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在教學中重視發揮學生積極性,善於根據學生的興趣來組織教學

胡瑗在教學中重視發揮學生積極性，善於根據學生的興趣來組織教學。

陳澧在《東塾讀書記》中說：胡瑗「在太學，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群居講習……《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 激勵教學胡瑗對學生的學習甚為關心，常常用激發鼓勵的方法，促使學生立定志向，努力思考，深入鑽研，而不是一味泥古、抱殘守缺。如講授《論語》時，胡瑗就首先告誡學生說：「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

《子張》篇有「子貢言夫子不可及」一語，胡瑗講到這裡，沒有簡單的解釋，而是加進了自己的觀點，說：「子貢之言甚而言也，孔子固學於人而後為孔子。」強調說明聖人也是後天學成，沒有不可學及的道理，以此鼓勵學生立志成才，學為聖人。在實踐中胡瑗還時常在學生中間「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以勸其志」。例如他曾擢程頤以學職。這些做法，極大地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講授教學。

胡瑗在給學生講授教材時很有特點，他循循善誘，真誠懇切，抓住重點，深入淺出，引古證今，以理服人，深受弟子們的歡迎。「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講《易》「每引當世之事明之」。「或就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此外，他還採用直觀教學法，以增強學生對講授內容的領會和把握。例如他曾把「三禮」中所載的禮儀，器物繪製成圖懸掛在講堂之上，使「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 胡瑗在他的教育活動中，注意到娛樂、體育、旅行等能給學生身心方面帶來的積極作用。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遊息焉。」學生平時在宿舍中也允許歌唱娛樂。

看來胡瑗對於學校紀律和學生正當的娛樂活動之間的關係處理得比較圓滿，和以後理學先生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做法是大異其趣的。遊學考察是古人將書本知識和社會實際相結合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它對於學生的精神陶養、體格鍛鍊等都有著相當大的益處。胡瑗嘗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吝卑陋。必遊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於學者矣。」

這話看似對於自然的一般興致和愛好，實則是那個時代活潑潑的精神在胡瑗教育思想中的反映。胡瑗一生著述甚豐。所以，全面、準確地評價胡瑗的教育思想極為困難。就如今可考的材料看，胡瑗的教育思想是和那個小有變革的時代緊相呼應的。隋唐盛行科舉制度以後，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就可以做官，因此造成了「科舉日益重，學校日益輕」的局面，學校變成了科舉考試的預備場所，甚或國家不重學政只重科舉，士人不問「實學」專事詩賦、帖括。宋初沿襲唐制，更加強化了科舉，當時雖然設立了國子監，並不認真進行教學活動。「每逢解試期，國子監召集四方學子前來應試，優者選送。

有教育之名而無教育之實。」因此，學校與科舉之間的矛盾成為時人關注、教育改革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如前所述，範仲淹、李覯當時也很關心這個問題，慶曆四年範仲淹曾領導了一場改革科舉、興辦學校的運動。胡瑗是這次改革的追隨者和急先鋒。他一生不參加科舉考試。冼冼弟子多為功卿名流，以他的實踐向社會昭示了學校教育的功效。

胡瑗在教學中重視發揮學生積極性，善於根據學生的興趣來組織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