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派發起的國會請願運動
如上文所述，晚清的「同治」話語，關涉最高權威的存在形態與最高權力的分配方式，故不管是出於權力還是正當性，統治集團內各方都必然要爭奪對其的解釋權。而「同治」一詞的多義性，則為競爭性的解釋留下了足夠的空間，使得該話語得以不斷調適自身，適應變動的政治生態與勢力分布，並維持王朝政治的正當性與連續性。「同光中興」的韌性與生命力即在於此。
但反過來，1898年後「同治」之政的破裂與「同治」話語的形式化與空洞化，就不能不引發嚴重的政治後果。從戊戌變法（1898年）到辛丑條約籤訂（1901年），由於一連串按傳統政治標準也屬「倒行逆施」的舉措，清廷嚴重透支了自身在士大夫群體內的正當性。出身光緒朝翰林的蔡元培參加革命黨，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顯例。三十年後，陳寅恪論「舊朝德宗景皇帝庚子辛丑之歲」，認為「蓋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當時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禍之將屆。」[101] 實可謂易代後清流餘胤對此一世局的憑弔。
而辛酉到戊戌，兩代人歷時近四十載的「同治」經驗，已成為晚清士大夫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習慣的一部分。雖然一時被打斷，卻無法長期被壓制。清流士大夫被剝奪了在京師的政治空間，他們或託蔭於各省督撫，或遁入商界、軍界，或遠走海外。在此過程中，同光時期具有溫和建制派色彩的「同治」話語，也開始具有越來越強的對抗性。伴隨著此一時期西方政治思想與觀念的大規模輸入，同光時期零星見於少數士人（多與各省督撫關係密切）的「君民共主論」，[102] 開始主導清流士大夫對「同治」的理解，他們開始將自己視為「民」的代表，在此基礎上，尋求制約君主權力意義上的「同治」。
這構成了「新政」時期所謂「立憲派」思想的底色。戊戌變法之前，大部分士大夫對將觀念意義上的「民」納入政治正當性話語頗為謹慎，對制度性的議會與憲法更是疑慮重重。而這一局面則在戊戌特別是辛丑年後完全改變。「同治」話語開始變異為民權話語。而此後「立憲派」的代表人物，無論是康有為、梁啓超還是張謇，都在廣義的同光清流範圍內，但他們所追求的，不管是議會、責任內閣還是憲法，都已不再是同光時期「和衷共濟」意義上的「同治」，而是更具有對等乃至對抗性的「共主」乃至「虛君共和」，[103] 只有相對於革命者而言，他們才更像是清廷的「同治者」，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才是同光清流的直接後繼者。
附帶而論，伴隨著「同治」話語的變異，士人的歷史意識也在發生巨大變化。戊戌維新後流亡海外的梁啓超，藉助流行於明治日本的國體（君主或民主）-政體（專制或立憲）二分論，調和公羊三世說與新輸入的西方民主理論，將從秦至清的中國傳統政治判定為君主專制。在晚清「同治」之政下養成其基本政治習慣的梁啓超，分享著同光清流對康乾家法的疏離感，而流亡海外則使他一舉解脫了對清廷的政治忠誠。由此，他將得自「同治」之政的經驗系統化為對康乾家法的理論性批判，並進而準定整個中國古代政治。
而另一方面，「元祐」話語在民國時期仍作為「低音」存在於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陳寅恪在悼念王國維時，以「元祐党家」相許，[104] 並自認為「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105] 晚年更自承「餘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106] 凡此均可見元祐話語實已成為近代保守主義的一部分。要而言之，易代之後，不管是作為文化符號還是學術資源，起於同光清流的「宋代」意識與話語都深深地嵌入了民國學術與文化思想的新形態內，[107] 嚴復以宋代為「中國所以成於今日現象者」之關鍵，[108] 陳寅恪以「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而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的民國學術為「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109] 凡此皆折射出同光清流的宋代話語。[110] 而民國時人視其所處時代如「五代」，[111] 也繼承著同光清流對鹹同以降世局的整體觀感。大致可以說，1861年以來的「同治」話語，不僅影響著晚清民國的政治格局與走向，也塑造著民國新學術與文化的演變脈絡。在此意義上，同光與民國，實具有多層次的複雜關聯。
陳寅恪（1890-1969）
注釋：
[1] 芮瑪麗（Mary ClabaughWright）在整體展示「同治中興」的作品《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房德鄰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英文初版於1957年）中，注意到了中國政治傳統對晚清「中興」的方式與格局的影響，並在研究中相對平衡地探討清廷與京外督撫在這一「中興」時代所起的作用，不過她在敘述「中興」的具體過程時，仍多圍繞曾國藩等京外督撫展開。
[2] 林文仁：《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3] 李文杰：《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三聯書店，2017年。
[4] 李文杰：《垂簾聽政、訓政、歸政與晚清的奏摺處理》，《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5] 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6] 如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7] 楊國強：《晚清的清流與名士》以及《甲午乙未之際──清流的重起和劇變》，均收入氏著《晚清的士人與世相》，三聯書店，2017年。
[8]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9] 以筆者所見，從此一角度探討晚清政治思想的有巴斯蒂（MarianneBastid Bruguière）：《晚清官方的皇權觀念》，《開放時代》2001年第1期。
[10] 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國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頁。
[11] 雍正去世後，乾隆奉遺命，以其叔父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顧命大臣，組成「御前總理事務處」。結束居喪後，乾隆撤掉了這一臨時機構，恢復軍機處，以鄂爾泰、張廷玉等人為軍機大臣，兩位親王則被排除在外，從此形成了宗室不入軍機處的定例。嘉慶即位後曾用其兄成親王永瑆參與朝政，但又迅速投諸閒散，理由是「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者。正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瑆入直辦事，但究與國家定製未符。」參見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上諭，鄭天挺編：《明清史資料》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頁。此一定製在道光朝繼續實行，直到鹹豐時期開始出現鬆動。鹹豐三年，因為太平軍北伐，清朝面臨嚴重危機，故鹹豐不得不啟用其弟恭親王奕訢「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鹹豐五年，局勢一好轉，即尋機將其罷斥。
[12] 《清穆宗實錄》卷6，鹹豐十一年十月庚申。
[13]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3冊，廣陵書社，2004年，第1976頁。
[14] 曾國藩即奏請新即位的幼帝「近法世祖、聖祖衝齡繼序，匕鬯無驚，以答中外臣民之望。」參見曾國藩：《恭慰大孝折》（鹹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第3卷，嶽麓書社，2011年，第217頁。取法對象不僅包括順治，也包括同樣幼年即位的康熙。
[15] 《勝保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簡近支親王輔政折》（鹹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輯，中華書局，1978年，第100頁。以睿親王多爾袞為周公，為晚清人常用比喻，如陳其元即說：「本朝攝政睿親王，輔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參見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中華書局，1989年，第263頁。
[16] 李慈銘：「今亦改元，蓋欲以法世祖也。」參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3冊，第1976頁。楊聯陞認為：「對中興的企望，在『同治』的年號裡，簡直就已表露無遺──那就說要『同於順治』。」參見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國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頁。
[17] 何紹基：《三月二十三日恭紀》，《東洲草堂詩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5頁。
[18] 高陽在其關於慈禧的頗具歷史考證性的小說中對此有貼切表述，他說：「這兩個字的妙處，只可意會，各有各的解釋。在太后看，是兩宮同治；在臣子看，是君臣同治；在民間看，是上下一心，同臻郅治。足以號召人心。」高陽：《慈禧前傳》，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318頁。
[19] 榮祿曾向西方人解釋說，同治年號的含義是中外同治。參見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國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6頁。此一時期列強（以英國為代表）對華亦由炮艦政策（gunboat policy）向協作政策（cooperativepolicy）轉變。這構成了同治之政的外部背景。
[20]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3冊，第1897頁。
[21] 康有為在1889年回憶道：「當同治初年，危亂交乘，皇太后有怵惕之容，有厲精之氣，開誠心，布大度，用人不次，受諫如流，此中興所由來也。」參見康有為:《門災告警請行實政而答天戒折》（代屠侍御作），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1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29頁。
[22]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3冊，第1897-1898頁。
[23]《清穆宗實錄》卷6，鹹豐十一年十月丁巳。
[24] 對此局面，梁啓超在1901年評論道：「自發捻以前，漢人無真執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實為漢人掌政權之嚆矢。其後李文正、翁師傅、孫徐兩尚書繼之。雖其人之賢否不必論，要之，同治以後，不特封疆大吏漢人居其強半，即樞府之地，實力亦驟增焉。」參見梁啓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名《李鴻章》），《飲冰室合集》第4冊（專集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第9頁。同光時期軍機處的構成方式，參見林文仁：《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1861─1884）──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第6、55頁。
[25] 此種安排的政治意圖，參見李文杰：《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第90─93頁。
[26] 典型如1867年，因為西方各國公使覲見問題，清廷詔諭各省督撫陳述意見。此事始末，參見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73─183頁。
[27] 蔣琦齡聲明，以之為首策，是因為「目前之務，孰有切於此者乎？臣之所謂端政本者，此也。」蔣琦齡：《進中興十二策疏》，《空青水碧齋詩文集》上冊，廣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頁。
[28] 蔣琦齡：《進中興十二策疏》，《空青水碧齋詩文集》上冊，第27頁。
[29] 蔣琦齡：《進中興十二策疏》，《空青水碧齋詩文集》上冊，第31頁。
[30] 蔣琦齡：《進中興十二策疏》，《空青水碧齋詩文集》上冊，第43頁。
[31] 蔣琦齡：《進中興十二策疏》，《空青水碧齋詩文集》上冊，第34─35頁。
[32] 蔣琦齡：《進中興十二策疏》，《空青水碧齋詩文集》上冊，第44頁。
[33] 李鴻章：《復出使德俄和奧國大臣洪》（光緒十五年正月十五日），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4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98頁。
[34]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3，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07頁。
[35] 轉引自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臺北正中書局，1988年，第88頁。
[36] 同治四年三月十六日諭旨：「恭親王著即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參見《清穆宗實錄》卷133，同治四年三月辛亥。
[37]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十四日諭旨：「恭親王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複議政名目，以示裁抑。」參見《清穆宗實錄》卷136，同治四年三月戊寅。
[38] 關於此事的敏感性，可舉一京外之例。1865年，曾國藩在南京主導刊刻了《船山遺書》，其中《讀通鑑論》卷7《後漢安帝》中刊落「母后臨朝」字樣，《宋論》卷7《哲宗》中「後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親政」，則僅餘「帝一日不得」五字。參見舒士彥：《點校例言》，王夫之：《宋論》，中華書局，2011年，第1─2頁。此時垂簾之政已成立四年，而忌諱仍存。
[39] 轉引自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53頁。輔政八大臣以同治帝名義駁回此請的理由就是「我朝聖聖相承，向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朕以衝齡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御極之初，何敢更易祖宗舊制。」參見吳慶坻撰，張文其、劉德麟點校：《蕉廊脞錄》，中華書局，1990年，第17頁。
[40] 《勝保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簡近支親王輔政折》（鹹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輯，第100頁。
[41] 周祖培囑李慈銘編纂《臨朝備考錄》事，見後者日記：「當國有議請母后垂簾者，屬為檢歷代賢后臨朝故事。予隨舉漢和熹（和帝後）、順烈（順帝後）、晉康獻（康帝後）、遼睿知（景宗後）、懿仁（興宗後）、宋章獻（真宗後）、光獻（仁宗後）、宣仁（英宗後）八後，略疏其事跡，其無賢稱者亦附見焉，益為考定論次，並條議上之。」參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890頁。「垂簾之事，予曾撰《臨朝備考錄》一書，採擇漢代以來可為法者，而痛論近日之事勢有不得不行者於後。屬叔子以貽商城，慫惥上之。商城亦心動。」參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970頁。
[42]《清史稿》卷390《賈楨、周祖培、朱鳳標、單懋謙傳》。
[43] 龔自珍稱引「江南生」語。參見龔自珍：《江南生〈橐筆集〉序》，《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5頁。
[44] 王先謙後來評論道：「國朝力懲前弊，列聖以來，以社會與朋黨二者為世切戒。故朝野清明，為往古所未有。光緒初，中朝士夫頗有清流品目，朋黨萌芽焉。」參見王先謙:《群論》，《王先謙詩文集》，嶽麓書社，2008年，第14頁。且同治朝對所謂「康乾綱紀」的違反，莫過於兩宮的垂簾之舉，清流對此視而不見，而集矢於各督撫，其立言基礎似正而實譎，自然不能令人心服。
[45] 光緒帝以旁支入繼引發的君統繼受疑問以及相關的政治討論，參見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0─221頁。
[46] 事實上，由於光緒無子，宣統又是幼年登基，母后（慈安、慈禧、隆裕）垂簾與親王輔政（恭親王奕、醇親王奕譞、載灃）都長期化了，從庚申至辛亥，歷時半個世紀，直到清朝滅亡前夕才最終結束。
[47] 典型如文彥博1071年廷對宋神宗時主張「與士大夫治天下」，程頤解《尚書·堯典》「克明俊德」句為「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為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以上兩則表述以及對此問題的全面闡述，參見餘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三聯書店，2004年，第210-230頁。程頤就是「元祐正人」之一。
[48] 蔣琦齡：《進中興十二策疏》，《空青水碧齋詩文集》上冊，第29頁。宣仁高太后甚至有「女中堯舜」之稱。
[49] 清朝士大夫本有以清代賢后比擬北宋宣仁高太后的先例，如孝惠章皇后（順治妻，後上尊號為仁憲皇太后）去世，即被哀悼為是「女中堯舜失宣仁」。參見楊鍾羲撰集、劉承幹參校：《雪橋詩話餘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1頁。這也有助於將晚清「同治」之政比擬為北宋「元祐」之政。北宋「元祐」之政的誕生過程及其政治文化，參見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8頁。
[50] 鄧小南在探討北宋政治文化的形成時，以章獻劉皇后為例，簡要闡明了女主臨朝對士大夫政治的影響。她說：「劉後的稱制，從某種意義上講，正為北宋士大夫政治的長養成熟提供了機會。面對位於至高點上的太后，朝中文武仿佛有著更為充分的自信。」「正是在真宗末年到仁宗初年這段太后稱制的『非常時期』，醞釀成就了北宋王朝正常的統治秩序。」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聯書店，2014年，第361、366頁。這一論述亦可用以分析同光清流與慈禧的關係。
[51] 朱維錚在論及晚清政局時，認為帝後與宮府間的矛盾為清流的諫議提供了空間，而清流的活躍則與慈禧的刻意優容有關。參見朱維錚：《「尸諫」》，《音調未定的傳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7─218頁。
[52] 如王柏心論庚申之變，即說：「女中堯舜今復覩，夙駕還宮衛衝主。改元同治中興期，詔下雷霆赫斯怒。」參見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21，《續修四庫全書》第152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8頁。董平章論同治之政，則說：「守經何似且從權，傳子誰能更與賢？負扆嗣君方出日，垂簾聖母共瞻天。中興政況元公輔，大賚恩還薄海宣。試把史評稽趙宋，女中堯舜祚長延。」參見董平章：《秦川焚餘草》卷5，《續修四庫全書》第153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6頁。嚴辰《同治聖德詩錄》十六首中有「女中堯舜今真見，宋室宣仁那足當。」參見孫雄輯：《道鹹同光四朝詩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5頁。陳作霖在《恭擬慈禧皇太后七十萬壽賀表》中亦有「宋後垂簾，召碩輔以諮故實」，「女中堯舜，負斧扆以合符」。參見陳作霖：《可園文存》卷13，《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3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
[53] 甚至見於對兩宮（尤其是慈禧）不那么正面的評述中。如葉昌熾在日記中以「宣仁專制」指代慈禧專權。參見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第4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64頁。張謇哀悼幽囚瀛臺直至去世的光緒帝，亦有「八載瀛臺住，含辛為國屯。何知天子貴，猶藉庶民伸。疑病頒方劇，遺書作憲真。瞻天更無語，先盡侍宣仁。」參見李明勳、尤世瑋等主編：《張謇全集》第7冊（詩詞、聯語），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138頁。均以宣仁指稱慈禧。
[54] 翁同龢紀念館編、朱育禮校點：《翁同龢詩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0頁。
[55] 陳作霖：《可園詩存》卷16，《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3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8頁。
[56] 胡聘之：《孝欽顯皇后輓詞（二首）》，《道鹹同光四朝詩史》，第83頁。
[57] 陳寶琛：《恭挽孝欽顯皇后》，《道鹹同光四朝詩史》，第89頁。
[58]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562頁。
[59] 沈曾植後來說：「乙、丙之際（指1885、1886年），其時中興耆碩多在朝，金甌無缺，士大夫志氣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觀，願其自憤於功名，學術風聲，亦往往以唐宋諸賢為識志。」參見沈曾植：《濤園記》，王元化編：《學術集林》第2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12頁。
[60] 張佩綸：《謝授翰林院侍講呈》（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澗於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81─182頁。張佩綸在1884年因甲申戰敗遭罷斥，樊增祥即安慰他：「終然蘇軾感宣仁」，「早晚君王起舊人」。參見樊增祥：《樊山集》卷13，《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6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7頁。
[61] 張之洞：《遺折》（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3冊（奏議·電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4頁。
[62] 清流以元祐諸人自擬的更多例證，參見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第249─252頁。
[63] 陳夔龍：《松壽堂詩鈔》卷7，《陳夔龍全集》上冊，貴州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206頁。
[64] 李鴻章：《復蓮池書院山長吳》，《李鴻章全集》第36冊（信函八），第110頁。
[65]《宋史》卷242《列傳第一·后妃上》。
[66] 參見乾隆：《書程頤論經筵札子後》，《乾隆御製詩文全集》第10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67] 章太炎後來評論道：「迄於載湉嗣位，醜聲起於宮掖之間，李鴻章擁兵於外，朝士譁然，皆謂其有異志。梁鼎芬以劾李鴻章罷官，朱一新以言李蓮英廢黜，天下冤之。」參見章太炎：《箴新黨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0頁。
[68] 張之洞《學術》詩自注。其詩云：「理亂尋源學術乖，父讎子劫有由來。劉郎不嘆多葵麥，只恨荊榛滿路栽。」詩與注均見《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10559頁。張之洞1881年外放後，曾於1884年入京陛見，故此詩當為對甲申年後二十年局面的追憶。此點承陸胤兄提示，謹致謝意。
[69] 雖然名義上的皇帝是光緒，他也掌握著一些位階較低的權力，但最終決策權在慈禧手中，即使在她1888年「歸政」後仍是如此。光緒親政後慈禧保持自身權力的方式，參見茅海建：《戊戌政變的時間、過程與原委》，《戊戌變法史事考》，三聯書店，2005年，第10─38頁。
[70] 康有為：《我史》，《康有為全集》第5集，第73─74頁
[71] 康有為在1888年後甘冒政治風險，不斷上書光緒帝呼籲變法，實視光緒為當代宋神宗，而努力尋求王安石般君臣遇合的機會。另外，這一觀點並非僅限於京中新進清流，甚至連張佩綸到1889年也開始主張「宋之為宋，因陋就簡，文武酣嬉，即不用介甫，而前如慶曆，後如元祐，皆史之所推為主聖臣賢者，實則一味粉飾敷衍而已，不足雲治世也。宋之亡，自亡於哲、徽、京，惇，不得咎介父也。」以「元祐」之政為無用，並同情式的容納「熙豐」式的「大有為」。參見張佩綸：《澗於日記》，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第672頁。上一代「元祐諸賢」開始出現分化。
[72] 瞿兌之：《杶廬所聞錄·故都聞見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4頁。
[73] 張謇：《四川忠縣秦太公墓表》，《張謇全集》第6冊，第509頁。
[74] 多有同光京師士大夫參與修纂的《清史稿》，在《德宗本紀》末尾的論贊中說：「德宗親政之時，春秋方富，抱大有為之志，欲張撻伐，以湔國恥。已而師徒撓敗，割地輸平，遂引新進小臣，銳意更張，為發奮自強之計。」參見《清史稿》卷24《德宗本紀》。
[75] 張之洞：《新舊》，《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10553頁。
[76] 李宗侗、劉鳳翰編著：《李文正公鴻藻年譜》上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56頁。
[77] 陳三立：《崝廬牆側有蜀葵數株戲賦》，李開軍校點：《散原精舍詩文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1頁。陳寅恪有「當日英賢誰北鬥，南皮太保方迂叟」之句，亦以張之洞為當代司馬光。參見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陳寅恪集·詩集》，三聯書店，2001年，第13頁。
[78] 張之洞：《勸學篇》，《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9747頁。
[79] 《清德宗實錄》卷418，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乙巳。
[80] 「國是」概念在宋代政治中的重要性與含義，參見餘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第251─289頁。
[81]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康有為全集》第4集，第108頁。
[82] 轉引自孔祥吉：《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80頁。孫家鼐亦有類似見解。陸胤認為「孫家鼐深知梁啓超『編輯功課書』的本意，譬之王安石頒布《三經新義》，更與張之洞方面的觀察若合符契。」參見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第164頁。
[83]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第5冊，第2686頁。可能是不願授政敵以柄，康有為並未在戊戌時期公開以王安石自命。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在1900年說：「觀從古變法之舉，皆出於大有為之君……有神宗而後有王安石。未見無英武神聖之君，而能成變法立治之規模者也。」參見康有為：《張之洞誅捕新黨論》，《康有為全集》第5集，第318頁。康門弟子徐勤在為《戊戌奏稿》（1911年出版）所做的序中，更將此點公開挑明，謂康有為「一旦起芒屨，整冠裾，明良相得，魚水君臣，蓋自宋世來，人士以經術文學為人主敬信，諫行言聽，大變舊法者，自王安石以後，未有其比也。」參見徐勤：《〈戊戌奏稿〉序》，黃彰健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中華書局，1974年，第437頁。
[84] 轉引自茅海建：《戊戌年張之洞召京與沙市事件的處理》，《戊戌變法史事考》，第211頁。
[85] 曾廉：《應詔上封事》，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499頁。
[86] 陳懷撰、胡珠生點校：《清史兩種》，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284頁。
[87] 此為《清史稿·穆宗本紀》末尾論贊中語。參見《清史稿》卷22《穆宗本紀》。
[88] 閻鎮珩：《六典通考》卷101，《續修四庫全書》第75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7-468頁。本書初刻於1903年。
[89] 梁啓超：《王荊公》，《飲冰室合集》第5冊（專集之二十七），第173頁。
[90] 梁啓超：《王荊公》，《飲冰室合集》第5冊（專集之二十七），第160頁。
[91] 梁啓超：《王荊公》，《飲冰室合集》第5冊（專集之二十七），第159頁。
[92] 陳步編：《陳石遺集》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頁。
[93] 張達驤：《張之洞軼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張之洞遺事》（《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總第23輯），第22頁。
[94] 值得對照的是，翁同龢門生則將他視為當代歐陽修與司馬光：「有宋名臣，以文學政事顯者，曰歐陽修，日司馬光。求之近今，足與媲匹者，其惟吾師翁文恭乎。雖然，吾讀《宋史》，未嘗不嘆二公遭際之隆，而悲吾師之獨厄也。」參見張元濟：《影印稿本〈翁文恭公日記〉跋》，《張元濟全集》第10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14頁。
[95] 張之洞：《李文正故宅》，《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10555頁。
[96] 此一否定熙豐新法的政治意識在廢科舉前最後一科（甲辰科）會試中仍有體現。會試試題有「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參見法式善等撰：《清秘述聞三種》下冊，中華書局，1982年，第1002頁。
[97] 孫洪伊等：《國會代表請願書》，張栴、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三聯書店，1977 年，第594頁。
[98]《宣統政紀》卷3，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丙午。
[99]《宣統政紀》卷3，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壬寅。
[100] 1912年，在南北雙方壓力下，隆裕太后不得不同意清帝遜位，楊鍾羲即感嘆道，清季宮闈多故，內外離心，「孝定景皇后（即隆裕太后）……雖有明德之母儀，宣仁之明睿，庸有濟乎！」參見楊鍾羲撰集、劉承幹參校：《雪橋詩話三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50頁。
[101] 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4頁。
[102] 代表性的言論見於郭嵩燾、薛福成與王韜等人。對此問題的一個簡要分析，參見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劉嶽兵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8─240頁。
[103] 如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再論明治維新，即認為「其最大關目，則不過定君權使有限，伸民權使同治而已。」參見梁啓超：《答某君問德國日本裁抑民權事》，《飲冰室合集》第2冊（文集之十一），第54頁。
[104]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有雲「元祐党家慚陸子，西京群盜愴王生」。參見《陳寅恪集·詩集》，第17頁。另外，他「昔年康更生先生（有為）百歲紀念，因感吾家與戊戌政變事，曾為賦一律」，其中有雲「看天北鬥驚新象，記夢東京惜舊痕。元祐党家猶有種，江潭騷客已無魂」。參見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定稿》，《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85頁。
[105]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85頁。
[106]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啓超傳〉書後》，《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8頁。
[107] 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參見羅志田：《「新宋學」與民初考據史學》，《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及桑兵：《民國學人的宋代研究及其糾結》，《學術江湖──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兩文均側重於學術層面。
[108] 嚴復：《與熊純如書》（1917年4月26日），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668頁。
[109]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77頁。
[110] 當然，在中國之外，還有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京都學派所提出的「宋代近世說」，以宋代為整個東洋「近世」文明的起點。但京都學派與同光清流及其學術與政治後繼者有何關係，筆者尚未得其要領，亦乞方家賜教。
[111] 參見羅志田：《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分子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