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清明節。這天清晨和上午，臺北的天氣異常晴朗，蔣介石的官邸到處是鳥語花香，春意盎然。蔣介石這天早上身體和心情似乎比往常好了許多，神志也特別清醒，讓人扶他坐到輪椅上。蔣經國一大早就趕來向蔣介石請安，在廳外稍等了片刻，就來到蔣介石的身邊。蔣介石滿面笑容地招呼兒子坐下，詢問他清明節和張伯苓百歲冥辰的有關事宜。蔣經國細細作了稟報，隨後告辭。從中午開始，蔣介石開始變得異常煩躁。晚上，在與蔣經國和宋美齡共進晚餐，並吃下名為「鎮定劑」的維生素丸後，蔣介石早早睡下了。這天晚上20時55分，蔣介石的心電圖突然變成了直線。在以俞瑞章為首的醫療小組全力搶救無果後，立刻向宋美齡和蔣經國報告了這個消息。至此，一生幾起幾落的蔣介石徹底終結了反攻大陸的幻想。據說，整個臺灣聞訊陷入悲痛之中，蔣介石年譜記載：「少長扶攜，路祭野哭，百二十裡，頂禮不絕，更無慮三百萬眾，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實有史以來所未嘗有。」
這一切似乎早有預兆。三年前，臺灣「國大」舉行第五屆會議，蔣介石再度當選「總統」。在宣誓就職的儀式過後，電視實況轉播中竟然混入了極為蹊蹺的漢字對白字幕：「大可不好了……」這句話像是一個詛咒，不免令人想起宣統皇帝登基時攝政王載灃所說的「快了！快了！快完了！」 從此之後，蔣介石的身體狀況江河日下，基本喪失了處理政務的能力，島內的一切黨政軍要務自然都交到了新任「行政院長」蔣經國的手上。1974年冬天，一場病毒性流行感冒終於將年事已高的蔣介石擊倒，他因此而高燒持續不退，處於半昏迷狀態，不得已住進了「榮總」六號病房。臨近歲末年底，宋美齡為了政治影響，強行把蔣介石送回士林官邸過聖誕節，而六號病房的幾乎所有醫療設備也都隨同搬了過去。1975年3月，蔣介石的身體仍不見明顯好轉，宋美齡不顧臺灣醫療小組的反對，強行採納美國醫生的建議對蔣介石作「肺臟穿刺手術」。結果手術成功後，伴發病和後遺症隨之而來。在多方搶救下，3月29日，蔣介石從昏迷中醒來，自知來日無多的他氣喘籲籲地吩咐宋美齡、蔣經國將臺灣的黨政大員召到身邊，口授遺囑，由國民黨副秘書長秦孝儀執筆記錄。才不幾日，蔣介石便與世長辭。
儘管1975年的這個清明節，「太子」蔣經國已經年屆六十五周歲，先後從事外交、經濟、情報、軍事等工作，熟悉政務，此時，更已出任「行政院長」長達三年之久。然而，此時太子爺不算焦頭爛額也是灰頭土臉。無論內政外情，蔣介石所遺留下的，都是滿目瘡痍。此時，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已經下定決心，準備從美國趕回臺灣，打算與宋美齡的擁護者一起擁立宋美齡繼任國民黨總裁。而國民黨內各位元老如箭在弦，隨時防備著宋美齡藉機篡權。蔣經國還不能預見到之後的局勢變化，只能憂心忡忡地為父守孝，暗自布局。
較之臺灣的悲痛，在外交上衝出重圍的新中國卻不以海峽那頭的孤島為意，除去一些主流報紙上面有些報導外，其它的報紙基本就沒有提及這件事情。當時中國的主流媒體《人民日報》第四版，它們的題目便直接定為「蔣介石死了」，在一個小小的角落中。在新中國的觀念中，蔣偽政權早已是秋後的螞蚱——蹦不長了。更何況，被日本、美國在外交上相繼拋棄之後，臺灣的經濟同時陷入了危局。1973年開始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以及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以對外貿易為核心的臺灣經濟也受到了巨大的衝擊，經濟增長率由1973年的12.8%驟減到1.2%，工業增長率更由16.2%下降到-4.5%。
而且，此時的臺灣島內確乎暗流湧動。盤踞臺灣二十六年的國民黨反攻大陸無望，必須重新規劃前景。二二八事件過去已久，六十年代，蔣介石父子又動用強權、重金收買的方式收服了第一代「臺獨」大佬廖文毅。看似政權穩固，現世安好。其實，蔣經國必須用化解經濟危機來緩和外交危機，臺灣必須轉型，用低廉的勞動力填補發達國家第一產業的空白，這就一定要依靠臺灣本土人士組成社會的中堅力量。
但是，從沒有一種經濟力量對政治是沒有渴求的。蔣經國不是什麼民主的信奉者，但是民粹主義的興起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以政治上的寬鬆換取經濟上的緩和勢在必行。自從國民黨奔跑臺灣以來選取的「國大代表」缺乏民意基礎，僅僅是強權的延續，逐漸難以適應臺灣的局勢發展，堵塞了其臺灣本土地方精英參與政治的渠道。針對這一的情況，蔣經國提出了「往下紮根，向上發展」的方針，開始著力擴展國民黨在臺灣島內的基礎，擴充的臺灣籍國民黨黨員的數量，為國民黨輸入新鮮的血液。在這樣的政策的引導下，從1974年起國民黨每年發展黨員的數量由之前每年的3.7萬人增加到每年13萬人，而且特別注重臺灣籍黨員的發展和培養，在這一時期所新發展的黨員中有超過七成以上是臺灣本土人士。政治的天平開始傾斜了。
蔣介石去世的消息一經傳出，任何覬覦權力者都躁動了起來，儘管或許還未有一股勢力可以顛覆國民黨的絕對地位。蔣經國防備著「共諜」，防備著繼母，防備著其父彈壓下的本土勢力與黨內門閥，但絕對想不到，自己一手提拔的臺灣本土中下層家庭出身的「農業專家」才是最大的隱患。這個在受蔣經國知遇之恩之前從未有過政治經歷，不群不黨，看似乾乾淨淨的康奈爾農學博士有個日本名字叫巖裡正男，中文名為李登輝。在一次私人宴會上，李結識了蔣經國的親信李煥和王升兩人，展現出了非凡的農學才能，從此受到重用。此後，李登輝多次陪同蔣經國下鄉考察，1972年，蔣經國提名李登輝擔任「內閣政務委員」。1975年正是他上任的第三年，蔣介石一死，他便暗自稱快，做好了雞犬升天的準備。
想必，這暗自發生的一切，已為病痛糾纏數年的蔣介石恐怕難以知曉。他只道蔣經國繼任順理成章，卻不知蔣經國實則有苦難言。只是有趣的是，「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跟共產黨鬥爭數十年的蔣介石身後的世界，竟然都是共黨的天下——哪怕是在臺灣本島：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受到了長期的蘇聯模式教育和共產國際的影響，早年間以共產主義者自詡；而蔣經國身邊那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在早年有限的政治生涯裡，曾經加入過臺灣共產黨。身前糊塗的蔣介石，恐怕只有在清明這一天享受到了短暫的平靜，至於身後事是否糊塗，今天的我們早已清楚。
參考文獻：
《臺灣民主轉型中的民粹主義》，郭中軍
《蔣經國執政時期臺灣政治改革研究》，張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