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豈之（西北大學名譽校長）
「天人之學」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最高命題。我國古代的科學、文學與史學都離不開天人之學的滋養。西漢時大史學家司馬遷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他看來，只有研究天人之間的關係，才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在西方，卻不是這樣。西方哲學的最高命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古希臘哲學是從探尋自然開始的，前蘇格拉底的希臘哲學家對自然現象及其形成的原因進行研究，一般都留下一篇《論自然》的作品。巴門尼德區分了感覺和理性、存在和非存在、本質和表象、真理和意見，由此，希臘哲學的抽象思辨能力大大提升。這是思維和存在關係問題的起點。從前5世紀開始，在西方出現了對自然哲學家進行批判的智者學派，他們對人類自身的認識能力有所反思，提出了價值和倫理的問題。由此，希臘哲學轉向人的探討階段。蘇格拉底提出了什麼是人生意義的問題，柏拉圖用理念統攝主觀和客觀，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西方文化往認識論和理念論方面發展的方向。亞里斯多德完成了最早的學科分類。18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雖然對星空和道德律表示敬畏，可是他並沒有思考過二者間是否存在中華文化所理解的那種天人關係。西方有識之士關注天（自然）與人相互關係的探討，已經是20世紀中葉以後的事，由於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西方許多著名哲學家才開始注意中國古代天人之學的理論及其實踐意義。
通過「天人之學」與西方文化的比較，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相互比較、相互補充的必要性，這樣才能維護並推進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王志民（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新的世界文化構建過程中，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尋求共識？一個基本原則是要超越自己，超越歷史，尋求共識，實現突破，走向共榮。
第一，世界眼光。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理論，超越偏狹的文化史觀，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而我們從其具有世界視野的論述中，洞悉孔子及其儒學產生的外部因素——四大文明的相互關聯與影響。可見，科學的方法，宏闊的視野，世界的眼光，是文明對話的基礎。而在同時代文明的比較中，也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不同文明之間的歷史面貌及其本質特徵。
第二，「哲學突破」。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實現了「哲學的突破」，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諸子百家思想各有建樹，競相發展，最後實現了整體的哲學突破。二是「突破」在於充分的對話與爭鳴。諸侯各國禮賢下士，競相招攬各家學者，為其提供相互對話和理論爭鳴、交流的便利。三是共識和主流思想是在長期對話、交流、吸收、發展中自然形成的，非人為之操作，實百家爭鳴之必然。這一歷史的經驗，非常值得今日文明對話時代汲取。
第三，共榮共識。即是先追求世界各類文明良性的發展，讓其在新的時代，在各種文明思想的對話交流中，自我變革、提升，各文明之間由相容到相融，共識自然產生，未來世界新文化的主幹與主流自然產生。回顧歷史，此實為人類文化創新發展之經驗，放眼未來，也應為不可不經之途徑。
張國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兩句出自《論語》「子路」篇。我們取其「求同存異」和「存同去異」的意思，來分析企業管理的兩種傳統。
一種傳統是強調「一致」。按照企業決策者的意願必須統一思想，雖也容許同仁和下屬發表見解，但一定要符合決策者的意願，否則會受到打壓或排擠。這種狀態，表面上統一，實際上矛盾並沒有解決，此為「面和心不和」。如果形成「存同去異」的機制與「同而不和」的文化，就會使企業處于越來越多的隱患之中。
另一種傳統是強調「爭鳴」。無論涉及企業目標、發展理念，或是發展方式，企業決策者都鼓勵同仁和下屬各抒己見。經過爭論，終了達成的不是「一致」，而是「合理」的共識。由於不同的見解顧及到了不同方面的問題，總體上減少了企業發展的隱患。企業管理在矛盾中，在各方爭鳴中達成合理、和解、和諧。如果能形成這樣的「求同存異」機制，或者形成「求大同存小異」的機制，就會逐漸鑄就「和而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使企業具有活力而長久不衰。
黃愛平（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中華文化基於「厚德載物」理念而產生的包容精神，不僅體現在中國境內各地區、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吸收，而且還反映在中華傳統文化對外域文明的吸納與融會。產生於明清之際的「西學中源」說，就是中國知識界認同和接受西學，理解和論述中西文化關係的理論依據。清代初年，是「西學中源」說初步定型並得到學人士子認可的階段。天文歷學、數學、地理學、醫學藥學、樂學、農學、機械製造等西方科學技術文化先後傳入中國，進入宮廷，不僅被統治者上層和知識界的有識之士所熱衷和接受，而且還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實際應用。康熙以後，西方的宗教遭到禁止，但在「西學中源」說的餘波影響下，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仍得以延續，有一技之長的傳教士仍然被容許進入宮廷，或主持參與欽天監的天文曆法工作，或承擔地圖繪製、園林建築、機械製造等事務，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為西學傳播掃除障礙、開拓空間的同時，「西學中源」說還刺激了知識界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重視。學人士子紛紛致力於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由天文算學而諸子百家，不僅使一大批珍貴的古代文獻典籍得以重見天日，而且發掘出其中蘊含的學術文化價值，從而為中西文化的進一步比較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借鑑的思想資源。作為時代的產物，「西學中源」說與晚清時期出現的「中體西用」說先後相繼，相輔相成，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包容吸納西方文明的獨特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