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財經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管清友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一線城市人口佔比明顯偏低。為提高一線城市人口集聚度，一方面可以擴大現有一線城市的人口規模，國際比較來看，我國一線城市人口密度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另一方面可以打造一批新的一線城市，從經濟體量看，相關城市也有成為新一線城市的基礎。根據齊普夫定律，增加一線城市數量，能夠提高中國城鎮化率的上限。
打造新一線城市，需要創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加快了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進程。新的一線城市形成後，有助於打破現有一線城市的人才和資源壟斷，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為打造新一線城市，需要提高相關城市的經濟管理權限、做出必要的行政區劃調整、賦予更大立法權、調整金融監管體系、加快國企改革、鼓勵創新，在戶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養老制度等方面做出調整，國家級和區域級的交通、能源等規劃向相關城市傾斜。
打造新一線城市，將重塑中國經濟新動能，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改革。城市定位提升後，基礎設施需求增加。人才和資本的湧入，易於規模經濟效益的發揮，產業轉移和配套產業的發展也為周邊地區提供增長動能。新的一線城市將為更多的人提供更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總需求增加也加快了上遊過剩產品的消耗，實現補短板和去產能。
本報告從量化指標與節點城市兩個角度，篩選出有望成為新一線城市的城市。量化指標包括經濟指標、人口指標、創新指標和房價指標，篩選範圍包括天津、重慶等25個具有一定經濟體量、產業結構較為合理的城市。節點城市包括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長江經濟帶中心城市和重要高鐵節點城市。
通過分析，筆者認為具備成為一線城市基礎的有天津、杭州、成都和武漢，而有望成為準一線城市的包括南京、重慶、西安、蘇州、合肥。當然參考經濟特區的經驗，給予相關城市政策支持，未必都能發展為一線城市，但權利的下放至少會為相關城市帶來發展新機遇。
01
打造新一線城市，提高中國城鎮化水平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一線城市人口佔比明顯偏低。2015年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常住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5.2%，而同年日本、韓國、英國、法國、美國人口規模排名前四的城市總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1.5%、37.0%、24.9%、22.6%和14.7%。
為提高一線城市人口集聚度，一方面可以擴大現有一線城市的人口規模。2015年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萬人、人口密度3809人/平方公裡，人口總規模和人口密度都低於同期的全球第一大城市東京的3700萬人和6106人/平方公裡，中國城市人口密度仍有提升空間。可採取的措施，一是調整城市規劃，增加住宅用地供應，緩解當前一線城市的高房價難題。二是增加住宅層數。隨著建築施工、消防等技術水平的提升，超高層建築可以突破現行《民用建築設計通則》所規定的100米這一划分標準。三是增加公共運輸、能源、自來水、物流網絡等基礎設施的供給，降低資源對城市人口規模的限制。
另一方面，可以打造一批新的一線城市。一線城市在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具有資源集聚的優勢，第三產業佔比較高，所創造的就業崗位較多，易於吸引人才和資本的進入。對於何為一線城市沒有公開的劃分標準，經濟規模是常見的評價指標之一，深圳也因經濟的崛起在上世紀90年代與北上廣並列，成為第四個一線城市。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城市希望躋身新的一線城市，通過人才、資本等的集聚，為城市創造新的發展機遇。從經濟規模看，相關城市也有成為新一線城市的基礎，2015年全國共有10個城市GDP規模突破萬億，除北上廣深外，還有天津、重慶、蘇州、武漢、成都和杭州。
打造一批新一線城市，可以提高中國城鎮化的上限。1948年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G.K．齊普夫發現，如果一個包含n個詞的文章，將這些詞按其出現的頻次遞減地排列，那麼某一詞的序號和其出現的頻次之積近似地為一常數，該定律稱為齊普夫定律。國際上有關城市規模的實證研究發現，城市人口規模也符合齊普夫定律，即如果將一定區域內的所有城市按照人口規模大小排序，任何一個城市的位序與其人口規模的乘積等於常數。
當只有一個首位城市時，假定該首位城市可容納6000萬人，根據皮普夫定律，每個層級的城市均可共容納6000萬人，即使設置了10級城市，所容納的人口城市人口也只有6億，在14億人口中佔比43%。在當前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情況下，假定每個城市2000萬人口，每個層級8000萬人。若設置8個層級，需要1020座城市，共容納6.4億人，城鎮化率也只有46%，並不能滿足中國城鎮化的需求。
當增加首位城市的數量時，可以用更少的城市層級容納更多的人口。在單城2000萬人口不變的情況下新增4座一線城市，根據齊普夫定律每級城市可容納1.6億人，通過設置六級共504座城市，即可吸納9.6億人，佔目前中國人口的69%。城鎮化水平明顯提高，各層級城市數量的增加也更易於規模經濟的發揮。
02
創新央地政府關係，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造新一線城市，需要創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加快了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
打造新一線城市，需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權限。深圳的崛起，源於經濟管理權限的不斷提升，疊加區位優勢，鑄造了世界罕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奇蹟。1980年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成為首批經濟特區之一，在吸收外資、土地制度、價格體制、稅收等方面享有政策優惠。1988年國務院批准深圳市在國家計劃中實行單列，獲得了相當於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1992年經全國人大批准，獲得省級立法權。
新的一線城市形成後，有助於打破現有一線城市的人才、資源壟斷，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由於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集聚，一線城市在吸引人才、資本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城市分化逐步加大。新的一線城市形成後，打破現有四個一線城市的競爭優勢。同時通過輻射效應，以點帶面，促進周邊區域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形成了「四大經濟板塊+三大支撐帶」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區域發展理念是協調發展。新的一線城市在建設過程中，將成為區域增長極，也符合均衡發展的戰略要求。
為打造新的一線城市，需要創新現有的央地政府關係，向相關城市給予更多政策支持。
一是提高相關城市的經濟管理權限。計劃單列市享受相當於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收支直接與中央掛鈎，由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兩分，而無需上繳省級財政。可在現有的五個計劃單列市基礎上，將一批城市列入計劃單列，使相關城市擁有更大的經濟管理權限。為激發相關城市的經濟活力，甚至可以給予高於計劃單列市的經濟管理權限。
二是根據經濟、歷史、自然等因素，做出必要的行政區劃調整，為一線城市發展預留空間。新的一線城市在建設過程中，隨著人口的集聚，建成區範圍不斷擴大。深圳在發展過程中，城區規模不斷擴大，土地空間日趨飽和成為限制深圳發展的困難之一。可在吸取深圳教訓的基礎上，對相關城市的發展空間做出合理規劃，並進行相應的行政區劃調整。
三是賦予相關城市更大的立法權。2015年3月《立法法》進行了修改，將擁有立法權限的城市增加至280餘個，並明確了立法的範圍包括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擁有雙重立法權是助力深圳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可在現有立法領域的基礎上，擴大相關城市的立法事項範圍。
四是在戶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養老制度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人才是一線城市建設不可或缺的資源，通過吸引人才加快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為城市發展提供持續動力。深圳市轄區人口從1979年的2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332萬，人才優勢成為深圳核心競爭力之一。為了吸引人才長期定居，需要在戶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養老制度等方面做出調整，解決後顧之憂。
五是在制定交通、物流、能源等規劃時，向相關城市傾斜。人口規模的增加與經濟體量的擴大，對交通、物流、能源等基礎設施的需求也會相應增加。在制定國家和區域層面的規劃時，需要考慮相關城市未來需求的增長，向相關城市傾斜，滿足發展所需。
六是調整金融監管體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現有的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也是國內金融機構最為集中的地區，金融體系對這些城市的發展也做出了積極貢獻。在新一線城市建設過程中，可以在符合金融監管原則的前提下，適度放鬆對金融業的監管，大力發展民營銀行、鼓勵直接融資等，加大金融對實體的支持力度。
七是加快推進國企改革，激發經濟活力。國企改革「1+N」文件體系已基本頒布完畢，可在有關文件的指導下，加快推進相關城市的國企改革進程。一方面，在市場化原則下，加快落後、過剩產能的退出，減少對生產要素的佔用，降低生產要素成本。另一方面，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空間。
八是加大對創新的支持力度。創新是一線城市發展的基礎，也是衡量一個城市是否是一線城市的標準之一，北上廣深無一不具有強大的創新能力，國際大都市如東京、紐約、倫敦也都是創新之城。為鼓勵創新，一方面可以加大對高校、國有科研院所的經費支持，另一方面可對企業用於創新活動的支出給予稅收優惠。
03
重塑中國經濟新動能，加快推進供給側改革
打造新的一線城市，將迅速釋放總需求，為中國經濟提供新動能。
一是城市定位提升後，吸引人才和資本的進入，對交通、能源、自來水等基礎設施的需求增加。現有的基礎設施改造升級，同時大量新項目上馬，固定資產投資需求迅速增加。1997年重慶市升級為直轄市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二是人才和資本的進入，有助於發揮規模經濟效益。人才和資本進入後，分工更為明確，產業也更加多元化，向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升級。2015年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四個城市GDP規模分別位列全國各城市前四，共計8.35萬億元，佔全國GDP總規模的12.3%。打造新的一線城市，將釋放相關城市的經濟活力，提高對全國經濟的貢獻率。
三是相關城市獲得更大的經濟管理權限後，會通過多渠道促進經濟發展。地方政府擁有的財權與事權增加後，可為與能為的邊界擴大，可通過調整預算支出、調節稅收優惠等方式，扶持相關產業的發展，為地方經濟注入新活力。深圳升級為經濟特區後，經濟迅速崛起即為最鮮明的案例。
四是輻射效應增強，通過產業轉移、培育配套產業等方式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一線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撐，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周邊城市帶來發展機遇。一方面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大城市落後的產能向周邊城市轉移，為周邊城市發展提供了新動能。另一方面在先進產業發展的同時，也需要周邊城市有配套的上下遊產業鏈，提供原料與市場。1990年浦東開放，帶動了上海市的經濟發展，進而輻射到整個長三角地區。
打造新一線城市，也加快推進了供給側改革。
一是補短板。總體而言，我國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城市發展程度呈正相關關係，一線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高於其它地區，這也是一線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新的一線城市建設過程中，會帶來人才與資源的集聚，增加了更為多樣化的服務供給，同時也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
二是去產能。短期來看，新建和升級基礎設施，會增加對上遊產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產能過剩的局面。中長期來看，由於新一線城市經濟活力的釋放和周邊地區的發展，成為新的增長點，擴大了總需求，將提高相關產品的產能利用率。
04
誰會是下一個一線城市？
本報告主要從量化指標與重要節點城市兩個角度，篩選出有望成為新一線城市的城市。
一是從經濟、人口、創新和房價四個方面的指標，在天津、重慶、蘇州、成都、武漢、杭州、南京、西安、青島、無錫、長沙、寧波、佛山、大連、鄭州、瀋陽、哈爾濱、長春、東莞、濟南、石家莊、南昌、合肥、福州、廈門這25個GDP規模較大、產業結構較為合理的城市中進行篩選。
二是從《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等重要規劃中，篩選出有望迎來發展機遇的重要節點城市。
量化指標
經濟指標
衡量一個城市的發展水平，經濟指標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本報告所選擇的經濟指標有三個，一是2015年人均GDP，人均GDP越高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更高水平的物質生活。二是第三產業佔比，第三產業佔比越高吸收就業的能力越強，經濟發展通常也越具有持續性。三是根據該城市2015年的GDP規模以及近幾年的GDP增速，採用趨勢外推法所預測的2020年GDP水平，較大的經濟體量是成為一線城市的必要條件。
從人均GDP數據看，杭州、寧波、蘇州、無錫、南京、長沙、佛山、天津、武漢等城市發展水平較高。從產業結構看，西安、杭州、南京、濟南、哈爾濱、廈門、東莞、成都的服務業較為發達，吸收就業能力較強。從採用趨勢外推法預測的經濟體量看，2020年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四個城市仍然排名前四，重慶、天津、蘇州、武漢、杭州、成都、南京、青島的GDP規模位列其後。
人口指標
選擇的指標包括2015年常住人口數（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的人口指主城區人口）和常住人口變動率。存量人口規模決定了一個城市的總需求，人口變動率則反映了該城市的吸引力。
註：統計北京市常住人口時剔除了門頭溝區、懷柔區、密雲區、平谷區、延慶區五個遠郊區，上海市剔除了崇明縣，天津市剔除了寧河縣、靜海縣、薊州區，重慶市主城區指渝中區、江北區、南岸區、九龍坡區、沙坪垻區、大渡口區、渝北區、巴南區九個區，長春市和哈爾濱市人口指戶籍人口。
從現有常住人口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分別位列第1、第2、第4和第6，人口集聚是一線城市的重要特徵之一。成都市和天津市人口達到了1466萬、1313萬，分別位列第3和第5，從人口規模看具有成為一線城市的潛質。從增量人口看，2015年一線城市中深圳市常住人口增加了近60萬，而上海市減少了9.9萬人，與兩地人口調控政策有關。非一線城市中，重慶、廣州、武漢、鄭州、長沙、成都、杭州、廈門人口淨流入率較高。
創新指標
創新能力是一線城市不可或缺的，本報告選取2015年新增專利數，作為城市創新能力的衡量指標。
北京、深圳、上海創新能力分別位列第1、第2和第4，與一線城市資源集聚對人才形成較強吸引力有關。廣州位列第8，排名相對靠後，創新能力下滑也是近年圍繞廣州是否仍是一線城市爭論的引發因素之一。非一線城市中，蘇州市達到6.2萬件，位列第3，與外資經濟發達有關；杭州、寧波、成都、重慶、天津、無錫、南京、東莞、西安、武漢等城市的新增專利數也均超過2萬件。
房價指標
房價是衡量一個城市發展水平不可或缺的指標，反映了一個城市的競爭力。總體來看房價與城市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係，在一二三四線城市間逐次遞減。本報告所選擇的指標，包括最新的樣本住宅平均價（2016年10月）、2015年人均GDP/最新樣本住宅均價。
深圳、上海、北京的絕對房價和以人均GDP/最新房價衡量的購房壓力均位列前三，高房價一方面因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另一方也與資源集聚下人才湧入有關。廈門絕對房價與相對房價均排名第4，與其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符。杭州、南京、廣州絕對房價排名第5至第7，均在19000-20000元/平方米，與廈門房價差距較大。
綜上，除北上廣深四個現有一線城市外，從趨勢外推預測的2020年GDP規模來看，重慶、蘇州、天津、武漢、杭州、成都、南京、青島8個城市經濟體量較大；從人口指標看，重慶、廣州、武漢、鄭州、長沙、成都、杭州、廈門人口淨流入率較高；從所申請的專利看，蘇州、杭州、成都、寧波、重慶、天津、南京、無錫8個城市創新能力較強；從房地產價格看，廈門、杭州、南京、蘇州、福州、東莞、天津、寧波8個城市較高。
節點城市
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
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了重要節點城市。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將為重要節點城市帶來發展機遇。
長江經濟帶重要中心城市
2016年9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對外發布，覆蓋了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雲南、貴州等11省市。長江經濟帶按照城市層級，擁有1個一級中心城市和11個二級中心城市。
重要高鐵節點城市
高鐵線路與站點的普及，增強了相關城市的交通通達程度和輻射效應，加快重要節點城市的發展步伐。2016年7月，國家發改委印發《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明確了構築「八縱八橫」高速鐵路主通道。從所公布的「八縱八橫」各線路主要途經城市看，北京、上海除西藏外可以通達其它所有省市，而合肥、西安、鄭州、重慶、長沙、杭州、福州、深圳、南昌等城市的樞紐地位獲得提升。
綜合考核各項量化指標與節點城市，認為具備成為一線城市基礎的城市有天津、杭州、成都和武漢，而有望成為準一線城市的包括南京、重慶、西安、蘇州、合肥。
參考經濟特區的經驗，給予相關城市政策支持，未必都會成為一線城市，但權利的下放至少會為相關城市帶來發展新機遇。1980年至今，共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和喀什6個經濟特區，從發展水平看，深圳市明顯領先於其它地區。同樣地，給予相關城市更高經濟管理權限，未必所有城市都能達到北上廣深的發展水平，但至少會因人才、資源等集聚，對城市的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