽默以及語言的其他藝術用法的功能。難以想像,如果一種語言的內部機制如果會規避、拋棄所有的歧義結構,那將是多麼的乏味!下期介紹漢語小詞「了」和完整體標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