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決策的結果是給出一個暫時的結論，而決策的效果是群體及其追隨者長期行為的後果。因此，群體決策需要特別強調決策的過程。
文 / 劉洪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
兩個人一起去吃飯，一個是富人，一個是窮人，實行AA制。他們會點什麼樣的菜，是貴些的還是便宜些的呢？
這是一個群體決策的例子。對於一件需要決策的事項，如果參與決策的人有高度同質性，那麼群體決策就相當於個人決策。但現實中，群體決策的挑戰就在於參與決策的個體常常是異質的，因此決策過程中會產生群體動力學問題——參與者之間存在的相互影響作用關係，決定了決策的過程與結果，這也是群體決策的本質。
在窮人和富人共同點菜的這個決策活動中，情景不同，兩個人之間相互的動力學過程也就不同。先考慮兩種情景下的決策。
第一種情景：兩人並不了解對方的財富狀況，都認為對方與自己是同階層的。富人可能會主張點自己喜歡的、比較貴的菜，而窮人的心情就比較複雜了。他至少有兩種可能的選擇：第一，贊同富人的觀點，點貴一些的、也許自己並不喜歡的菜；第二，點便宜些的菜，並聲稱自己喜歡這些菜。如果窮人選擇第一種方案，兩人會取得一致的決策；選擇第二種則會有分歧。
因此，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群體取得一致決策的背後，每個人的出發點可能是迥異的；而如果群體不能取得一致決策，也未必是表面上個人所言的原因，也許還有背後深意。
第二種情景：如果兩人了解對方的經濟狀況，決策過程則又不同。窮人在點菜時，可能會主張選擇價錢在承受能力範圍的。富人的心情可能會複雜一些，他的意見更多取決於自己的心理狀態——有同理心時，會顧及朋友的臉面而表示順從；如果有報復心，就會故意為難對方；如果以自我為中心，就會我行我素。
因此，在信息對稱的情況下，群體決策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群體成員的心理狀態、利益權衡、價值判斷和信念追求。
如果三人或更多的人一起去吃飯，點菜時情況又如何呢？這就要考慮，目的是僅僅為了吃飽，還是一種交際？每個人在群體中的影響力如何？這個群體的文化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情況則更為複雜。
在群體決策過程中，參與決策成員之間的利益關係、權力關係、影響地位、群體文化等因素都會影響最終決策。
對參與決策的所有人來說，目標是清晰的還是模糊的？是單一的還是多重的？是集體的還是少數人的？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是決定群體生死存亡的還是錦上添花的？是緊急的還是可有可無的？方案是單一的還是多重的？是內部提出的還是外部建議的？是上級提出的還是下級建議的？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答案，目標和方案也會不同，有時甚至會相互對立。在方案的選擇上，有三個重要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視：方案的合理性、選擇的群體動力學機制、決策的倫理道德性。
判斷方案合理性的影響因素
價值觀 體現為許多反映個人偏好的相對判斷。比如，企業在決定產品設計的時候，是優先考慮企業的社會職責還是利潤率，從而決定產品設計的理念是「內部成本外部化」，還是「外部成本內部化」。
哲學觀 持有「外生」觀點的決策者很少考慮決策結果反過來給自己帶來的後果，就會一意孤行；而持有「內生」觀點的決策者常常思考「決策後的決策」。
決策者的知識範圍 根據不同的知識，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對於企業多元化發展，市場風險防範理論以為這是「東方不亮西方亮」，有助於分散單一產品的市場風險，而資源能力理論則認為這會加劇企業能力的短板制約作用，導致企業漸進失敗。
決策者掌握的信息量 掌握全局信息的人，決策時會考慮更多的因素。比如一個部門評優，上級部門的領導會從部門績效、激勵員工、利益平衡等角度考慮，將獲獎員工看做一個角色；而該部門經理則會側重從個人崗位工作完成情況來考慮，將員工看做崗位職責的承擔者。
決策者使用的理論框架、方法工具 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之間，管理者決策時看重對數據資料進行嚴謹的分析；2000年以後，新興商業模式大行其道，管理者開始偏重決策的結果是否具有更多的商業回報；金融危機帶來全球經濟變革後，管理者們更多地從全球挑戰、商業倫理的視角來看待決策問題。
外部環境 對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社會狀況（簡稱PEST）及其變化趨勢，人們各有領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在群體決策中所持的觀點也就不同。
群體動力學機制
決策群體的人員構成及相互關係，往往決定著決策的結論與過程。比如，對於容易產生「羊群效應」的群體，領頭羊的意見會成為主導意見；對於容易產生「馬太效應「的群體，最先提出的意見和少數權威者的意見常常被強化。
此外，群體成員之間的利益關係，以及是屬於單一對策關係還是重複對策關係，都會影響他們的意見。比如，處於有利地位的決策者很少顧及地位低下者的感受，反過來，地位低下者考慮到自己以後要經常求助於前者，會違心地迎合前者的意見。
決策時間的緊迫程度也會迫使群體採用不同的決策程序。面臨重大而緊迫的決策，集權式決策可能更合適；反之則可以通過多次溝通、不斷反饋的民主式決策。
參與決策者的知識背景、不同特點人員的構成等，也會影響決策的效率和結果。
道德倫理問題
決策的結果不僅影響參與者，也會波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因此任何決策都存在道德倫理問題—利益向哪些人傾斜？如何維護弱者的利益？
因此，在進行方案評價時，採用什麼樣的指標體系、不同指標的權重如何設置、指標評估的測度標準制定、損益綜合評判的計算辦法等，都體現著決策者主張的意圖。客觀決策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決策都是相對價值分析與判斷的結果。
決策的結果是給出一個暫時的結論，而決策的效果是群體及其追隨者長期行為的後果，結果為效果服務。換言之，決策的結果未必會成為現實，也未必是決策者的真實意圖，而可能是一種政治技巧或策略，是驅動群體行為的動因。至於決策的結果能否成為現實，還取決於參與決策的人採取何種行為或措施，但決策的結果會影響與「被決策事情」相關人員的行為。決策過程與決策效果之間的自反饋作用關係，決定了群體決策的「自成功」與「自失敗」特徵。
對於成員異質性較高的群體來說，決策的結果可能不是群體共同的結果，而存在比較極端的分歧：有人希望決策方案能夠實現目標，有人則不希望。如果決策方案對大家有利，群體就會採取所需要的一切行動使方案實現。這時來看，當初的決策就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隱藏的前提是：大家都希望決策的結果能夠實現，並為此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手段和措施。因此，這時的決策其實是自成功的。
決策的自失敗，則是由於決策的結果不是大家所希望實現的，人們就會採取各種各樣的措施來避免。而如果決策的結果對部分人有利而對另外一部分人不利，群體最後行為的結果就具有不確定性。
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實際得到的結果往往與當初決策有所不同，扣除其他因素變化的影響，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從而使得群體決策具有「自成功」與「自失敗」——與其說是群體決策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群體相互對策的結果，也即有所謂的「未來指導現在，現在改變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