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生涯
我今年剛退休。回想30多年的教師生涯，有很多感慨。
我是80年代初登上大學講臺的，專業是中國當代文學。那是一個氣象萬千的年代。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的橋頭堡不在政治學、經濟學、法學，而在文學。歷史轉型大幕拉開之初，一批作家憑著敏銳的感知先行一步，大膽闖入一個又一個政治、歷史禁區，接二連三地用作品提出新的社會問題。這個大背景，給我的當代文學課堂帶來了旋風式的推動力。那時，整個知識界的氛圍是解放思想，推陳出新。誰在課堂敢於質疑教條，引進新說，誰就受學生的歡迎。在這方面，我比那些「文革」前畢業的中年教師，包袱少，闖勁大，容易與時代精神同步。
初上講臺幾乎和朦朧詩的爭議同步。那時，一旦讀到好的詩，不等文壇有評論，我已經拿到課上。比如北島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樹》等。我與學生年齡相差不多，太能產生共鳴。不管理解得深淺，拿來一讀，課堂上便興奮不已。還有小說、戲劇，出來一部轟動的作品，師生都會共同沉浸在閱讀的亢奮之中，課上課下有著共同的話題。即便爭論，也是那麼平等、親切而有興致。學生趙勇，在作業中評論《黑駿馬》，我感覺他有獨到的見解，建議他給報刊投稿，還寫了推薦信。他雖沒用此信，在一家刊物也命中了。從此，他自信發表文章並不神秘，也體會到創見的樂趣。他後來對我說，這次投稿決定了他的一生取向。他現在是北師大教授，在文壇相當活躍。
當時，我工資菲薄，養家餬口所剩無幾，卻是一生中自費買書最多的一段時期。比如新出的《走向未來叢書》、《面向世界叢書》等，新書在圖書館、資料室上架太晚，且未必有。讀這類書，我如饑似渴，不光是為了給教學充電，更是讓精神世界獲得一次洗禮。那確實是一生中教學相長最愉快、最充實的時光。
90年代中期，我有幾年離開了講堂，到90年代末進入了另一所大學教書。就學校本身的層次而言，新的學校地處北京，又是提前錄取，相對來說，生源質量應當更高。但我重返校園以後，卻感到了迷茫。大學應當是追求新知、探索科學的園地，實際上精神性的追求漸行漸遠。實用理性已居於主導地位，價值理性被擠到邊緣。周圍雖不乏堅守80年代精神的同事，但整個社會的風氣變了，校園的風氣也不得不隨波逐流。當權力和金錢成為學生和家長的期望目標時，連人文學科的存在是否必要都成了問題。我所在的中文系，新生較少是第一志願，多是從其他專業調劑而來。如還想重溫80年代的舊夢，面對的是巨大的錯位。在某些學生的眼裡，我甚至像堂·吉訶德一樣可笑。
有一次我將王小波的《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拿到課堂上與學生討論。一個學生說：「我知道王小波這篇文章的意思，他想說人在社會中受到的限制越少越好，那些總想設置別人生活的人應該少一些。其實，不受限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說這些沒有用。最近我讀了戴煌的《九死一生》，戴煌的倒黴是他自己找的，他不說那些話，不提那些意見，也不會有那樣的下場。」這位學生還不滿20歲，戴煌是他的祖輩，王小波是他的父輩。上兩代人給他們留下這樣的人生教訓，真讓我無言以對。我和戴煌先生很熟。50年代，他未滿而立之年，已是新華社駐越南的首席記者，胡志明待他為上賓。回國後組織上又送他學外語，進一步深造。放到今天，要讓多少青年羨慕不已。但他面對初露端倪的腐敗不願意閉上自己的眼睛，直言批評神化與特權，以言獲罪，險些丟了性命。如果僅僅權衡個人得失，的確太吃虧了。但如果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都明哲保身，甘願臣服於神諭與特權，我們與王小波說的大多數的豬又有多少區別？我們今天比四五十年前多了一點表達權，正是一批又一批戴煌式的志士仁人前赴後繼的結果。我不能要求青年學生都像戴煌那樣奮不顧身，但是希望人們對那種人生追求保持必要的敬意並不過分。當學生時就已將混世視為最佳的人生哲學，那我們可能永遠走不出中世紀。我沒有責怪學生的意思，學生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看法，是因為生活中謊言確實能帶來實惠，面具還是安全的必需品。80年代學生嫌老師保守，現在學生嫌老師激進，我必須認真思考自己的定位。
由於文學創作主流的精神日趨矮化，與之對應的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已經沒有能力切入當今的轉型困境，時代精神的凝聚點早已轉移到了別的學科。如何讓自己的講壇保持活力？我思考再三，決定跳出原來熟悉的專業範圍，參考夏中義主編的《大學人文讀本》，立足於公民教育，開設一門名為「大學人文」的選修課。人文雖然也沾了一個文字，內涵卻比文學廣闊太多，幾乎涉及當代生活的一切價值焦點。什麼是大學，什麼是大學精神？個人與國家，公民與政府的關係應當怎樣定位？我們被遮蔽了哪些歷史，我們要重建什麼記憶？我有重點地選擇這些問題與學生切磋。還注意到媒介的變化，我們的視野不能僅僅局限於書本和文字，影像和聲音同樣有鮮活的信息，甚至可以提供更飽滿的思想和情感。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卡瑪的《八九點鐘的太陽》、瓦依達的《卡廷慘案》等影片是我經常選擇放映的片子，成為我和學生討論那些更複雜、更深厚的問題的入口。當學生明白了這門課的真正內涵後，選修的越來越多，讓我著實高興了一番。學生在作業中反饋：「大學人文」這門課，「猶如推開了一扇從未推開過的窗戶，使我呼吸到了一股從未呼吸過的空氣，感觸很多。讓我體會到民主自由才是公民生活安寧和諧的起點。這是一條很長的路，也許要幾代人努力，但如果需要，我願意隨時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奉獻自己的青春。」有同學說：「老師說『要活得明白』，使我們開始審視原來認為天經地義的一些東西。這門課還使我們擺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用更廣闊的視野看待世界、看待其他地區和民族文化。」還有人說：「這門課教會了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輕易否定，不盲目跟從。中國現在的大學教育不能算是精英教育，它的門檻兒在降低，它更需要一種人文的滋養，去抵消功利世俗與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
這門課我一直講到退休，越到後來，選修的學生越少了。現在，就業的壓力越來越大，對於他們，謀生和發展的難題很實，公民社會的理想很虛。就算我努著勁兒把課堂營造成理想國，一下課他們還要回到嚴酷的現實中來。錢理群先生最近悲哀地預言：「今天的大陸大學教育已經被綁上就業的戰車，也遲早有那—天：凡是與就業無關的教育，都進不了大學的課堂！」如果真是這樣，我能在高校生涯的最後一程逆流而上，和風車搏鬥一回，倒成了一種幸運！
凝望夕陽
1992年，我到北京大學中文系謝冕教授那裡做訪問學者。謝老師的教學方式是以當代文學熱點研究為題，兩周開一次研討會，每次由一個學生就熱點現象產生的原因、背景主講，其他人參加討論。謝老師的一段話至今讓我印象深刻。他說：「我們要珍惜學校裡僅有的一塊清靜，不放棄思考，交流信息，出些成果。」90年代初，整體文化氛圍相當壓抑，北京的氛圍又和我原來所在的太原差距很大。我的孩子作為知青子女已到北京上學，我也決定到北京闖一闖。那年我剛過不惑，還有著人生的衝動。到了北京即使不能當大學老師，就不能做些其他文化工作？
1993年，我先在一家經濟類雜誌當編輯。我搞的經濟學家系列專訪受到湖北的《今日名流》雜誌關注，他們希望我在京城給他們採訪名流。寫什麼好呢？想來想去，我認識的唐達成先生，應當算是名流。我和唐達成先生認識較早，70年代，我在山西大學念書時，就到太原鋼鐵公司一處低矮的小房子裡拜訪過他。那時他還負著1957年沉重的十字架。80年代中期，他走上中國作協的領導崗位。在後來的風風雨雨中，又提前退位。脫了烏紗帽，談話就比較放鬆，唐先生說自己一直充當「覺新」式的角色。他不但是80年代中國文壇的重要見證人，還是50年代文壇風雨的見證人。我當時不知雜誌的水深水淺，腦子裡只想著如何交待《今日名流》，所以這次採訪比較浮泛，不夠深入。
寫完唐先生，雜誌約我繼續寫。再找誰？又想到邵燕祥先生。80年代中，我曾在《詩刊》短期工作，與邵先生有過交往。我之所以想寫他，與其說是這點因緣，不如說是讀了他的長篇回憶《沉船》，思想受到震動。他對當代歷史有深刻反省，對自己靈魂進行了透徹的考問。這種自我解剖的意義，不只是個人的精神升華，也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人格範例。
寫過這兩篇，我發現他們1957有共同的遭遇。在反右派鬥爭中落難的知識分子有幾十萬人，他們當時有什麼具體的遭遇？今天還在思考什麼？我正好讀了義大利女記者奧列娜·法拉奇的《風雲人物採訪錄》，心想，能不能也嘗試一下類似的採訪，如「右派系列採訪」？
這是一道難題。採訪的對象本身就是作家學者，是大手筆，讓他們認可並不容易。溫濟澤先生在和我談到他被打成右派的經過時，談到周揚當時是中宣部副部長，1957年見到他時頗為驕橫。僅僅因為他對周揚提出了不同意見，就成了右派的罪狀。我覺得這一內容很重要，就寫進了訪談錄中。但是，溫老閱審時，毫不含糊地刪去了。因為溫老對周揚的晚年給予了肯定和同情。而我內心總有一種還原歷史真實的衝動，不願僅僅限於當下的價值判斷。
曾彥修先生我訪問了兩次，長達十幾個小時。初稿也被老先生刪去了很多。因為涉及還活著的人。我只能尊重他的意見。後來，《百年潮》雜誌想刊用，我徵求曾老的意見，他仍然不同意發表，竟還給我寄來一筆錢，說是讓你辛苦寫了那麼多，費時費力，不能發表，聊補歉意，用作買書吧。我哭笑不得，只好寄還給他。
李慎之先生有「三不」：不給媒體開專欄，不接受採訪，不接受約稿。我請他破例，談了一次。寫出稿子，他說：謝謝你，留作我日後寫自傳參考吧。後來他也確實給《百年潮》寫了一篇《關於「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我看後有所體會：以李先生對文意分寸的把握，對字句的講究，他當然更信任自己的手筆。但是他也許未曾想到，交談中的激情、自信和自然，會較多地留在訪談中，比起他自己斟酌過的文字，別有一種味道。大約兩年後，他才勉強同意發表我給他整理的自述，並說，清樣我不看了，否則我會改變主意。這反而讓我對這篇稿子小心了再小心，因為它是被採訪者唯一沒有審訂過的稿子。
採訪朱正先生，不能不談到他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這本書的手稿我看了，認為這是國內研究反右鬥爭的最有分量的著作。但是，我採訪他時，這本書就是拿不到通行證。他在給我的信中說：「有一個請求：在那本書出版以前不要發表此文，以免引起注意，增加阻力。當我知道確實開印了，當立即奉告，倘若大文和拙稿同時問世，倒是好事。」為此我的採訪文章放了很久。後來，一家雜誌索稿，徵得他同意，只好把談到這本書的一節刪去發表。
在採訪的人中，唯獨馮亦代先生不願談反右時的那段經歷。他談話的興奮點，在他的翻譯生涯和寫作，在他為左翼文化運動做的工作。我尊重他的意願。誰知他病了一場後對人說，最大的遺憾是有一篇文章沒寫，題目就是《從反右到文革》。
我採訪的對象，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我後來把這些文字集成一本小書——《凝望夕陽》。他們多數是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也有一些是早年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早年的人生選擇不同，最後卻殊途同歸。少年時代參加革命的鐘沛璋先生反思自己時說：「挨整的時候我們是完全正確的嗎？不！挨整時，我們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我們是花了很大的代價，才認識了今天走的路。」而自由知識分子出身的蕭乾先生說：「若把國家比作船，知識分子不僅僅是划船手，他還一邊劃，一邊高瞻遠矚，關心船的方向。」他承認在歷次運動中軟弱過，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晚年的反思卻越來越有力度。
90年代中期，我又到創刊不久的《百年潮》雜誌當了兩年編輯，和鄭惠、楊天石、楊奎松、韓剛、徐慶全等史學工作者共事，無形中對我的學科意識和表達方式產生了影響。雖然有文史不分家的說法，但史學和文史價值取向是不同的。文學注重的是審美，是感覺；史學注重的是史實，是實證。當文學創作與公共領域漸行漸遠的時候，作為保存記憶，恢復真相的史學，卻大步走向了時代精神的前沿。我原來做的人物專訪只是一種新聞報導的體裁，開始還想帶一點文學的筆意。編輯史學刊物使我意識到史學的力量，採訪也可以運用口述史學的方式，挖掘和呈現歷史當事人原汁原味的記憶，本身就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後來，我又回到大學教授中文，雖然專業還是當代文學，但切入學術研究的方式已經從美學轉向了史學。謝泳建議，丁玲創辦文學研究所至今還沒有人系統研究。於是，我採訪了十幾位文學研究所的老人。以口述歷史為基礎，參考其他文獻，復原丁玲主辦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全過程，探討它的興衰與共和國文學體制的形成的關係，寫成了《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一書。研究的重心從文本轉向人本，從作品轉向體制。
口述歷史
接著，我又採訪了何方、賀延光、李大同、灰娃等人，又應一家期刊的邀請，主持口述歷史欄目，採訪了周啟博、黃且圓、楊銀祿、紀坡民等歷史知情者，相關工作一直延續至今。
何方先生是國際問題研究專家。80歲以後改行黨史研究。我認識他時，他的《黨史筆記》尚未殺青。我讀到其中的部分章節，感到他是一個少有的高人。他既是黨史上重要活動的參與者，又是長期從事理論研究工作的學者，對歷史，對人物，對事件，對理論，他都不肯人云亦云，而堅持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像何先生這樣的老人，實在不多。於是我和他商議，能不能做他的口述自傳？被他應允。何老長期從事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長於理性反思，長於分析概括。這一特點使他的自傳具有強烈的思辨性，常常能給人以醍醐灌頂的啟發。但是他對某些生活細節往往並不經意，在口述時，我不斷地隨機追問，儘可能使他的經歷細節化、生活化，直到追問得再也想不出什麼故事來。《黨史筆記》付梓以後，何老騰出手來修改自傳，他又以更嚴謹審慎的態度在口述稿基礎上重寫一遍，最後形成《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
我感覺，在中國從事口述史學，有很多現實意義。
其一是彌補歷史記載的空白，還原歷史的真相。中國的當代史，被遺忘和遮蔽的環節很多，加上檔案開放程度很低，歷史當事人的口述，就顯得尤為珍貴。許多人年事已高，口述歷史有時是和死神賽跑。我約項南、謝韜口述，他們表示同意，但還沒有進行，他們就與世長辭。對鄭惠的採訪是在醫院中進行的，只談了三次，許多重要的事情還沒說，他也走了。
其二是口述史的細節比文獻史更生動，更豐富。在歷史敘述中，如果缺少鮮活的細節，可能就失去了血肉，無法親近讀者。這方面正是口述歷史受到普通讀者歡迎的原因。
其三是口述史側重個案，比群體概括更接近歷史真相。歷史活動中的每一個人都有具體的心理動機和行為邏輯。口述史有助於恢復具體個人的真實情況，而不是把個人消化在模糊的群體之中。比如我採訪的李大同，1966年7月參加紅衛兵，但他反對血統論，反感打老師的暴力行為。「文革」初他向父親提了十個問題，懷疑這場運動，反映到上面引起關注。他是一個具體的紅衛兵成員，又是一個獨立思考者。通過這樣的個案，我們可以看到紅衛兵運動的複雜性，而不是簡單化地一鍋煮。
其四，口述歷史是不是可信？這個問題不可一概而論。它的可信程度，既取決於口述者對歷史的態度，也取決於採訪者對歷史的態度。如果雙方都有一種求真務實的治史精神，口述歷史完全可以成為信史。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口述史與回憶錄相比，口述史更有接近真實的可能。口述史不僅提供史料，本身也可以成為史學研究。史學的要素，不論是史述，還是史論，在口述歷史中都可以體現。
保存記憶，挖掘真相，穿越遮蔽，解構謊言，不但給人以精神的充實，也對社會的公正、民族的尊嚴有所禆益。我還想一點一滴地做下去。
(作者系學者，口述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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