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唐小林
關於人類社會歷史這個大局面敘述文本，不同的視域有不同的社會形態劃分，也因此有了不同的社會理解與社會解釋。站在我們置身其中的信息社會，以媒介的世界觀和符號敘述學的視野，回望人類走過的全部社會歷程，我們發現，人類社會經歷了口語-身體媒介、文字-書寫媒介和數字-網絡媒介這三個時期，相應地也經歷了演示類、紀錄類和擬演示類敘述文本的三體演進，呈現為演示類和紀錄類兩種基本社會形態。演示類和紀錄類這兩種基本社會形態，在意義建構方式上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演示類社會更偏重於用情節組織經驗，紀錄類社會側更偏重於用範疇組織經驗。信息社會屬於擬演示類社會形態，雖然也側重於用情節組織經驗，但由於消費欲望的驅動、人工智慧的驅使，以及多媒介的聯動與融合，不僅情節本身被演示化，同時這種演示還更多地呈現出碎片化、拼貼式等特徵。人類社會的歷史可以看作一個大局面文本，而且是充滿動人故事、豐沛情節與細節的敘述文本。
從敘述體裁的角度看，人類社會經歷了從演示類敘述，向記錄類敘述，再向擬演示類敘述的三體演進。這個「體」是「體裁」的簡稱。馬克思主義將人類社會形態，依次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給人類社會發展以清晰的理論秩序。西方社會理論，也有以「現代」作為觀察點，以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來描述人類社會的走向。而一般與中國歷史相關的教科書，大都潛藏一個「古代社會」、「近代社會」、「現代社會」和「當代社會」的框架。顯然，不同的視域，人類社會演進的形態有不同的劃分。筆者面臨的信息社會，只是人類社會這個大局面敘述文本的一部分，而且還是一個方興未艾、不斷延續、尚未結束的敘述文本。如果從這個敘述文本及其特徵出發，回望全部人類歷史所經歷的社會形態，應該有不同於以往的理解和新的劃分。這一新的劃分，決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人類歷史與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信息社會，筆者在這裡把它當作「自明」的概念來使用，不想再花功夫從頭論證，因為不少理論家對此已有相當精彩且令人信服的說明。不過關於信息社會這個符號文本的構成，筆者卻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按皮爾斯的符號三分，即符號是再現體、對象和解釋項的三位體，那麼媒介就是信息社會這個大局面符號文本的再現體，智能是它的對象，而消費則是其解釋項。這樣信息社會這個符號文本就具有了「媒介」、「智能」與「消費」三副面相，它也相應有了三個別稱：媒介社會、智能社會與消費社會。也即是說，信息社會是媒介社會、智能社會與消費社會的三位一體。為什麼是這樣？筆者將專文討論。無疑，「媒介」面相是信息社會最顯在的特徵，也是我們最直觀地感覺到的。網絡的出現及網絡社會的形成，則把這個特徵表現和刻畫得淋漓盡致。所以在今天，媒介社會也是可以稱為網絡社會的。以網絡為代表的「媒介」，越來越凸現為關乎人類生活現狀、生存狀態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在這時，用「媒介」的世界觀，來觀照人類歷史，劃分社會形態，以深刻理解人類的全部行為，就不得不成為一個緊迫的時代課題。縱觀整個人類社會，出現過兩次大的媒介革命：第一次是文字-書寫媒介革命，第二次是數字-網絡媒介革命。而在這兩次革命之前，也就是在文字-書寫媒介革命出現之前，還有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可以稱為口語-身體媒介時期。這樣，從媒介的角度看，人類社會實際經歷了三個時期：口語-身體媒介時期、文字-書寫媒介時期和數字-網絡媒介時期。當然，這只是一個非常宏觀、高度抽象的觀察，也是一個掛一漏萬的媒介歷史劃分，它忽略了好些個歷史的細部。比如在數字-網絡媒介革命之前，還存在過電子媒介的短暫時期。有了媒介這個世界觀，再從符號敘述學的視野出發，筆者發現，與上述三個媒介歷史時期對應的是三種社會形態：與口語-身體媒介時期對應的是演示類敘述社會形態，與文字-書寫媒介時期對應的是記錄類敘述社會形態，而與數字-網絡媒介時期對應的則是擬演示敘述社會形態。而今天我們正處於擬演示敘述社會形態時期。從語言、符號的角度，解釋人類文明、人類歷史、社會構成，早有成功的先例。當今最負盛名、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約翰•塞爾（John R. Searle）就曾用「言語行為理論來解釋社會本體論」（塞爾，2015，p.1），取得豐富成果。他的《人類文明的結構：社會世界的構成》是其中的代表。本文只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嘗試，希望能走出一步。以往的敘述學，主要是小說敘述學，因此基本沒有體裁劃分。趙毅衡的廣義敘述學，亦稱符號敘述學，把一切符號敘述納入自己的研究對象，敘述體裁分類就不得不進行，否則全部都以小說對待，各種文體、各種類別的敘述文本一鍋煮，就必定出現「理論亂象」。
廣義敘述學，嚴格地說，是敘述學上的革命。趙毅衡在廣義敘述學中將敘述體裁劃分為三類，即記錄類敘述、演示類敘述和意動類敘述，這在敘述學史上是沒有過的，完全是創新。記錄類敘述諸體載，以小說和歷史為代表，其起主導功能的模態是邦維尼斯特說的「陳述」，也就是奧斯汀所說的「以言言事」。這種敘述重在「言」上，言說本身就是其重要功能。演示類敘述諸體載，以戲劇、比賽、遊戲為代表，其主導功能的模態是邦維尼斯特說的「疑問」，主導語力則是「以言行事」，是為施行某種目的而展開的敘述，「演」是其重點。意動類敘述諸體裁以預言與宣傳為代表，主導模態是「祈使」，主導語力是「以言成事」，是為促使聽者實施某種目的而進行的敘述，重點在「成」上（趙毅衡，2013，pp.1-88）。在筆者看來，記錄類敘述，重在「述行」；演示類敘述，重在「施行」；意動類敘述，重在「實行」。趙毅衡的敘述體裁分類，適用於所有的敘述文本。文本作為文化的符號，不僅指狹義的文字文本，比如詩歌、小說、通訊，也指中義的文化產品，比如電影、音樂、劉文彩的收租院，還指大局面的社會文本，比如春秋戰國時代構築的文本、環太平洋經濟圈形成的文本等等。這就使這樣的敘述體裁分類具有了理論的遷移性，它完全可以用來描述某種社會形態，而不只限於對某些文字文本的分析。這也許也是廣義敘述學或者符號敘述學的初衷：能夠解釋所有以敘述的方式構建意義的符號文本。在這個意義上講，廣義敘述學是走出書齋，走進十字街頭，面向萬物眾生與各種文化文明的敘述學。敘述體裁的三種分類，與大局面敘述文本——社會的關聯點在「媒介」。趙毅衡敘述體裁的分類標準，是「語氣-時向-媒介」的三聯式。語氣關涉文本的意向、文本的語力。文本的意向，也指文本的意向性。文本是意識的符號，意識具有指向性、關於性，也就是說意識總是關於什麼、指向什麼的意識。這關於什麼、指向什麼的意識從文本中表現出來，就構成了文本的意向性。而文本意向性最為顯著的表現莫過於語氣，所以語氣成為敘述體裁劃分的一個標準。時間向度，其實也是意義向度，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態，直接決定了敘述文本的意義如何生成，而「同一的時間向度」也是一個文本得以可能的條件。把「媒介」作為敘述體裁的劃分依據，可謂別出心裁，這恰好因應了當前這個媒介社會，也使敘述理論具有闡釋信息社會的適切性和有效性。趙毅衡把媒介分為兩類：人造特用媒介、現成非特用媒介（趙毅衡，2013，p.35）。人造特用媒介，筆者把它稱為特有媒介，是人類的創造物，專門用來傳達意義的，以「語言-文字」為代表。現成非特用媒介，筆者稱之為非特有媒介，以「身體-實物」為代表，而以身體為中心，這類媒介不是專門用來表意，而是「順手」拿過來當作媒介使用的。這兩類媒介分別對應兩類敘述體裁的文本：特有媒介對應記錄類文本，非特有媒介對應演示類文本。兩類媒介的混合，對應意動類（唐小林，2016，p.71）。這也意味著意動類敘述，任意一種媒介都是可以的。「媒介對應敘述體裁」的符號敘述學視野，給予筆者在考察社會形態時以極大的學術啟發。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或者演變史，就是媒介的發展史或演變史。人類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媒介升級，而不斷改變社會形態走向今天。重要的媒介升級有兩次，一次是文字的發明，人類有了記錄、儲存、傳達、交流信息的工具，引起了深刻的文化及社會變革。文字代替會說話的鼓，代替馬車、輪船，將人類的影響帶向天涯海角；第二次就是數位化媒介的出現，使人類進入網絡時代，世界變成地球村，人變成實在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兩棲動物，並被置於人-機共存與對抗的嶄新現實中，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人類精神與氣質心性等等層面都發生了顛覆性變化。說媒介是撬動人類歷史發展的槓桿，其實並不為過。既然是媒介帶來社會變動，媒介就必然改變社會狀況，用媒介來劃分人類歷史，來考量社會形態就理所當然。以「媒介對應敘述體裁」觀察，人類社會的三個標誌性的媒介時期，對應的就是三個顯著的社會形態：口語-身體媒介時期對應的是演示類敘述社會；文字-書寫媒介時期對應的是記錄類敘述社會；數字-網絡時期對應的是擬演示類敘述社會。傳統敘述學主要是小說敘述學，其對應的媒介是文字-書寫，所以它無法用來解釋之前的社會，也無法用來解釋媒介變遷後的社會，更無法用於考察今天這個以數字-網絡為核心的多媒介社會。而廣義敘述學解決了這個難題。敘述體裁分為記錄、演示、意動三類，但從媒介對應的基本社會形態來看只有兩類，即演示類與記錄類。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由演示與記錄這兩類基本社會形態構成。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文字-書寫媒介出現之前的社會形態是演示的，文字-媒介以後的數字-網絡媒介也是演示的，按趙毅衡的命名，應該是「類演示」，筆者用了「擬演示」，其用意是網絡社會的演示，較之口語-身體媒介時期有了不同的特點，展演的成分更多，雖然具有演示類敘述的基本特點，但又增加了多媒介時代特有的因素：不僅更多了「表演」的成分，而且這種表演已經不是口語-身體媒介自己在直接「實行」，而是為別的媒介，比如QQ、Facebook、Twitter、微信、表情包等代為「實行」。演示的方式也大不相同，是擬演示，像演示，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演示。這樣，人類社會演進的三個時期，實際只有兩種基本的社會形態，即演示類文本形態與記錄類文本形態。從演示到記錄再到擬演示，意味著人類社會來了個否定之否定，來了個老黑格爾式的「螺旋式上升」。當然，這是不是上升，人類社會是否遵循自然「進化」或必然進化規律，還需要仔細辨析。從演示到記錄再到擬演示，也意味著歷史發展有時有著驚人的相似，這相似性後面，似乎隱藏著某種值得我們深入探尋的規律，這些規律也許可以為我們的現實和未來提供某些借鏡。那麼意動類敘述呢，它是否也在人類社會的文本形態中得到表達？回答是肯定的。數字-網絡媒介時代，也就是我們置身於其中的資訊時代，儘管它是以擬演示為其突出特徵的，但在擬演示敘述中有著明顯的意動敘述的因素。這個因素來源於信息社會三面相中的另一副面孔——消費社會。消費社會是一個欲望驅動的社會，因而也是一個意動性的社會。所以，在最嚴格意義上講，數字-網絡社會是「擬演示-意動類」敘述的社會。以意動類敘述的目光觀之，這個社會充斥著大量的圖像、影像，充斥著廣告、未來學家，充斥著各種宣傳和預言文本，致使整個社會表現出躍躍欲試、「前傾」的姿勢：「未來已來」成為時髦的口號。尤其是有關基因工程、人工智慧將中斷人類進化的預言甚囂塵上，人心惶惶，各國快馬加鞭，急迫地要在這些領域爭奪未來。朝向未來、預支未來，也是消費社會普遍的文化心理。數字-網絡媒介社會之所表現出「意動敘述」的特徵，還在於其所對應的是「多媒介」。適用於各種媒介，正是意動類敘述的一大特點。語言、文字、聲音、圖像、身體、實物、影像、動漫等等，報刊雜誌等傳統媒介，微博、微信、知乎等等社交平臺，手機等各種自媒體，以及出現的這些媒介的大融合，都為意動類敘述提供有效支撐。演示與意動類敘述在文本意向上更容易打通，前面說過，演示類敘述重在「施行」，以言行事；意動類重在「實行」，以言成事。施行與實行，行事與成事，都在「行為」、「動作」上聚焦，都是驅動性的。媒介特徵決了人類的生存方式與社會形態。這是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不少媒介社會學家的共識。那麼記錄類社會與演示類社會究竟有著怎樣的不同特徵呢？筆者認為，這些特徵主要表現在意義的建構方式上。意義是什麼？趙毅衡認為，意義是一個符號被另外的符號解釋的潛力，這道出了解釋學上的事實，也是對符號學意義觀的突破。因為符號的意義是一種意指活動，是被感知的符號在接收者心中喚起和引出的一個又一個符號，這個喚起與引起的過程是一個連續、連綿的過程，除非出現意圖定點，否則會一直向前，無限衍義。但這個意義觀是建立在已經有了符號可供感知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它是以符號和文本的事先給定為前提的。筆者認為，在發生學上，意義是意向的產物，是意向性的結果，即主客體的融合。這種融合實際是一個視界融合。即是說這種融合既不在主體也不在客體，而是在主體融合的交叉部分，這個交叉部分只能發生在意識，這種意識由於客體的進入，又只能呈現為一種「視界」：一個即將媒介化的符號。落到人類活動中，筆者認為，意義是被組織被解釋的人類經驗。人類生活在時間之流與感知之流中，並非所有的感知、體驗都能成為人類經驗，它需要人類的反思，需要意向的抵達。熟視無睹，視而不見說明，只有意識朝向的那部分體驗，只有被反思之光照亮的那部分感知，才有可能成為人類的經驗。當然，它是否能最終成為經驗，還需要人類的組織和解釋。人類組織經驗的基本方式有兩種：一是用情節組織經驗；一是用範疇組織經驗。從其主導性說，這兩種組織人類經驗的方式，分別對應演示類與記錄類兩種基本社會形態。之所以強調「主導性」是說，這兩類組織經驗的方式在各種社會形態都可能存在，只是側重不同。在演示類社會，主要是以情節的方式組織經驗，也不排除範疇化經驗的可能。比如在擬演示社會，由於多媒介的融合，範疇化組織經驗依然是重要的社會行為，儘管這對於大眾而言有些遙遠。而在記錄類社會，也並非全部靠範疇組織經驗，以情節組織經驗同樣存在，只是理性越來越佔據重要地位。說清楚，只要運用符號就會有範疇化，有人甚至反過來說，符號的產生和存在就是根源於人類的範疇化能力的（Harnad，2002，p.148）。演示類社會情節組織經驗成為主導，是由口語-身體媒介的特點決定的。口語-身體媒介時代，是一個語言行為與行為語言高度結合的時代，身體成為媒介中心。信息的交流靠聲音和身體的動作來完成，由於聲音傳播的距離近，信息易於消失，又不能用其他媒介複製，更不能保存。時間上的限制，帶來空間上的要求，使得人們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在同一個場所內交流。交流的方式，不僅是聲音、動作，各方的互動也必須參加表意，包括眼神、面部表情、姿體語言等，這猶如一場實地演出，所以由此形成的社會形態是部落化的、演示類的。空間化、在場性、即興式、參與性、互動性、親密性，甚至對話性，構成演示類社會交流的一些重要特徵。意義構築的在場性與即興式，給演示類社會的知識生產與傳遞帶來諸多限制。口語-身體媒介缺乏記錄功能，信息的保存全靠大腦記憶。而大腦記憶屢試不爽的最好方式是敘述、反覆地敘述。而敘述中最易於記憶的莫過於講故事。而最好的敘述反覆，有助於記憶的，又莫過於有節奏、有韻律、載歌載舞地講故事。所以，文字-媒介時代之前的民族敘述詩最為發達。口傳民族史詩、敘述詩成為人類最早的文化遺產之一。這既是那個時代意義建構的方式，又是那個時代知識生產與傳遞的方式。口語-媒介時代，講故事不僅是維持記憶、生產和傳遞知識的方式，也是組織社會、協同部落成員，完成某項生產活動與生活任務的方式。在這個時代人類學會了用情節組織經驗，卻沒有完全學會用範疇的方式組織經驗。用範疇的方式組織經驗，要等文字發明，進入記錄類社會以後。人類用「情節」組織經驗，傳遞信息，表達意義，是跟演示類敘述同步進行的。語言「發展的基礎是不斷的日常社交互動和講述故事」（鄧巴，2016，p.236）。社交互動與講述故事是同一臺大戲。設想只會用口語和身體表達的人們，在篝火邊聚集、狂歡，「火光跳躍中，人們的想像力被激發出來，於是就有可能開始講故事」。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取決於「社群」。而社交互動與講述故事，恐怕是維繫前人類社群最為關鍵的活動：講故事對於人類來說非常重要，它對維繫外圍群體的關係起到兩個關鍵的作用，一是它能讓我們編造一個社交歷史，我們會因此而注重於一段共同的歷史，也是因為這段歷史才會組成這個社交群體；二是它能讓我們以講故事的形式講述一個未曾見到的世界，也就是虛構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因此小說和宗教才有可能出現。（鄧巴，2016，pp.235-236）人類最初的文學出現在口語-身體媒介時代。而這些文學作品大都是講述故事的。關於口傳史詩的研究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格雷克（James Gleick）舉了一個例子。希臘文學的興起就源於口語-身體媒介時代，與後來文字的產生無關，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帕裡（Milman Parry），在研究波墨的口傳史詩時發現了這個問題，對此學者們才開始有所意識，並不情願地承認。帕裡在當時提出「最初《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不僅可能而且肯定是在不藉助文字的情況下創作和傳唱的。格律、程式化的重複以及史詩本身的詩歌形式，首要的目的無非是為幫助記憶，其朗朗上口的特徵使得詩句像時間膠囊一樣，可以將一部虛擬的文化百科全書代代相傳。」（格雷克，2013，p.33）藏族的《格薩爾王》，漢族最早的詩歌都是口傳的，比如《吳越春秋》記載的相傳黃帝時代的民歌《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詩經》的敘述性特徵，以及反覆吟唱的特點，也深深地留下了口語-身體媒介時期的文化印跡。有人把「中國古典詩歌的思維方式概括為物態化」（李怡，2008，p.43），筆者以為這個「模因」，其實也是口語-身體媒介文化的殘存：只有到了文字書面文化時代，人類能夠用概念、範疇的方式組織經驗時，「一個脫離具體事物的抽象世界」才逐漸開始建構起來（格雷克，2013，p.34）。文字的發明，使社會出現分割。交流雙方的時空距離加大，此時此地發生的事、想說的話，可以通過文字的記錄，讓彼時彼地的人接收。面對面的交流，作為傳播的主要方式，在文字書寫運動中成為過去，社會主導文本從演示類敘述向記錄類轉向，社會表達總是處於一種過去時態，達成一個敘述的新的社會格局。文字-書寫媒介的出現，是人類的一次最為偉大的飛躍。筆者認為，再沒有比這次飛躍更偉大的了。文字-書寫媒介使人類沒有必要為了信息的交流，再聚集在一起，完全可以分散各方。可以沿江而下，到水草豐茂之地定居；可以攀沿而上，到高原牛羊成群的地方生活；也可以漂洋過海，去尋找新大陸，再造人類帝國。沒有必要擔心失散，因為有文字-書寫媒介把分散的各方「連接」在一起。文字-書寫媒介長時間跨距離的連接功能，使部落化的社會實際上解體，一個非部落化的歷史時期已然到來。口語-身體媒介時期，人類主要生活在「現在時」的文化場景中。也許口傳的民族史詩也保留了某些鮮活的民族記憶，也能將部分的歷史場景帶到眼前；也許通過巫術等形式，也有關於未來生活的某些想像，但更多的是對那個時代的記憶。儀式成為記錄方式，也就是依託演示類敘述文本來記錄，是口語-身體媒介時期人類文化的一大特點，可惜很少有人從符號敘述學的角度予以說明。有必要強調的是，這之前人類從來沒有過文字-媒介出現後生活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共築的文化場景中的體驗。文字-書寫媒介不僅能夠將自然世界再現目前，還會創造一個從未有過的精神世界、可能世界，將歷史復現，將未來以規劃的形式讓其先行到來。人類從此生活在文字文本構築的完整的時間形態當中。更為關鍵的是，人類從此學會範疇化的組織經驗。文字就是範疇化、理念化的。文字出現本身就標誌著人類範疇化思維得到符號呈現，甚至可以說，文字就是人類範疇化思維的符號。沒有那一個文字不是範疇化的，任何文字都是「白馬非馬」。一個「樹」字，就是一個範疇，意指所有的樹。一個詞，也是範疇化的，「柏樹」，包括所有的「柏樹」，不管是老的小的、高的矮的、死的活的、病的健康的，生長在高原還是生長在平地的，如此等等。文字符號，正因為每一個都是一個範疇，才不會彼此之間交叉，才會因為各自的差異建立系統，覆蓋某一文化全域。也因為建立了系統，也反過來確保其各自的差異，而因範疇不同，在一個文化系統中確立自己的地位。每一個文字，都是範疇化組織經驗的範例。所以，相對於口語-身體媒介而言，以範疇組織經驗，是文字-書寫時期人類意識建構的主導。但這並不否認其他的經驗組織方式、意義構築方式，比如用情節構築依然發揮作用，只是說這時人類不但多出了這樣一個經驗，而且這個經驗很快後來居上，佔去「主座」。數字-網絡媒介時代，已經大不同於「口語-身體媒介」時代，儘管它們同屬演示類敘述的社會形態。數字-網絡時代，由於「網遍天下」，無所不有，無時不在，網絡文化席捲地球村，人類總體似乎生活在一個巨大的部落當中，仿佛只有與外星人才屬於不同的部落。又由於網絡上有不同的社交平臺，在同一個社交平臺，比如微信中，又有不同的「朋友卷」或者「粉絲群」。而且，還可以根據某一事件、某一話題、某一次會議、某一活動、某一研究所，甚至某一個零時的事件建立朋友圈，如此等等。你會發現，我們不僅生活在萬聯網這個大部落中，還生活在萬聯網中的無數個小部落中。再部落化，正如麥克盧漢所預言的那樣，正成為數字-網絡媒介時代這個擬演示社會的特徵。那麼，數字-網絡媒介時代又用什麼來組織和解釋人類經驗呢？筆者以為，其主導依然是情節，也就是說依然是以情節來完成意義的建構。只不過，由於它不再是純粹的演示類敘述社會，已經帶有「擬」的性質，用情節組織和解釋經驗的具體方式發生了變化，再加上消費欲望的驅使、人工智慧驅動，人類已經沒有心思和足夠的耐心去組織一個完整的情節；也勿須記憶之需，讓這個故事好記，而追求必要的形式。這時的情節，已經碎片化為一地雞毛，或者是文字、圖片、視頻、表情包等多種媒介的拼貼，並在即興表演中輕鬆地完成。也並非說範疇化不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受到數字-媒介的影響，發生了某種演示化的轉折。關於這個問題，擬另文再論。
引用文獻：
[1]鄧巴，羅賓（2016）.人類的演化（餘彬，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格雷克，詹姆斯（2013）.信息簡史（高博，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3]李怡（2008）.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增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4]塞爾，約翰（2015）.人類文明的結構：社會世界的構造（文學平，盈俐，譯）.北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唐小林（2016）.演述與講述：符號敘述的兩種基本類型.社會科學輯刊，3, 68—74.
[6]趙毅衡（2013）.廣義敘述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7]Harnad, S. （2002）. Symbol grounding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In M. Scheutz （ed.）, Computationalism: Ne+ directions . MA: K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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