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武漢封城，九州閉戶。14億人基本停止流動，千萬人口的城市急封，史無前例。又恰逢移動互聯時代，宅家的人們對信息極度渴求又極易獲取，感動、失落、焦慮、憤怒與期盼交織且膠著。當此之際，輿情的潮湧潮落、曲折迴環，耐人尋味。從疫情報導的窗口，張望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努力中，在14億人與磅礴而出的社交媒體相伴而行的抗疫進程中，專業媒體究竟又有怎樣的表現。
時隔17年，非典、新冠兩次疫情報導，透出哪些變化
2003年，時任北京市宣傳部長蔡赴朝總結非典時期的新聞宣傳規律：「如何在信息高度透明的情況下，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是新聞宣傳所面臨的一個嶄新課題……各新聞單位注重研究新聞規律，堅持用事實說話，及時將真實情況告訴群眾，增強透明度，引導群眾自己去分析、去判斷。」這段話兩處提及「透明」，一是這個時代信息的「透明」，一是新聞要主動「透明」，深刻反映出疫情發生在資訊時代的輿論環境以及順時應勢的媒體擔當。
17年後，新冠疫情再次肆虐，從兩次疫情的焦點事件的異同，我們能夠觀察到什麼？對比兩次疫情期間的媒體表現，能看出哪些不同呢？
1.網民信息獲取速度更快，渠道更加複雜多元
2003年，中國處於2G時代，網速僅為150Kbps，根據CNNIC（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3年7月）》，至2003年7月，我國上網用戶主要依託計算機上網，總數為6800萬，使用其他設備（移動終端、信息家電）上網的用戶僅為180萬；最常使用的網絡服務為電子郵箱和搜尋引擎；55.6%接受調查的用戶獲得有關「非典」信息的來源是國內中文網站，電視次之，佔27.%。有學者認為，在非典發生後，由於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相對遲緩，人際傳播以口耳相授、電話通訊、網絡傳播和手機簡訊息等形式的表現活躍（蔡銘澤，2003）。黃旦等（2003）在研究非典報導時也認為：「全世界在觀看的，主要由大眾傳媒所引領的世界。可由於大眾傳媒的數量以及傳播技術發展帶來信息流通渠道的多元，任何一個大眾傳媒都不可能一手遮天。」
嗣後，傳播技術不斷迭代，根據CNNIC《第44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至2019年6月，我國手機即時通訊用戶規模達8.21億，手機網絡新聞用戶達6.60億，佔手機網民的78%，移動端、社交媒體成為主要信息獲取渠道。
2.主流媒體持續跟進，新媒體報導及時全面
在2003年，「1月下旬，廣東省衛生廳為此做出了疫情通報，可廣東和全國媒介基本是沉默無語。直至流言飛布，人心波動，搶購潮湧起，廣東媒體才於2月11日正式介入並展開大面積報導，但這也僅僅限於廣東」（黃旦等，2003）。根據人民日報網絡中心發表的《爭做抗「非典」報導的網絡「排頭兵」——人民網：抗擊「非典」報導再顯影響力》，「今年（2003年）4月初，人民網針對『非典』疫情已在全國一些地方出現的情況，果斷推出了專題《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主要介紹全國各地防治『非典』的做法、百姓預防『非典』的知識」（董盟君，2003）。可見，當時主流新媒體的代表人民網，4月初方逐步跟進非典報導。
兩次疫情的發生時間都在12月份。新冠疫情發生後，1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習近平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第6版要聞版也發布相關報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確認存在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我們該怎麼預防》，前者引用了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的話：「這次花了2周就定位了新型冠狀病毒，再加上我們有很好的監控和隔離的制度，我不相信它會像17年前非典造成的社會影響以及經濟的損害。」
相比紙質版，新媒體渠道的相關報導啟動更早。目前追蹤到的第一篇與疫情相關的《人民日報》微信推送發布於2019年12月31日下午14:20《武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引用了武漢市衛健委網站通報疫情的說法。此後十餘天，《人民日報》新媒體連續跟蹤轉發武漢當地媒體的信息，如《剛剛，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休市整治》、《最新通報！武漢發現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武漢確診41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死亡1例》等。報導中引用武漢市衛健委官網通報：「自2020年1月3日以來未發現新發病例。目前，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但是1月11日-19日，隨武漢當地媒體的沉默，《人民日報》微信也無相關報導，而1月20日早上9:59，《人民日報》微信發布《武漢兩天新增136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北京、廣東出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同日又發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有哪些症狀？你想知道的全在這裡！》等多篇相關推送。當晚19:24，再發布快訊《習近平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1月21日上午8:04，推送了《鍾南山：新型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不會重複SARS疫情》。
綜上可見，本次疫情從一開始，就引起《人民日報》等主流專業媒體的重視，較早在新媒體平臺跟進和轉發疫情新聞。而最早發布自採獨家報導的專業媒體則是第一財經，2019年12月31日10:16發布稿件《獨家丨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離，檢測結果將第一時間對外公布》，記者通過電話連線對30日晚間流傳於網絡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紅頭文件進行了證實。
1月20日成為專業媒體報導的轉折點，當天，《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就發布8篇相關推送，通過漫畫、提醒、快訊，對新冠病毒第一時間進行全方位科普。相比2003年的消息遲滯，本次疫情進程中，央媒一開始就是疫情報導的參與者。
3.公眾情緒起伏更大更複雜
研究者認為，在抗擊「非典」過程中，主流媒體不缺席，及時進行信息澄清，才能引導公眾態度從恐慌到理性對待。
在新冠疫情中，公眾情緒構成較為複雜；恐慌、焦慮、憤怒、悲觀與理性、感動、積極應對交織，情緒閾值相較非典時期波動更大。一般來說，公眾情緒變遷往往與焦點事件的變化緊密相關。疫情爆發以來，截至2月中旬，引爆輿論的信息流更新迭代極快：對當地紅會防護物資處置不當的憤懣，疫情急劇擴散的數據恐慌，女性醫護人員被剃光頭的悲情視頻的愛恨交織，「逆行」武漢醫護人員的感動與崇敬……信息流多元爆發，跟帖跟評跟贊轉發極為便捷，宅在家裡又有大把空閒時間刷手機，一日之間接觸到的信息潮湧而來，導致公眾情緒和態度的起伏無定。
但是，萬變中亦有不變。公眾關注的主題亦相對集中：例如，在對「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的個體化敘事中，表達對患者特別是病亡者家庭的同情，對災難中人禍因素的反思，對疫情應對中一些官員不作為的憤怒，對鍾南山、張文宏乃至李文亮醫生的英雄式褒揚……階層訴求、女性視角、貧富差距、言論自由等話題，通過一個個具體敘事、具體報導被展現、被看見。
4.宣傳話語模式從「通告式宣傳」到「教育式宣傳」進程加快
非典肆虐頭兩個月，主流媒體基本噤聲。一開始，「廣東省衛生廳不向外公布疫情，只是向各醫院發出內部通知，稱出現一種新的不知名傳染病，要求隔離病人，醫護人員要做好防護措施」。「在最早發生疫情的河源市，當地報紙1月3日刊登市衛生局聲明：『河源沒有流行病在傳播。類似咳嗽、發燒等症狀是由於天氣相對較冷造成的。』這是媒體有關非典疫情的首次報導」。「2003年1月下旬，中山市一份報紙刊登來自省政府的消息，『這一病毒在廣州出現已一個多月，這類傳染病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治療和控制。群眾沒有必要驚慌』」（孫旭培，2004）。直到4月17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局會議要求「任何人不得瞞報」，傳播環境開始透明。「4月20日以後，政府改變了信息發布制度，並且結合流行病學研究，將各類信息細化處理，各媒體也組織人力深入實際作了大量的採訪調查工作，『通告式宣傳』逐漸讓位於多種形式的『教育式宣傳』」。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報導話語模式從「通告式宣傳」到「教育式宣傳」轉變提前到1月20日，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發表為標誌，越來越多的專業媒體組織記者深入一線，出現了不少獨家報導和出色的新聞故事。
比較兩次疫情的傳播脈絡，可以發現，在面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時，專業媒體報導進步明顯，在時效性、傳播渠道的多元化、一線報導內容的豐富，以及傳媒與政府的協同互動等方面，均有一定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報導，三個階段各有特點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報導，也可分為三個階段：追隨武漢衛健委官方發布的零星報導、武漢封城後蜂擁而起的合唱階段，以及逐步復工後的輿情多元階段。
1.追隨武漢衛健委發布的零星報導階段：2019年12月1日- 2020年1月20日
以「通告式」報導為主，體量小，數量少。在「內緊外松」的應對方式下，大多數報導都只能採取「通告式」報導。比如《最新通報！武漢發現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武漢確診41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死亡1例》等。
2.武漢封城後蜂擁而起的合唱階段：1月21日- 2月13日
1月20日，習近平針對疫情作出重要指示；鍾南山也警示出現「人傳人」。所有媒體跟進報導。特別是1月23日武漢封城後，疫情報導進入高潮。
這一階段足以引領輿情並且與政府決策及防控措施密切互動的報導包括：1月21日，《國家衛健委發布1號公告》，將新型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採取甲類防控措施；1月23日，《緊急通知！全國暫停進入武漢道路水路客運發班》、《最長潛伏期約14天！國家衛健委發布新版新型肺炎防控方案》；1月24日，《緊急擴散！急尋23日G1278次2號車廂乘客》；1月25日，《雷神山！武漢將建第二個「小湯山」醫院》；1月30日，《一問三不知！湖北黃岡衛健委主任被免職》等。
這一階段，黨媒與市場化媒體互動頻繁。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開設的RUC新聞坊微信公眾號發布的《2286篇肺炎報導觀察：誰在新聞裡發聲》稱，「以財新、界面為代表的一批市場化媒體，將一線記者觀察、多方調查採訪相結合，對疫情有著更為多元的視角，在這次事件中表現突出」。「相比於黨媒，市場化媒體和自媒體因其更親民的定位和相對自由的操作空間，更注重對官方以外信源的挖掘和使用」，「引導著公眾從客觀、理性、多元的角度關注疫情，進而用媒體的力量推動著官方對疫情狀況通報的逐步透明化」。
率先實行「付費牆」制度的財新，開通疫情報導限時免費閱讀，其安卓版本App 1月份下載499775次，2月1日-14日下載量742066次。其中出現兩個下載峰值：1月24日即武漢封城次日，單日下載量達96898次，2月6號即第一個隔離周期結束，單日下載量288068次，接近財新APP 2019年12月下載的總量（292079次）。這組數據真切地反映了讀者對財新報導的歡迎和肯定。
「李文亮醫生去世」事件，自媒體圈群、市場化媒體、黨媒與政府決策的互動更為典型。最早關注李文亮醫生命運的，是2月4日財新報導《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確診，曾被警方訓誡》；2月6日夜至2月7日凌晨，李文亮醫生去世消息一波三折，引起自媒體輿論震蕩；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於2月7日連續推出《送別李文亮醫生》、《武漢市政府向李文亮醫生致敬》、《國家監委決定派調查組赴武漢就涉及李文亮醫生有關問題作全面調查》、《國家衛健委向李文亮醫生表示深切哀悼》、《人民銳評｜全面調查李文亮事件，讓正義抵達人心》等；央視也推出《央視熱評：戰勝疫情魔鬼，告慰李文亮醫生》；《新民晚報》則以《送別李文亮醫生》為頭版主題，並附短評《讓公開透明的陽光刺破病毒霧瘴》。
從自媒體的自發悼念，到主流媒體的集中緬懷與國家監察委員會決定派出調查組赴湖北省武漢市就群眾反映的涉及李文亮醫生的有關問題作全面調查，這個環環相扣、良性互動的脈絡，可見信息傳播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之一斑。
在這一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黨媒不僅組織報導，還直接參與救援行動，成為抗疫當中國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多次發布「緊急擴散」類文章，尋找與確診患者同乘人員；更於2月5日發布《請擴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求助通道開啟》，集中收集未被收治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信息，並反饋給相關部門，成為實現「應收盡收」政府承諾的重要助力之一。媒體直接對接救助資源，介入肺炎患者救治通道，這在以往非常罕見。
有學者曾提出，傳媒公共性實踐的邏輯是與其他社會治理主體一起，應對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以公共利益、自主開放、平等公正為原則服務於國家治理（李良榮，張華，2014）。本次抗疫中，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媒、以新浪微博超話為代表的網媒，作為參與者而非旁觀者，直接參與病患救助體系，值得重視。在「應收盡收」的實踐中，媒體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地方政府信息搜集方面的力有不逮。有報導透露，政治局委員孫春蘭挨個批示網絡反映的「應收盡收」問題，說明這一行動讓決策層實時了解疫情的嚴重性，黨心和民心在媒體救助平臺同頻共振，有獲救治者甚至表示，「明年一定要訂《人民日報》」。
同時，疫情綜合性治理能力的提高，如醫療資源的保障、物資調度水平的提升、社區協調能力的改進，也離不開媒體的溝通，數方合力，拾遺補缺。一個典型的案例體現在報導《環球時報記者在武漢拍下的這一幕，讓中央赴湖北指導組震怒！》——該報赴武漢特派記者跟隨武漢某街道社區工作人員轉運轄區內重症病人前往定點收治醫院過程中，發現並報導了執行層面的「工作滯後、銜接無序、組織混亂」，中央指導組因此問責約談武漢市副市長等3人，並要求向所涉病患逐一道歉。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家黨媒，紙媒與新媒體呈現了有區分度的話語形態，新媒體更貼近民眾表達方式，適度紓解了民眾的負面情緒。比如，《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批判形式主義，引導救助資源的均衡分配，直接向公共治理提出建議和意見。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不少央媒和地方黨媒，還推出了疫情地圖等多種針對疫情防控的實用程序，得到網友們的好評。
3.逐步復工後的輿情多元階段：2020年2月13日之後
2月13日，媒體報導了《湖北最新：新增14840例，含臨床診斷病例13332例》、《應勇任湖北省委書記》，以此為標誌，輿情和疫情報導轉入新一階段。
自疫情發生以後，「何時復工」成為所有人關心的話題。一開始，國務院決定延長春節假期至2月2日，部分地區如上海要求2月10日前不得復工。在《疫情輿論-雷火明書》2月17日的報告中，政府政策關鍵詞的雲圖中「企業復工」是僅次於疫情的熱搜關注詞。
這一階段，相關輿情走向比較多元，一些地方對疫情走向判斷過於樂觀：江西某地自媒體視頻呈現出某些集市人流甚至比沒有疫情時更擁擠；很多群眾不戴口罩，「裸奔」買賣；有的省份從一級防控響應驟降至三級；蘭州還出現過報導某新區領導不戴口罩面對面吃牛肉麵的場景，希望形成榜樣效應……而央媒和多地黨媒發表評論和報導及時提醒，謹防疫情「倒春寒」，「防火防盜防同事」（張文宏語）。
習近平曾說：「事實證明，寫出好的新聞作品與深入實際佔有事實的關係，就好比鳥的翅膀與空氣的關係那麼重要。鳥的翅膀，無論多麼完善，如果不依靠空氣的支持，就飛不上天去。事實就是記者的空氣，不深入實際、佔有事實，記者就永遠不能騰飛。」
反思此次疫情中新聞媒體的表現，我們知道，只有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讓媒體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才能減輕甚至杜絕公共衛生危機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