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任何一種語言來說，無論其形態是否豐富，語序都是必不可少的。雖然有些語言的語序相對固定，有些語言的語序相對靈活，但無論如何，語序在語言的表達中都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時，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語序問題。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已經具備了相應的母語語序策略，從理論上講，母語的語序策略會對二語語序習得造成一定影響。但就像學者們批評對比分析的弊端一樣，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語序的異同來判定母語語序的影響力，而必須從類型學的角度展開詳細的考察，才能真正找到對二語語序習得有影響的語序共性，從而更全面地考察二語語序習得發展過程。
語序類型學為習得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研究視角。Joseph H. Greenberg 1966年以語序共性理論為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當代語言類型學，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同。半個多世紀以來，語言類型學研究的語言樣本不斷擴大，從最初的30個發展到現在的上千個，大大增強了語序蘊含共性的解釋力度。而蘊含共性理論為第二語言語序習得研究中的語言對比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從目前語序蘊含共性的研究成果看，優勢語序可以出現在和諧與不和諧的語序組合中，但劣勢語序只能出現在和諧語序組合中。蘊含共性理論與標記理論實際上是相通的，因此可以得出：優勢語序是無標記的，劣勢語序是有標記的；和諧語序組合是無標記的，不和諧語序組合是有標記的。運用標記理論進行的二語習得研究發現，在二語習得中總是無標記項目比有標記項目具有更大的遷移能力，或曰影響力。也即，如果目標語是優勢或和諧語序，學習者學習起來就比較容易，不會遷移母語的語序策略；而目標語是劣勢或不和諧語序時，學習者學習起來就會比較困難，就很有可能遷移母語的語序策略；若學習者的母語和目標語都是有標記語序，他們則可能選擇第三種具有共性的無標記語序現象。因此，考察學習者的母語和目標語是優勢語序還是劣勢語序，以及相關的語序組合是和諧的還是不和諧的就顯得非常重要。而這些恰恰是語序類型學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為二語習得研究所應用。
從語序參項（parameter）的角度看，在S、V、O參項上，漢語大部分符合SVO語序，但也存在一些SOV語序，而英語屬於典型的SVO語言，韓語則屬於典型的SOV語言。在前置詞（Pr）/後置詞（Po）參項上，漢語既有前置詞又有後置詞，英語只有前置詞，韓語只有後置詞。另外，在數量詞、指別詞、形容詞、領屬語與名詞，前/後置詞、副詞與動詞，副詞與形容詞，主句與從句等許多語序參項上，漢語與英、韓語都存在著有異有同的複雜關係。對於英語母語學生和韓語母語學生來說，不同語序參項的優勢與和諧性不同，其母語的影響力也就不同。從大量的研究來看，漢語還存在不少不合Greenberg 45條語序共性的現象，是世界語言語序類型中少有的特例。那麼對於漢語中違背語言共性的語序現象，英、韓母語學生在習得時又會有什麼樣的表現？這是一個由語序類型考察引發的二語習得研究問題。可見，語序類型學也可能成為二語習得研究的一個觸發器（trigger）。
另外，陸丙甫先生基於語言類型學研究提出的「可別度領先原理」和「語義靠近原理」對於各種語序現象，尤其是漢語中一些看似特殊的語序現象，都有很強的解釋力，對於幫助學生克服漢語語序習得中的難點、掌握漢語的語序規律非常有幫助。教師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些原理運用到漢語語序教學中去。
外國學生漢語語序習得研究的核心問題。各自漢語語序習得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他們在漢語短語和句子等不同層面語序的構建過程。以英語母語學生和韓語母語學生為例，二者母語與漢語在不同層面的很多語序參數設置上都存在複雜的異同關係，其標記性也各不相同，因此兩類學生在習得漢語時的語序策略構建過程就會存在差異。對於漢語語序策略的構建研究不能只看到學生出現了哪些漢語語序偏誤，更要關注學生對於漢語不同語序的理解和輸出情況，從而揭示學生習得各類漢語語序的動態發展變化過程。在研究方法的選取上，我們採用口語追蹤語料和問卷測試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考察：口語追蹤語料採用每周自由交談錄音的方式收集，不限定話題，由學生自由產出，且語料收集密度高，可以進行微變化分析考察兩類學生漢語語序的輸出和動態變化情況；問卷測試採用詞語排序成句的方式進行，以測試學生對於不同語序的理解情況，尤其是口語追蹤語料中輸出比較少，以及沒有輸出的語序。以此數據作為語料庫數據的補充，可以看出學生理解性輸出和自然輸出的差別。兩種研究方法相結合，全面推知不同語序類型學生漢語語序策略構建的詳細過程。我們在語序習得研究中還著重探討了兩類學生兩個方面的策略構建問題。
一是兩類學生對不同界面/接口（interface）的處理策略。任何語言的語序變化都涉及語義和語用兩個層面的處理和加工，也即句法—語義和句法—語用界面：句法形式上的順序變化體現了不同的語義，如「客人來了」和「來客人了」；同時語序的變化也受到語用的影響，亦會產生不同語用效果，如「屢戰屢敗」和「屢敗屢戰」。有學者如袁博平等指出漢語習得中的句法—語義、句法—語用等界面不是無法掌握的難點，其信息處理量才是影響習得的重要因素。那麼，不同語序類型的學生在處理漢語語序不同界面信息時所遇到的問題是什麼？比如何時需要處理句法—語義界面，何時需要處理句法—語用界面，以及他們採用何種策略去處理這些界面障礙，都是必須要解決的研究問題。
二是兩類學生語序認知原則的調整策略。不同語言語序差異背後的動因是各民族在邏輯、思維和認知上的差異，具體表現在距離象似性、順序象似性、數量象似性和標記象似性等語序認知原則的運用。比如，漢語在時間和空間表達上都遵從「由大到小、由近及遠」的順序原則，但英語遵從的是完全相反的順序原則；韓語與漢語的時空認知順序基本一致，但在具體語序表現時仍有差異。所以，英、韓母語學生漢語語序習得的過程伴隨著相關認知原則的調整。這些認知原則的調整過程是緩慢的，而且具有語序類型的認知差異，不能一概而論，需要詳細考察。
重視語序習得研究與語序類型學的互動。語序習得研究不只得益於語序類型學，反過來，它同樣也會促進語序類型學的研究。例如，語序類型學的研究證明SVO語言的數量最多，且存在SOV語序發展為SVO語序的現象；同時，SVO對於其他語序參項也有更大的兼容性，表現在SVO型語言所包容的不同參項的語序種類明顯多於其他語言類型。這充分表明SVO作為經典語序（canonical word order）的傾向。而從很多二語習得研究中也可以發現，不同語序類型學生在掌握SVO語序時比其他語序要容易，即，無論何種語序類型的學生在開始學習第二語言時都有使用SVO語序的傾向。漢語的SVO和SOV語序之爭由來已久，從本課題的考察看無論是英語母語學生還是韓語母語學生，對於漢語SVO語序的習得情況也都要明顯好於SOV語序的習得情況。這說明從習得和認知的角度看，SVO作為經典語序是有道理的。不同語序類型的學生，尤其是那些母語與經典語序不同的學生，為什麼會習得和使用同一個經典語序？其中語序蘊含共性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而習得研究也驗證了蘊含共性的解釋力度。
再拿「若位置發生變動，只能從前置變為後置」這條共性來說，我們的考察發現，無論是英語母語學生還是韓語母語學生，都傾向於使用「後置」這個語序變化的最終狀態，他們也因此會出現一些忽視具體限制，直接把「在」「跟」等構成的介詞短語後置於動詞的偏誤。兩類學生共同的偏誤傾向說明這條「後置」的語序共性同樣具有跨語序類型的強大影響力。
習得研究可以從認知層面揭示一些語序蘊含共性的解釋力度。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看語序蘊含共性，可為語序蘊含共性提供來自人類認知方面的證據，而不僅僅是現在語言的推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類型學視角下的英、韓學生漢語語序習得研究」（17BYY11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7月21日第1971期 作者：周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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