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標籤」的概念溯源，對新聞標籤化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探析。將新聞標籤化現象置於符號學的視野下進行觀照，從生理認知、傳播環節等角度解釋了標籤的產生，並結合新聞生產中頻出的標籤化現象，從符號學角度分析了新聞標籤的運作機制，即通過符號轉換實現新聞標籤的產生及傳播。分析發現新聞標籤常用於特定群體和現象，其背後隱藏著權力和意識形態，新聞真實在標籤符號的作用下逐漸瓦解，從「客體真實」轉向一種「符號真實」。
關鍵詞：新聞標籤；符號學；新聞真實；符號真實
新聞標籤化概念溯源
「標籤」的概念源自社會學研究，是強勢群體基於自身利益對弱勢一方進行汙名化最常使用的策略，而在新聞傳播學領域，則主要從社會建構觀念出發來研究媒介對社會群體形象的建構。新聞標籤化可以被認為是媒介用高度簡單化和概括化的方式對新聞事件進行選擇、取捨、簡化，用群體屬性代替個體特性，從而便於受眾對新聞內容的理解和接受的一種報導策略。大眾傳媒被認為是使標籤合法化的主要制度根源：一方面是受所處社會利益集團和機構的幹擾，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吸引觀眾眼球，提高發行量、收聽率、收視率和點擊率的商業追求。
關於新聞標籤化的研究，集中於幾個方面：一是現象分析，如標籤化新聞的各種類型和表現，屬於最基本的現象解讀層次；二是原因分析，一般從新聞體制和新聞生產實踐中找原因，或將其歸因於刻板印象，這類研究流於表面，新聞體制和生產實踐只是外部因素，而刻板印象只是另一個層面上的現象，而非真正的深層原因；三是後果分析，認為新聞標籤化是對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的違背，而這類研究所奉為本體的新聞真實，實則只是一種社會建構和闡釋的產物。
新聞標籤化研究的符號學轉向
新聞標籤化研究的符號學轉向，首先是將新聞報導視作一種文本，新聞作為新近發生的事實的信息，始終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新聞文本是一種闡釋的產物，新聞生產是權力、話語和意識形態的產物，其本質是一種話語實踐。其次，看到了新聞學和符號學的共性，新聞是一種符號活動，兩者的共性在於意義表達。一方面，新聞生產的環節充斥了特定的價值偏向，先天就處於價值框架之中；另一方面，新聞文本通過特定的符號系統傳達意義，新聞文本是歷史性、社會性、文化性的符號存在，其間蘊藏了各種意義偏向、價值偏向、文化偏向和意識形態偏向。符號學視野下的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並非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而是在人的認識中產生的，是客體對象經過符號化的產物。如卡西爾所言「人是符號的動物」，無時無刻不浸泡在符號中。符號學研究符號與意義的關係，關注符號的選擇和組接形式如何產生特定的意義，對新聞領域的研究具有了「數學公式」價值和方法論作用。
而對於新聞標籤化的理解，可借鑑哲學闡釋學關於前理解的論述，前理解被認為是在理解文本前頭腦中已有的價值觀念、經驗、知識、思維方式等,它是理解之所以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之一。在加達默爾看來，是偏見構成了人的原初經驗，沒有偏見，沒有理解的前結構，理解就不可能發生。在新聞生產和流通領域，前理解的作用普遍存在，因為在認知層面上把研究對象化繁為簡是人的共性。就傳播環節而言，新聞生產者往往從狹隘的個人經驗出發，把先前的感覺和理解當作第一性的，而忽略現實情況，從而給受眾提供與現實不相符合的「擬態現實」，「標籤」也在媒體不斷描述現實的過程中形成了。就接受環節而言，新聞接收者會將個人的前理解帶入文本的闡釋中，依據標籤化的文本架構進行理解，從而文本的意義最終生成。
新聞標籤的符號化機制
新聞標籤的運作機制是先發明一個標籤用來標誌某種身份，然後提取出這種身份的部分特徵來評價對象，最後對象本身成為這種身份的符號。羅蘭·巴特把符號指稱過程分成兩個序列，第一序列產生表層意義（外延），第二序列產生深層意義（內涵），其中內涵意義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觀之新聞標籤的生產過程，無非是一種符號化的過程，「標籤」本身就是一種符號發明。以「官二代」這個標籤為例，在第一序列中，「官二代」這個詞作為能指，用來指稱那些通過裙帶關係獲得權力的高官後代；而在第二序列中，報導「官二代」的這個新聞成為能指，指向社會中的特權待遇、公權力濫用等不公正現象。索緒爾的「能指—所指」符號系統，指出了二者之間指稱關係的重要性，同樣也強調了其任意性和武斷性，在索緒爾那裡，符號的任意性是根本原則。在標籤化新聞中，標籤本身就是一種任意的產物，通過對新聞事實的片面截取和思想主題的簡化概括，記者、編輯和受眾合力製造出標籤新聞的神話，蘊含了一種仇官、仇富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官民二元對立的權力博弈。
媒介的新聞標籤常常被用於對特定群體的報導中，常見的操作機制是將個體歸屬於某個群體，再運用所謂的群體共有特徵對個體進行評價。新聞報導的標籤化策略通常基於地域、代際、性別、職業等基本的社會屬性對群體進行人為的簡略劃分。地域標籤廣泛存在於國家、民族、地區之間，從東西方、城鄉二元對立，到「河南人」「東北人」的汙名化，地域標籤利用不同地區之間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的發展差異，通過單一化、片面化、淺薄化的報導，賦予地域以簡單和固定的特徵，強化了公眾對地區差異的認知和某地區的刻板印象。薩義德指出美國媒體在報導伊斯蘭世界時，通過發明「伊斯蘭教」這個專有名詞來指代一個貌似真實直接存在、可以直接指稱的伊斯蘭，提供一個關於伊斯蘭的刻板形象並訴諸二元對立將其置於與西方衝突的對立關係中。薩義德揭露了美國媒體在報導中通過使用含義模糊曖昧的標籤將伊斯蘭教妖魔化，並指出這種標籤背後的意識形態。充斥了意識形態的標籤化策略在新聞報導中遍在，薩義德當時所說的東方世界並不包括中國在內，但隨著中國國力的強大，當年的「中東威脅論」戲碼在西方媒體報導中再次上演，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調日益猖獗，有研究通過聚焦《紐約時報》多年來對於中國釣魚島的報導歷史與變遷，發現其中一以貫之的傾日立場與「中國威脅」的意識形態建構。除了通過將多元、複雜、異質的事實單一化、淺薄化、標籤化來建構不同國家、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媒體標籤還廣泛用於其他社會群體形象的建構中。
基於年齡差異劃分的「80後」「90後」「00後」，以及結合特定群體文化特徵產生的「廣場舞大媽」「中年油膩大叔」是典型的代際標籤。媒體通過眾多負面新聞報導給「90後」群體貼上「張揚、自私、狂妄、缺乏責任感、生活不檢點、貪圖享受、過於看重權勢金錢」的標籤，完全忽略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的差異，肆意誇大年齡這一生物學特徵的決定性。而類似「中年油膩大叔」這種標籤則成為身材發福、頭髮禿頂、說話輕浮、油腔滑調的中年男性群體的能指，這種標籤除了體現出明顯的對中年人的歧視之外，背後隱含著淺薄、片面、狹隘的社會審美觀念。基於性別歧視偏見上的性別標籤在新聞報導中也很常見，如對「女博士」「女司機」等女性群體的汙名化，且在女權主義運動興起後，在新聞報導中又颳起了一股女性主義汙名化之風，將女權主義等同於激進、偏頗，符號背後的性別偏見和父權制意識形態不言自明。在羅蘭·巴特看來，神話並不隱藏任何事物，它的功能是扭曲。媒介通過標籤來建構特定女性群體形象的過程中無意地反映並強化了固有的性別成見，在長期潛移默化的報導中影響著受眾對於特定女性群體的評價和印象。這種媒介標籤下建構的女性形象，與現實社會中「男性主導—女性從屬」的刻板印象相呼應，客觀上迎合了父權制社會下性別權力不平等的現象。此外，職業標籤也廣泛存在於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新聞報導中，對「農民工」「醫生」「城管」等群體的負面報導泛濫，甚至出現了對整個社會公共管理系統的戲謔式標籤「中國式執法」。
在日常交往中，人們習慣於藉助各種標籤，了解和評估某個對象或某種事態。新聞標籤通過符號化機制，用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某個群體、某類事物的刻板印象來評判具體的人和事，在符號化過程中，標籤作為某種身份的能指，用於指稱具體新聞事件中的對象，進而對象本身成為這種身份符號的能指。
真實在標籤符號下的瓦解
新聞學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新聞真實性」原則所極力尋求的「客體真實」，面臨著諸多無法克服的困境。首先，客觀世界的複雜性，表現在新聞事件中為事件的起因、經過的複雜，以及各種利益群體的摻雜。其次，記者認知具有局限性，總是受限於複雜的現實和自身所處的時空狀態、意識形態及人性中固有的偏見，對新聞事實材料進行選擇取捨，基於特定敘述者的視點來進行講述。由此，「客體真實」的新聞真實性追求逐漸被一種「符號真實」所取代。
標籤符號常被用於負面和消極的報導中：官員都是「腐敗」的，城管都是「暴力」的，醫生都是「黑心」的，老人都是「訛人」的，路人都是「冷漠」的。而現實卻是，「杭州飆車案」中的「富二代」胡斌家中資產可能只有幾百萬，並不算嚴格定義上的富人群體，但媒體在報導中並未對「富二代」的資產做過清晰界定，「藥家鑫案」中「官二代」的標籤被用於一個家庭背景並不深厚的新聞人物身上。符號真實旨在追求不同闡釋主體之間感知、理解的一致和共鳴，尋求既不違背事實，又能產生指稱價值和意義的新聞符號。然而，新聞標籤符號是對符號真實的消解，一方面突破了真實公正的底線，另一方面，產生於標籤化的意指過程中的新聞符號不斷被傳播、放大，對於事實的片面選取和簡單歸類將符號的接受者導入預設的主題中，這樣的新聞符號所傳達的信息，其真實性終將被瓦解，從而製造出新的神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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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揚、趙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