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6日電 題：馮其庸口述自傳：為存留一些歷史記憶
中新社記者 應妮
2017年1月17日，紅學家馮其庸的口述訪談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中國記憶項目」上線；5天後，這位93歲的老者駕鶴西去。
在馮其庸生命的最後幾年，因為身體原因，他很少出來參加會議和做講座，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口述自傳上。「老人非常看重口述自傳這件事。」作為全程參與者，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副研究館員宋本蓉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如是說。
馮其庸口述訪談。宋本蓉供圖
在自傳中，馮其庸言及自己人生的三個階段，坦言受過不少磨難。小時經常挨餓，日本侵華成為最深刻的童年記憶，而立之年執教中國人民大學，從此在北京生活，期間經歷各種人生風雨。他說，「1975年，我被借調到文化部，主持《紅樓夢》的校訂工作，我的命運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我的許多著作，都是在1975年之後寫成的。」
誠如此言，主持《紅樓夢》定本的整理出版、玄奘取經之路的考察、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常務工作、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及其「大國學」概念的提出、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的成立等，都是在馮其庸50歲之後取得的成就，可謂厚積薄發。
馮其庸審稿要戴近視眼鏡，手裡再拿一個放大鏡才能看清字，而眼前透過放大鏡僅能看到3個字。宋本蓉供圖
宋本蓉非常驚訝於馮老記憶力之超常。「記得有一段大約3分鐘的講述，我整理成大概500字的文字稿，裡面涉及一個地名、十個人名、五出劇目，我逐個查證花了兩三個小時。我從沒有見過其他人能如此生動、清晰地講述已經過去那麼多年的事情，他真的能把當時的人物、事件、場景細節講述得明白如畫。」
從訪談到最後成書歷時四年，整理文稿的時候，項目組首先刪除馮先生在訪談中提到不要公布的內容，然後加上註解。
「每次審稿意見轉錄後再校稿，再送給馮先生審閱。馮先生戴著近視眼鏡，手裡再拿一個放大鏡才能看清楚文稿上的字，而他眼前透過放大鏡看到的文字只有3個字。」宋本蓉向中新社記者形容老人看文稿的情形。
儘管這樣，經常是馮其庸看完了這部分文稿，而宋本蓉卻還沒有準備好將要送審的文稿，「他看得很快，而且對文字要求很高，一個標點符號都會親自修改」。她透露，每次送去的文稿都用三號字列印，全部審完的文稿最後摞起來將近兩尺高，歷時五個月餘，一共審閱5次完成。「馮先生對我說，『這文稿我比較滿意的！』」
馮其庸在後記中說，「這部口述自傳，主要是敘述了我個人的經歷，沒有涉及學術界、文化界、藝術界的許多朋友，更沒有涉及海外的友人，真正只是敘述我個人幾十年來坎坷的經歷。我所以同意出書，只是為了存留一些歷史的記憶。」
馮其庸為人頗有俠義古風。中華書局編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柴劍虹還記得，學會的學術集刊曾一度欠缺出版經費，他向擔任學會顧問的馮老報告此事，馮老馬上將自己剛得到的數萬元稿費捐給學會，「當時是1999年，數萬元並不是個小數目。」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離職三年後，馮其庸將學校發放的所有津貼悉數還給國學院，為學生設立了獎學金。就連馮其庸與金庸的交往，也是肇始於馮老曾在1950年熱心腸地幫助過金庸的大哥，這段經歷在自傳中亦有提及。
值得慶幸的是，這本《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在老人有生之年已由商務印書館推出，或可聊慰在天之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