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江，哈佛大學生物系博士畢業生，1988年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南田坪鄉停鍾村的一戶農民家中，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哈佛畢業後將赴麻省理工攻讀博士後學位
千龍-法晚聯合報導（記者 丁雪 實習記者明廷寶）從湖南寧鄉縣的一個山村到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中間不止隔了一個太平洋。
在這個培育出了8位美國總統、上百位諾貝爾獎的世界最高學府，穿著紅色學士服、黑眼睛黃皮膚的生物系博士何江在擲地有聲的和大家分享他對「科技知識分布不均衡」的看法，臺下響起一片掌聲。
這是哈佛365次畢業典禮中「第一次」由一位來自中國的學子代表優秀畢業生進行演講，他的英語水平得到了眾多媒體高度認可。何江的故事聽起來像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夢」實現路徑，儘管在幾年前，他還在「寒門再難出貴子」的論調中掙扎。對於未來，何江對《法制晚報》(微信ID：fzwb_52165216)記者說，自己將用4年時間在麻省理工讀博士後。如果自己到時候科研到一定水平，會考慮回國。
關於演講 史匹柏對我說「恭喜」
《法制晚報》：作為第一位站上哈佛大學畢業演講舞臺的華人，那一刻是什麼心情？
何江：之前很多人和我說起這個場合的重要性，害怕我會出錯。因為當天還有彩排，所以演講前一晚只睡了4個多小時，早上5點多就起了。其實上臺前也特別緊張，也擔心會忘詞。上臺後反倒沒什麼感覺，也沒想過什麼「第一人」的頭銜，開場兩句陳述後，看到臺下有人在笑、有人點頭就覺得沒事了。準備了這麼久，還好沒出錯。前一晚媽媽還給我打電話，鼓勵我，讓我放鬆，不要緊張。其實家人比我還緊張。
《法制晚報》：和導演史蒂芬·史匹柏同臺演講是什麼體驗？你們臺下有交流嗎？
何江：跟他只有很短的幾句交流。我們雖然是一同走過來，但是他被一群人圍著，教授和各種工作人員，因為他是榮譽學位的獲得者。我講完下來之後，史匹柏握了我的手，他說，「congratulation to you 。」
準備了三個月有專門培訓
《法制晚報》：你是怎麼最終站上這個演講舞臺的？
何江：這次申請畢業典禮演講，歷經3輪選拔才正式入選。第一輪申請的時候，首先要提交相關科研成果和演講稿件。我到哈佛後，很快進入科大師姐、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天才獎」得主莊小威教授的實驗室，從事高分辨顯微鏡研究流感如何侵入人體等工作，並做出一些成績。
進入到二輪評選後，這時候的研究生競爭者只剩下10人左右，當時有10位不同專業的教授坐在下面聽我演講，他們進行討論。這個通過後，我進入了第三輪評選，並成為最後4名研究生競選者中的勝出者。
《法制晚報》：這次演講是哈佛大學365次畢業典禮中第一次由來自中國的學生代表優秀畢業生演講。你覺得華人學生站上演講舞臺，為什麼等了這麼久？自己脫穎而出最終站在演講舞臺上的原因是什麼？
何江：說實話，我都不清楚為什麼當選了。讀博期間，我從事超高分辨顯微成像研究流感入侵人體過程及大腦神經元細微結構，作為第一作者和共同作者，發表了9篇論文。哈佛學業出色的人太多了，最後脫穎而出，可能與演講內容的新穎度有關，選擇科技題材的演講人相對較少。哈佛往屆畢業生代表大多是文科學生，我提出了一個不同的理科生視角，我覺得這可能是打動評委的關鍵原因。3月份入選後，學校專門組織培訓，在情緒調動、肢體語言以及與聽眾互動方面對我進行指導。演講過程準備了3個月。
《法制晚報》：怎麼確定「改變這種科技知識分布不均」這個演講主題的？
何江：選擇科技知識分布不均衡也是因為和同學聊天時的玩笑話，我們當時開玩笑想搞科研究竟是為了什麼，怎麼讓更多的人受惠。我從這些日常的生活細節中得到靈感，就想講一下科技知識怎麼給大家帶來好處。
哈佛是一個培養帶頭人的地方。畢業典禮其實更多是讓學生思考畢業之後使命在哪的一種儀式性的存在，也會思考哈佛這些年的教育對我們產生了什麼影響，這是一種社會責任感。
我講科技知識不均衡，肯定是我基於理科生的一些思考。去講這麼宏大一個話題，不可能空洞地談，必須有一些自己的切身經歷在裡面，我自己身上的經歷是這樣，還有很多農村生活回憶帶給我的思考。
關於背景 為練英語與外國學生「生聊」
《法制晚報》：你覺得農村背景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何江：階層這個說法我能理解。因為從農村出來，你可用的資源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然後靠自己的努力要多很多，但是我不認為這能完全限制一個人。
一個人通過努力，找到自己的潛力和興趣點，當你真正清楚自己以後能幹什麼，很多事便會變得信心滿滿或者說有備而來。抓住機會認清自己，下一步就會順利很多。
《法制晚報》(微信ID：fzwb_52165216)：從你在哈佛上學的經驗來看，感受到的東西方的教育有什麼差別？
何江：東西方差別在課堂上比較容易體現。中國的課堂，老師更多的是一個權威的存在，學生在下面被動聽的比較多。美國這邊就是鼓勵大家參與非常多，鼓勵你去嘗試，老師也不批評一些幼稚想法。這種差別其實從一開始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法制晚報》：有不自信的時候嗎？覺得人生到現階段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和瓶頸是什麼？
何江：當然有。從不自信到自信，28歲之前其實也經歷了很多歷練。從鄉下到縣城讀高中，蹩腳的「農村英語」曾經讓我不自信，我就買英文版小說硬啃；到了哈佛，校園滿是「牛人」，整個頭一年都不自信，但第二年，我就報名當本科生輔導員，最後一年，搬入本科生宿舍，與一群本科生同吃同住。
這期間，我做過許多被稱作「破冰」的嘗試。比如，一桌西方學生正吃飯熱聊，英語還不那麼「順溜兒」我也坐過去加入談話。受挫是經常的，但硬著頭皮不斷嘗試，漸漸的，結交了不少朋友，英文也越來越好。
著名經濟史學家建議其出書
《法制晚報》：你在演講中提到科技知識分布不均，其實這背後也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你怎麼看待當代農村中的教育資源分配現狀，有想到什麼解決的辦法嗎？
何江：其實所謂資源分布不均衡在很多領域都有，就像教育，也是一個存在問題的行業。這個不是一批人能解決的問題，它是整個社會需要解決的問題。單從一個理工科研究人員的角度來說，如果想把這些知識信息傳播出去，其實可以用科技手段做很多，類似網上教育。哈佛現在就做了很多類似的嘗試。
合起來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舉個例子，就比如我們這些做科研的人，要讓更多人了解我們在做些什麼，現在國內已經有很多平臺在做，以後這樣的機會會越來越多，能讓更多人了解。
《法制晚報》：世界著名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建議你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一本書，他有提道，「從中國農村的變化來反映中國近30年的發展變化，你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你對他說的怎麼看？
何江：他的意思是我的經歷走過了很多不同的階層，有農村的、城鎮的、城市的，再到國際的，濃縮了中國發展的腳步。
關於未來 「研究到一定水準 優先選擇回國」
《法制晚報》：畢業之後有什麼打算？
何江：在麻省理工攻讀博士後，將學習四年。相比哈佛，我在麻省理工的工作已經更加偏向實際應用了。比如用組織工程的方法體外培養肝臟，然後用它模擬疾病，做一些癌症的早期檢測。我希望能做一些轉化，所以研究方向上越來越轉到一些比較實用的科學上面，然後希望能更多的造福人類。
《法制晚報》(微信ID：fzwb_52165216)：有想過學成歸來怎麼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去改變家鄉嗎？
何江：其實從2008年開始，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回國，但是這種回去很多時候還得看你的研究水平，如果你研究不順利的話，你可能還回不去。如果到時候我的生物研究到了一定水平，然後國內還有合適機會，肯定會考慮回國。
文/麗案調查工作室記者丁雪 實習記者明廷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