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時，世界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世界範圍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進一步凸顯。中國共產黨自十八大以來，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伴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提高，中國日益走近國際舞臺中央，不斷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者也更加自信，逐漸跳出以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強權政治等為基礎的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窠臼，提出有別於西方的創新理論，一系列體現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觀點正孕育形成，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建設初見成效。
歷史機遇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學者就意識到，構建和發展中國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十分重要，並開始在這方面進行努力。但當時的理論構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約，學科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知識積累不足，中國自身對外交往的經驗也不充分。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經過長期積累和歷史演變，已經在學科內佔據主導地位。這使得許多中國學者特別是中青年學者將興趣主要放在學習和研究西方理論上，而對構建中國自己的理論動力不足。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逐漸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身份、角色、地位發生變化，需要從大國視野出發進行頂層設計、利益界定、戰略規劃，並在學術上形成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者據此提出構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時代課題。
為了構建起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者開始對西方理論進行反思。冷戰後發展起來的一些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如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仍然以西方文明為中心來研究國際問題，依據西方經驗衡量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和國際化進程。一些西方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力量視而不見，仍然抱著你輸我贏的霸權思維模式，在理論上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設置障礙。中國學者逐漸認識到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和發展目標存在較大反差，開始審視西方理論的學術基礎和實踐效果，質疑其科學性和適用範圍。這樣的質疑和反思促使中國學者總結中國經驗、探索中國理論，促成了學科新成果的取得。
如今，中國國際關係學派的構建迎來了重要的歷史機遇期。一是經過一定時期的積累，中國學者已經有了一定的知識儲備，並且能夠認識到西方理論的不足，從而有針對性地構建中國理論，確保中國學派的創新性。二是新時期中國外交不斷開創新局面，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逐漸形成了新型國際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正確義利觀及國家總體安全觀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創造性地展開了「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外交實踐，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提供了新鮮中國經驗。三是中國學者構建中國學派的學術自信不斷增強。學者們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借鑑智慧，順應國際社會對新國際關係理論的期待，立足中國外交實踐，力圖用中國理論、中國話語來研究闡釋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推動國際關係理論創新突破，逐漸開創研究新局面。
學術貢獻
近年來，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形成了一批厚重的理論成果，對中國外交實踐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中國學者通過對一系列理念、方針的闡釋，從學理層面對新型大國關係和新型國際關係進行探討，在事關人類共同命運的重要問題上得出與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既有中國特色又有時代意義，展現出中國學派的學術價值，更為國際關係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提出國家關係理論新框架。當前，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更為頻繁，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不斷加深，世界也期待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有更大作為。而一些西方學者仍然以結盟對抗和幹涉思維思考國際關係，認為大國之間存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它們以實力為基礎並以利益為目標進行競爭，這種觀念妨礙新型大國關係和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對此，中國學者指出，中國不會像西方那樣將各國視作截然對立的矛盾體，以消滅對方為目標，而是認為彼此可以相互依賴、共存共生。中國主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係，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文明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這一主張順應國際社會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要進步的迫切願望，為破解當下安全與發展難題、推動國際關係健康發展提供了正確思路，也成為構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石。
提供國際治理體系變革的中國方案。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突出，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傳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仍然要讓世界對西方主導的國際關係現狀無條件接受，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及建構主義這三大主流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都對國際體系存在的問題避而不談，對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不出有效解決方案。中國學派在經驗事實和理論層面對國際關係現狀進行了反思，特別是主張消除西方一元價值觀、二元對立思維對國際關係實踐的負面影響。中國提出改革現行國際治理體系，主張各方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新發展觀。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全面深入參與全球治理進程，推動各國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立足中國外交實踐，中國學者總結國家的發展觀、安全觀、文明觀、治理觀，為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理論支撐，為增強我國議程設置權、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貢獻智慧。
提出中國風格的外交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形成發展與中國外交實踐的深入廣泛開展是分不開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世界大勢，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新理念新舉措新戰略，指導中國外交呈現鮮明中國風格、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中國學派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傳承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主張和戰略思想，依據中國理論視角，對新時代中國外交實踐作出理論總結。中國學派闡明中國外交所遵循的思維邏輯，明確中國對現行國際體系積極參與、貢獻和改革的良好願望，把握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闡明中國在處理大國關係時遵循的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原則，系統解釋各領域各方向對外政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不僅有助於消除西方對中國的誤解和疑慮、促進中國外交戰略的順利實施，也將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作出新貢獻。
發展方向
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建設取得顯著成果，但在系統性和完整性方面還存在一定欠缺。今後，中國學派還需在以下幾方面作出努力。
提升理論品質。應致力於形成兼具科學性與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中國學派總結了中國對外交往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並針對國際體系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方案。今後需要將這些相互關聯但又彼此不同的議題整合起來，在相關領域實現核心概念共享與核心問題共通，從而將中國學者的理論創新融合起來，形成系統解讀國際關係的中國理論體系。同時，還需要理順這些議題的內在邏輯關係，特別是解決彼此在本體論立場、認識論基礎和方法論原則上的一致性問題，提高中國學派的理論邏輯自洽性。此外，還需要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挖掘更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並賦予其現代內涵，突破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國際關係在時空與文化上的界限，形成既能科學解釋國際關係現實又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
紮根外交實踐。理論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現實解釋力。中國外交是中國學派賴以生存的土壤，因此中國學派需要進一步加強與中國外交的關聯性，與外交實踐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國家的外交需求推動外交理論創新，而外交理論成果又為國家制定外交政策、拓展外交空間提供支持。實際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與中國學派的內在聯繫越發緊密。「一帶一路」倡議超越西方國際體系的局限，將中國學派對優化國際治理體系的構思具體化；建設新型大國關係打破國際關係中大國爭霸邏輯，印證了中國學派提出的大國之間協調相互關係、維持互動過程的主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則直接為中國學派提供了新的核心概念。在今後的研究中，中國外交與中國學派之間的良性互動需要進一步加強。
推動交流合作。要努力提升中國學派的國際影響力。建設中國學派，不僅要明確中西方理論的差異，更要理解這種差異形成的社會歷史過程，增進彼此理解，促進中西方理論的交流融合，並在此過程中增強中國學派在全球學術共同體中的影響力，從而引領全球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中國學者不僅要學會在中西方理論島之間穿行，更要搭建起中西方理論溝通的橋梁，促進中西方理論的交流與合作。
（作者為福建師範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8年02月26日 16 版）
(責編：馮人綦、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