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觀察報
對話朱寧：新基建不能重走舊基建老路
摘要：過去十年，我一直在與林毅夫教授爭論。他認為我們的債務都是好債務，因為這些債務修了路，歐洲的債務都拿去發養老金，吃光花淨了。 但換個角度講，這取決於我們怎麼評價經濟增長，是用GDP增長速度還是用居民的滿足感或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來評價。就像中國遊客去日本、歐洲，覺得他們的日子像天堂，雖然經濟增長不快；但歐洲很多國家的居民未必那麼羨慕中國高速GDP的增長。 所以更根本的是經濟增長究竟為了什麼？從這個角度出發，我鼓勵新民生，哪怕錢真的讓老百姓吃了花了，讓老百姓日子過好了，這難道不是經濟增長的目標？老百姓日子過好了，誰在乎增長目標是6%還是5%。
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經濟衰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中國今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這是中國自1992年開始公布季度GDP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經濟儘快恢復常態已成為抗疫之外的首要目標，然而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明顯下滑，由於國外疫情拐點未至，短期內出口也難以恢復，同時消費動力不足。於是投資成為拉動經濟的新增長點，其中「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下稱「新基建」）被寄予厚望。
新基建對應過去以「鐵公基」為代表的舊基建，始於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加強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隨後，201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今年以來，為推動經濟儘快恢復，新基建被頻繁提及。5月，《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5G應用，建設數據中心，增加充電樁、換電站等設施，推廣新能源汽車」。
媒體也試圖從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七大領域」解讀新基建的的範圍。但圍繞新基建的爭論仍在學者和資本市場從業者間持續升溫。
其中，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是新基建旗幟鮮明的倡導者之一，他認為新基建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最簡單有效的手段，並提出更為廣泛的新基建，如擴大投資主體、引入民間資本；通過提升債務水平，在人口淨流入地區推進「鐵公基」的相關的大規模基建。新基建的反對者則認為，新基建量級不夠，難以挑起穩定經濟的大梁；其對於就業的促進作用有限；可能擠佔資源；並且新基建所涉及的高技術行業風險過高。
面對這些爭論，本報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副院長、金融學教授朱寧。擁有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的朱寧，師從行為金融學奠基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希勒，朱寧也是行為金融學在中國的先行者。
對於政治局會議中提出的5G、特高壓等具有行業前瞻性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朱寧持支持態度。但同時他認為，如果新基建的目的是拉動經濟，七大領域的投資體量並不足以推動經濟。如果新基建包括舊基建，走回老路，過去數年為解決4萬億後遺症而做出的努力便會付諸東流。
朱寧從行為金融學的角度指出，新基建中已經包含大量舊基建，而即便新基建擁有十分清晰的界定，仍無法避免人們把舊基建慘雜其中，因為這是人們最為熟悉、知道能賺錢的領域。分辨真正值得投資的新基建，要靠市場的力量。
對於中國經濟未來20年，朱寧指出，消費將是拉動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第一年，朱寧認為，從「十四五」規劃開始應該拋棄經濟增速目標，民生——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才應該是經濟發展的目標。
|訪談|
經濟觀察報：在理解新基建以及如何推進新基建的實踐中，您有哪些觀察和思考？
朱寧：政治局開會提出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準確的表達方式。我非常支持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如5G、特高壓、充電樁等具有行業前瞻和引領作用的投資和項目。
但之前有過測算，如果只是這幾個領域，投資總額在3萬億元左右，即使算上所有相關產業最多5萬億元左右，而當時中國經濟的總體量是100萬億元。
後來受疫情影響，經濟出現負增長。新基建對於穩定和促進經濟，在當時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推動新基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刺激經濟，那麼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顯然不足以在當時推動或者拉動中國經濟走出衰退或者當時的負增長。
此外，更廣泛的新基建有三個內生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在所謂的新基建中，其實包含了大量傳統意義上以鐵公基和房地產為代表的舊基建。這種舊基建在過去十年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傷害，無論是債務、投資效率低下還是資產泡沫等問題都仍然很尖銳，我們的經濟仍在消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
第二，基建設施要對過去十年逐漸惡化的財富分配不平均負責任。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真正獲益的人相對較少，它並沒有很好的滴流效應，沒能夠把財富帶到不同的社會層級，這加劇了整個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
疫情襲來時，這個情況是更加讓人擔心的現象。不久前，李稻葵教授講2020年可能是一場窮人危機，靠勞動力收入的人，一旦受疫情衝擊，便可能沒有了勞動收入。而靠財富收入的人，即使沒有工作，疫情對他仍沒有太大衝擊。
如果疫情已經對資源較少的人口造成衝擊，那麼新基建可能不但不能夠緩解和減少已經存在的財富分配不均，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這種情況。
如果沿用舊基建的方法，首先財富分配本身不均；其次，財富分配很可能又會引發進一步地產泡沫，而這也是過去十年財富分配嚴重不均一個很重要的成因。
第三，激勵機制，如果把所謂泛化或不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搞成新基建，就會導致出現「大而不倒」的情況——剛兌的信念會進一步強化。大家可能會覺得，一是國家政策，二是可能有一定的財政支持和配套，三是投資發生後可能會引發更多的投資。
這就與2018年試圖去槓桿、防範金融風險、打破剛兌的整體改革方向背道而馳，可能會讓努力很長時間的改革方向、化解風險和危機的嘗試都付諸東流。
經濟觀察報：過去幾年我們都在去槓桿，但現在幾乎不再這麼講，這是否是國家政策層面上的轉向？
朱寧：我的理解是，我們放棄了2018年相對機械和目標導向的去槓桿思路，但仍然會把宏觀審慎監管，把穩健的貨幣政策當作政策的大方向。這不同於再重啟一次大規模的財政或貨幣刺激政策，再進一步增加債務水平。雖然兩個都不再進行去槓桿，但兩個政策之間有非常大的差距。
我個人的理解是，政策制定者對於債務的上升仍然非常擔憂。但我覺得之所以不再去槓桿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金融市場出現了一定的波動，引發如股權質押、民營企業運營的挑戰。
此外，我在《剛性泡沫》反覆強調，槓桿處於比較高的水平，一定會對中長期經濟增速形成壓制或侵蝕，此外還有還貸壓力和負向的現金流。從這點來講，也是為能夠更好平衡化解風險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
我們不再講去槓桿，並不是鼓勵槓桿進一步增加，只不過我們不再以集中的目標去降低槓桿率，但仍然使用很多的政策目標，儘可能把槓桿率維持在現有水平。這就是為什麼從2016年到2018年底，國家整體槓桿率成功維持在260%-270%的空間，而且有時候可能甚至出現小幅的降低。
但今年疫情出現後，我們的債務水平又明顯增加，這既和經濟放緩有關，也與財務壓力、還息壓力有關，它是不因為疫情的來襲、不因為經濟的停擺而停擺。對此，我們必須要有充分準備。
經濟觀察報：在幾個省市發布的「新型基礎設施行動方案」中可以看到「吸引國內外投資者」「調動社會資本的積極性，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基金引導作用，帶動社會資本」之類的表述，如果實際操作時確實能夠調動民間資本參與新基建的積極性，能否有效規避舊基建帶來的資產泡沫、債務水平上升、投資的靈活性等問題？
朱寧：我覺得其實不會有太大改觀。
第一，我們的目標都很好，希望能夠吸引民間資本。但相比2008年-2009年，現在政府財政的壓力大多了，那時我們可以完全通過政府財政的刺激和拉動，不需要調動民間資本，就可以完成像鐵公基這些領域的投資。現在已經沒有這個資源，全國31個省市中只有5個省市財政有盈餘，其他都是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
第二，調動民間資本初心很好，問題是民間資本會不會被調動。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三年經濟下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民間投資熱情的明顯降低。
為什麼民間資本平時連自己的企業都不投，會來投新基建項目？無非兩個原因，一是投資項目預期收益率很高，所謂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大家的憧憬非常的熱烈。如果是這樣，民間資本是高度逐利的，如果這是個好項目，很可能在沒有這種號召之前，民間資本早就想介入了。
還有一種可能是民間資本本來並不看好這個項目，為什麼現在看好？因為現在政府有政策，有政府的引導、政府的配套甚至是政府的兜底。如果出於這個原因，大家看上的並不是所謂新基建的投資方向，而是政府提供的剛性兌付和兜底的償付，這和前幾年很多產業引導基金和PPP的混改基金幾乎是類似的。
結果將是政府拿自己的資金，希望能夠吸引民間資本，後者把能賺的錢賺走了，剩下一地雞毛留給國有資本管理。過去幾年，所謂產業引導基金各地方也都有，最後成就了什麼？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問題。
政府的初衷非常好，但這兩年，我反覆強調政府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學經濟的人都學過博弈論，只想著自己想做什麼，沒有想對方想做什麼。民間資本想要的事情很簡單——想要賺錢。這個錢不出在項目上，就是出在政府的補貼上，民間資本一定不會做不賺錢的事。
經濟觀察報：如何區分基礎設施的新與舊？
朱寧：這可能是所有政策制定者包括經濟學者，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們必須指出兩個現象。
第一，即使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給出了特別清晰準確的定義，在實施層面所涵蓋的領域也會遠超過這些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領域。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大家都觀察到的一個經驗，無論什麼新興行業，最後很多都淪為房地產開發。
要考慮到即使不叫新基建，或者明確說不能包括老基建，但人們仍有非常強的衝動要包括老基建。原因也很簡單，我是研究行為金融行為經濟的，老基建是大家最熟悉，是大家認為最能賺錢的領域。
第二，我們必須看到，雖然市場不是萬能的，但在配置資源資本的時候，市場還是要比計劃更有效。回顧原來的戰略新興產業規劃，2008年的刺激政策，我們會發現這種運動式的投資、運動式的新興產業政策，往往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可能是投資過度或者投資錯誤的地區和領域，還有完全投錯了賽道。
這兩個現象表明，即使不刻意夾帶私貨，也已經有很多私貨被夾帶進去了。沒有特別的明確說什麼不能做，很多不該做的事情已經被做了。所以我認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即使白紙黑字說得清清楚楚，仍然會引發剛才說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且不說有人專門在定義上故意混淆，把它變成更大規模或更加複雜的概念。
具體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比較有效的區別方式，仍然是讓資本市場自己去鑑別。我印象很深的一個例子，前兩年有好幾個城市要修地鐵，有些城市被發改委直接否定了，理由是人口密度未達到一定水平，有些地方沒有被否定，但發改委說要他們自己籌措資金，很多城市後來就沒有修地鐵。
資本會把風險、機會、潛在的成本都考慮進去。這時政府可以給予一定的引導，但如果給予太多，就會扭曲資本本應做的盡調、本應進行的資產配置和資源配置。我覺得無為而治可能太被動，但更多仍是讓市場去配置資本的資源，讓資本自己決定這些是不是今後有發展前途的領域。
經濟觀察報：您在過去幾個月一直在講「新民生」，出發點是短期的疫情應對還是中國經濟更長期的政策導向？
朱寧：是更長期的。確實有一定短期應對疫情的考慮，從紓困和減負的角度，尤其是幫助弱勢人群能夠度過疫情衝擊的艱難時期。
我之前的很多提法有幾個前提假設：第一，消費一定會是今後十年二十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一個驅動力。
第二，分解消費的影響因素。一是人口；二是財富，即可支配收入；三是消費的可能，即所謂的供給側改革，要有想要買的東西；四是消費意願，一個人之所有有意願去消費，首先得有錢，但同樣重要的是有信心消費，不但現在有錢，未來還會有錢，或者現在沒錢，但認為以後會有錢，或者現在雖然沒錢，但並不覺得以後會需要錢。
我曾在早稻田大學訪問過一個月，發現日本的教授錢掙得不多，但基本上都是月光族。他覺得養老、醫療、小孩教育，國家都已經負責了，攢錢也沒用，這樣其實在邊際上可以刺激消費。
而且，消費在短期對於中國經濟的復甦和中長期的經濟增長的作用都毫無疑問。即使今天消費有所下跌，消費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仍超過50%，說明它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但這次疫情也暴露出一些基礎的嚴重缺失，如醫療設施、網課教育、弱勢群體的失業保險、失業的再教育等。
過去十年，我一直在與林毅夫教授爭論。他認為我們的債務都是好債務，因為這些債務修了路，歐洲的債務都拿去發養老金，吃光花淨了。
但換個角度講，這取決於我們怎麼評價經濟增長，是用GDP增長速度還是用居民的滿足感或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來評價。就像中國遊客去日本、歐洲，覺得他們的日子像天堂，雖然經濟增長不快；但歐洲很多國家的居民未必那麼羨慕中國高速GDP的增長。
所以更根本的是經濟增長究竟為了什麼？從這個角度出發，我鼓勵新民生，哪怕錢真的讓老百姓吃了花了，讓老百姓日子過好了，這難道不是經濟增長的目標？老百姓日子過好了，誰在乎增長目標是6%還是5%。
中國已經是一個中高收入國家、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放緩。我們應該反思經濟增長速度是為了什麼。經濟增長速度不是為了讓中國有朝一日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有朝一日，中國一定會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早一年和晚一年有那麼大區別嗎？
經濟觀察報：既然中國已經是中高收入水平的國家，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高質量增長、可持續增長意味著什麼？
朱寧：現在之所以反覆強調高質量與可持續有兩個原因：一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高速已經不再是一個選擇。如果仍執著追求高速，反而會傷及增長的質量和增長的可持續性。
在一定階段，速度和質量可能是緊密結合的，但超越這個階段後，全球主要經濟體幾乎沒有不放緩的例外。如果我們還要人為地追求很高的增長速度，一定意味著在經濟裡面要進行更多的扭曲。
二是大量90後00後，其實是生活在相對富足的時代，他們對於物質的追求比父輩們弱了很多。我們的社會也將變成更加多元化、公平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工作意願的變化、收入水平絕對值的變化，其實都已經給我們提供了高質量增長的基礎，這些基礎可能在20年前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基礎，我個人一直在宣傳，可能到了「十四五」規劃就應該完全放棄經濟增長目標。今年兩會召開之前我就在說，今年就不應該設經濟增長目標，而且我說，明年是「十四五」規劃的第一年，可能從「十四五」規劃開始，我們就不再設全國經濟增長目標。
我覺得只有放棄一部分速度，或者只有放棄對速度的執念，才有可能調整經濟結構，才有可能化解金融風險，才有可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高質量和可持續性。現在速度已經和質量形成了一定的矛盾，關鍵在於我們現在想要獲得哪一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