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甘寧 文/圖
去年於百色市平果縣馬頭鎮感桑村東南面發現的石刻字符（本報2011年12月21日曾作報導），近日被文物專家確認為古駱越民族創造的文字。其中少數文字已得到初步破譯，內容涉及雨水、水田、麼公做法事、王權等，據推斷為當時駱越方國統治者或是祭司舉行儀式時吟唱的祭詞。
3月22日，在感桑村的石刻文字發現處，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夾砂陶片和石錛。這些具有斷代意義的文化遺存，說明在戰國時代之前，此地就有人類文明的活動，也為石刻文字的年代提供了佐證。
廣西博物館研究館員鄭超雄認為，感桑石刻文字的成熟程度與殷商王國的甲骨文相近，但與甲骨文是不同的系統，表明壯族先民曾有自己的造字歷程。這一發現，能否把嶺南乃至歷史上的百越地區的文明發源推至一個新的高度？記者近日探訪了考古現場以及有關專家。
發現過程：
青年農民撿到帶字石片
感桑石刻發現於感桑村東南面的一片名叫「那林」的耕地內。這是一片平坦的臺地，方圓約3公裡，距平果縣城只有10公裡。三面環山，一面俯瞰兩公裡外的右江。3月22日，記者諮詢當地農民得知，「那林」在壯語中即為「有泉水的田」，在臺地上的兩棵木棉樹下，果然有兩眼汨汨流出的泉水。當地人認為此地風水好，在其後山上有很多墓葬。
最早發現感桑石刻的壯族青年農民潘榮冠，就是在掃墓途中撿到這些石片的。2006年清明前，他掃墓回家經過這片甘蔗地，無意中發現一小塊刻有圖案的石片，帶回家用水衝洗，發現這些圖案很像文字。他將石片送到村中的小學請老師看，老師們無法辨識，但都認為是一種古文字。潘榮冠雖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也意識到這有可能是古董。自此以後，他每到「那林」一帶耕種時，都特別留意地裡的石片，並把刻有圖案的石片全部帶回家存放。在近5年的時間裡，他先後撿回大小石片21塊。他還發現用於圍田埂的一塊大石片上也有字，但體積太大無法搬回家保管。
2011年10月，潘榮冠將石片帶到百色市的花鳥市場諮詢。一名姓馮的古玩商感覺這可能是文物，便向有關部門反映。12月，原平果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農敏堅與平果縣博物館獲悉此事後，趕到「那林」實地調查，又新發現兩塊石刻文字。連同潘榮冠發現的那塊最大的石刻，一共24塊石片，都被運回縣博物館收藏。
平果縣委、縣政府對此發現十分重視，立即將「那林」地塊控制下來，禁止隨便入內撿拾石塊。即使是今年除夕夜，農敏堅和縣博物館的人員都在守護現場。雨天泥濘，他們就脫下鞋子赤腳下田調查，不放過任何一塊可能有字的石片。
今年春節過後，廣西文物局批准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那林」進行考古試掘。
考古現場：
掘出石錛佐證文明遺蹟
3月22日中午，記者趕到「那林」時，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考古隊領隊覃芳，剛剛獲得了發掘一個多月來最大的發現石錛和夾砂陶片。石錛是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主要的生產工具。夾砂陶也是新石器時代開始生產。這些遺蹟在同一地層內出土，為「那林」一帶的文明歷史提供了有力的證明。
考古隊在泉水附近開了一條長62米、寬1.5米的探溝，試掘了3個探方。掘入地表下約六七十釐米深，發現4個地層。石錛和夾砂陶就是在最下面的地層出土的。其餘地層還出土了大量的唐宋時期的陶瓷碎片、宋太宗趙光義年間的銅錢、宋代的建築柱洞等遺存。但目前還未在地層中發現石刻文字。
覃芳說，由於該地塊長期栽種甘蔗，翻土較深，石刻文字如果埋藏集中且數量不多的話，有可能早已隨耕犁翻出地表。因此能否在地層中發現石刻，還有待進一步發掘。但已出土的文化遺存可以說明，此地在戰國前已經有人類文明活動。
在場的農敏堅告訴記者，「感桑」在壯語中意為「高高的巖洞」，是因為後山有巖洞而得名。根據清代縣誌記載，感桑一帶原來有個古城，並記載明代詩句說古城中有「荒臺」。有人認為「荒臺」是個祭壇，但這是什麼時候的古城，也無從知曉。
文字鑑定：
推斷形成於商周至戰國年間
在平果縣博物館的庫房內，記者見到了全部24塊石刻文字。最大的一塊長105釐米，寬55釐米，厚約10釐米，重約50公斤，上面刻有文字83個。刻字最多的一塊有10行143個字，最少的有4個字。字數少的原因是這些石刻都是殘件，字數不完整。
據了解，平果縣政府曾在2011年12月下旬，邀請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貴州省荔波縣水書專家、廣西博物館、廣西民族大學等機構的專家、教授到平果縣考察感桑石刻。所有學者都沒法辨識這些古文字。有部分學者推測其與桂南石鏟同一時代（新石器晚期），有學者認為是先秦時期的一種文字，有些學者認為年代難定，需進行考古發掘後斷定。
這些文字都是刻在平而薄的頁巖上，大小均勻，豎向排列。鄭超雄研究館員指著石刻說，文字筆觸平直，應該是用金屬利器刻劃而成。他經過3個月的研究，認為感桑石刻的文字性質可以肯定。其有三個特點：
一是有序排列，由不同的字豎行構成長短不一的句子，組成一篇短文或長文，這是文字成熟的重要標誌。
二是同一字形在不同的文句中重複出現，表明作者用同一字在不同地方表述同一個意思。據初步統計，重複最多的一個字共出現17次，其餘有5個字重複出現4~8次。
三是使用了中華文化的傳統造字法，如方塊形狀、左右結構、上下結構、內外結構和複雜結構等。
鄭超雄說，感桑石刻中有類似於左江巖畫正身人的形象，且重複出現5次之多；還有重複出現17次的「王」字，與廣西武鳴、靈川，廣東四會、廣寧、羅定等地出土的戰國青銅劍、青銅矛上鑄的「王」字相近；另有5個字與平樂銀山嶺戰國墓、武鳴馬頭安等秧戰國墓、岑溪花果山戰國墓出土的陶文相近。加上「那林」現場出土的石錛和夾砂陶，據此推斷感桑石刻的年代為戰國時期。
鄭超雄還走訪了當地群眾，據稱在「那林」西北約兩公裡的平果縣糠廠，當年建廠時也曾撿到有字的石塊，表明石刻文字遠不止這些，很可能分早期和晚期。考慮到武鳴元龍坡商周至春秋時期墓葬中出土的石範、欽州出土商代的石磬上，都刻有類似的文字符號，他把感桑石刻的上限時間推測為商周時期。
「天書」破譯：
推測與祈禱祭祀相關
在感桑石刻文字等於「天書」，和甲骨文一樣難懂。鄭超雄「解讀」了3個月，也只能從一些象形字中猜測其意思。他目前只「讀出」雨水、水田、生育、麼公做法事、王權等內容。
與雨水有關的字有5處，都有象形的雨點或雨絲；水田則是方框內刻整齊的方格；涉及生育的字為男陰及女陰的形狀；表現做法事的字與左江巖畫正身人像相似。
出現最多的是「王」字，有一個字是由4個「王」拼成。鄭超雄根據《布洛陀經詩》中有「三樣三王造，四樣四王置」的記載，「四王」是指天王（雷王）、人王（布洛陀）、水王（蛟龍）、森林之王（老虎），認為四個王字拼成一個字是「四王」的意思，意指人權、神權合一的王。
鄭超雄指著其中一個字說，這上面是水田，下面為3人勞動，很像甲骨文的「眾」字，但「眾」字是上方一個「日」。兩者構字相似，音義不一定相同。現代壯語中凡有人在水田中插秧，稱為「能那」（種田），因此這個字可理解為「種植」的意思。
還有一組詞共3個字，上下相聯，第一個字是下雨形象，第二個字是水田形象，第三個字是麼公形象。他認為可以釋讀為：「天下雨了，田中水滿了，這是麼公施法祈求天神下的雨水。」
「甲骨文研究了100多年，也才破譯出一半。古文字的解讀是很困難的。」鄭超雄說，破譯感桑石刻，需要更多學者進行長時間的研究。
歷史意義：
可證駱越先民造字歷程
「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期後才產生的。戰國時期右江流域已經出現了方國社會形態，文字的產生在意料之中。」鄭超雄說，以手斧為代表的百色舊石器文化，以石鏟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無不表明右江流域是古人類發源地及人類國家文明發生地之一。這裡的先民們已進入定居生活，並進行群體生產勞動，語言、文字就在頻繁的交流中應運而生。
有意思的是，與倉頡造字一樣，壯族《布洛陀經詩》中也有聖人造字的傳說。在感桑石刻發現以前，壯族的文字是從唐代的古壯字開始算起，這種古壯字是用漢字的偏旁部首組合而成，並不是嚴格意義的造字，無法與傳說對號入座。鄭超雄認為，感桑石刻的發現，印證了壯族在歷史上曾有自己的造字歷程。
與甲骨文多為祭司佔卜文類似，感桑石刻也被認為是「麼公文字」，用於人神交流，未能發展為通行文字。「祈求風調雨順、人丁興旺、強調王權穩定，這些都是方國統治者的願望。」鄭超雄說，感桑文字的這些內容估計與《布洛陀經詩》相似，是方國統治者或者麼公祭祀時吟唱的祭詞。當時的先民把這些祭祀、佔卜的結果記錄在石片上，作為備忘的記錄和處事的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