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孟 威
【摘要】飯圈是青少年最真實的一種生活方式，呈現出基於年齡要素而產生的差異文化的特點，因而，可將其視為一種當代青年亞文化。飯圈文化形成了「愛」的自組織結構，發揮出有限權力強制力，但其群體決策權、所有權、控制權旁落，娛樂資本主導地位沒有改變。因此，要使飯圈文化步入主流文化，不僅需要擁有獨特的話語表達和行為風格，還需具有吸納形塑更廣泛社會群體的理性、規則，以及實現共同價值目標的資源與能力。
【關鍵詞】飯圈文化 參與性民主 文化工業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9.007
近年來，飯圈文化的成長令人刮目相看——原本散漫的自發行為，藉助資本連接成型於社交媒體，在與現實並行不悖的虛擬空間，重構粉絲生活，成就了一個新的文化群體。本文以飯圈文化為焦點著力解答如下疑惑：借力社交媒體，飯圈傳播帶來了怎樣的文化改觀？不斷被看好的飯圈文化與社會政治經濟領域現實關係如何？它是否真正展現了賦權民主、擺脫控制的一面？文化成長的價值何在？對青少年及主流社會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然而，不管對這些問題得出何種結論，一個不可否認的前提是這些年輕的粉絲族群，不論男孩女孩，他們推動著我們思考時代的變遷和文化的演變。
「飯圈」為何？——一種亞文化的成長軌跡
「文化是個很含糊的詞」，[1]對於「文化」概念的解讀歷來是多視域的，但就飯圈文化而言，雷蒙·威廉（Raymond Willis）給出的定義聽起來更切中要害——「文化即生活方式」。[2]飯圈就是青少年最真實的一種生活方式，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助力形成，以符號、文本為表現，由技術、觀念、行為、態度構成的自成一體的生活體系。這種生活方式有其獨特性，可歸屬「在一個大文化區域中那些具有獨特文化特徵的亞區域」，[3]呈現出基於年齡要素而產生的差異文化的特點，因而，可將其視為一種當代青年亞文化。
飯圈雛形出現於20世紀80、90年代。像京劇票友一樣痴迷於影視藝術、狂熱崇拜和追逐影視明星的年輕人，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被賦予「追星族」稱謂。他們以影視作品《霍元甲》《上海灘》中的男女主角為偶像，為劉文正、童安格等歌星著迷。他們是娛樂文化的主體，也是海報、大頭貼、文化衫等產品的消費主力。追星族以學生為主，行動帶有自發性、個體化、分散化特點，成為最潮最耀眼的一群人。
跨世紀興起的選秀節目，為追星族重置了具有煙火氣的名稱——粉絲。「粉絲」是fans的音譯，原本用以形容那些「狂熱介入球類、娛樂或商業活動，仰慕、迷戀影視明星或運動明星的人」，[4]進而引申為「對特定人或事物擁有強烈興趣或讚賞的人」。[5]2005年，湖南衛視《超級女聲》冠軍PK賽的選手們，在粉絲群的高調簇擁下進入大眾視野，顯示出霸屏娛樂節目的氣勢。節目成功的背後，粉絲功不可沒。他們親歷現場高舉燈牌、縱情呼喊，以最真實的姿態為喜愛的選手加油助威。他們活躍幕後，聯絡親友，通過網絡、手機簡訊等方式拉票投票，其狂熱令人震驚。《超級女聲》一時間帶動起一批選秀節目。在這一階段，粉絲團隊作用顯現，粉絲團會有意識、有組織、有計劃地策劃活動為偶像站臺，但活動大多局限於線下，其行為的利與弊引發了主流文化界的激烈爭論，粉絲捧紅「庸俗藝術」[6]的觀點頗具主導性。
粉絲群正式以合理合法姿態傲然於主流文化視野，得益於中國網際網路普及20年之後。2014年，伴隨社交媒體平臺技術應用的成熟，鹿晗等流量明星走紅，「粉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7]2018年，《偶像練習生》《創造101》等偶像養成類綜藝節目爆紅後，粉絲團擁有了一個更具親和力的名字——飯圈。粉絲名稱變了，行為範式亦展現出新特點，首先，群體的聯繫更為緊密。追星不再單打獨鬥，出現了明星後援會這一負責事務管理的新建制。其次，成員身份更具行為標識性：共同出資、打榜與反黑。最後，圈群活動自主性增強，追星與造星漸趨融合。
從語義上理解，「飯圈」是一個通俗化的集合性名詞，「飯」即「粉絲」，「圈」增添了群體邊界、區隔、限制的意涵。可以說，稱呼的改變宣告了一個獨立文化圈層的建立，表現出粉絲借力於網際網路構建新的社會關係的能力。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民以食為天」，稱謂亦多了份親切和理直氣壯的味道，顯示出當代青年亞文化行為趨向的普遍性、大眾化與合理化。
飯圈文化認知：相通性與局限
關於粉絲文化的認知，國內外的研究存在相通之處，主要集中於對抗性和創造力的揭示。提出粉絲經濟概念的學者費斯克（John Fiske）認為，粉絲文化是「影子文化」「與官方文化相對立，強化大眾文化的同時，徵用並重塑官方文化的某些價值和特徵」。[8]海布迪奇（Dick Hebdige）認為粉絲文化的「另類」表現在挪用主流文化符號，在對立的語境中為其賦予新的意義，形成對抗的表達方式。[9]德賽都（Michel de Certeau）以「盜獵者」和「遊牧民」隱喻粉絲群體，認為粉絲與文本創造者展開了「爭奪文本所有權和意義控制的鬥爭」，是「生產權力策略」與「消費戰術」的較量。詹金斯（Henry Jenkins）修正德賽都理論，認為粉絲創造出獨特、持久的社群文化，具有更為自覺的結構，構建了一個生產者掌控之外的藝術世界，其行為更具生產力和創造力。[10]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雖不贊同粉絲精英觀，也否定將粉絲視作「心智不成熟、缺乏責任感的人」，認為粉絲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表現在「有組織而不是混亂的，可以生產出一種『要義地圖』」，引導人們「投入世界」。[11]
一方面，國內學界注重對「娛樂至死」、信息繭房、群體性孤獨[12]等理論的闡釋和驗證，持續展現了研究的保守性；另一方面，反對「汙名化」的聲音明顯增強。如楊玲激烈批駁「大部分精英知識分子要麼對粉絲現象視而不見、不屑一顧，要麼就將粉絲看成是消費意識形態的可悲受害者」，[13]認為粉絲應被作為反抗「『禮崩樂壞』的混亂」「犬儒主義的蔓延」「拜金主義的侵蝕」「現代都市生活的冷漠和隔絕」的「頑固的理想主義者」看待。一些研究開始發掘粉絲/飯圈文化背後的對抗－建構意義，強調從場域、建構意義、社會幹預等角度給予飯圈理解和寬容。如劉迅、張喻萱認為，粉絲群體「以網際網路為中介和場域積極建構出自我投射的意義集合」，[14]有研究更樂觀地認為飯圈「蘊含有鮮明的人文精神特徵」。[15]
角度和路徑拓展固然呈現了對粉絲/飯圈漸進的認知，但過度集中於對抗性、創造性的意義發掘仍存在局限。直接針對飯圈文化議題的研究，論證邏輯常帶有鮮明的二元對抗論色彩，一些結論標籤化痕跡明顯，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觀點之爭。還原理性，對於一種文化的考察，更需深入其複雜性與發展性之中，不僅追溯其生成、流變的歷史，也要理清其語義及所指涉概念內涵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要將其置於社會宏觀語境中考察其所處位置、依存關係，以及政治經濟力量的作用，進而發現它對於社會共同體的價值，而這正是本研究的意旨所在。
參與性文化中的民主幻象
群體最廣泛的互動造就了飯圈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參與性。將粉絲活動與參與性文化對等看待，詹金斯較早作出了概念界定：即「粉絲與其他消費者被邀請積極參與新內容的創造與循環」。[16]他認為，這種參與性文化具有如下的特點：一是表達參與的低門檻。二是對創造和共享強烈支持。三是非正式師徒制。四是信任作貢獻的成員。五是有一定社會聯繫的成員。
參與性文化特質的揭示激發了學界對於民主的想像。如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和威廉士（Anthony Williams）提出，消費者可以「扮演積極角色」成為「對個人和社會有意義的物質基層用戶」，他們的共享、寫作、混合、使用和改變，必將導致「新經濟民主的出現……我們所有人都起到了帶頭作用」。[17]克雷·舍奇（Clay Shirky）的研究則從技術理論方面給出支持，認為社交媒體能夠「讓人們把空閒時間作為全球共享資源，利用其優勢設計出新型合作參與和共享模式」。[18]
粉絲參與性文化導致民主自然呈現的觀點具有代表性卻令人懷疑，一個基本的問題在於，它將生產與使用結合的技術可能性置換為社會改變的必然性。技術潛能如何激發人們主動地尋求社群認同和團結，進而形成一種新的民主的社會架構，尚缺乏令人信服的佐證。相反，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不同粉絲群體的爭鬥不斷升級，如在明星各自飯圈「一邊倒」的輿論大戰之下，社交媒體更易形成偏見風靡的氛圍，而不是創造出以對話、傾聽為特徵的民主環境。
從構成參與式民主的基本條件審視，第一，參與式民主強調決策參與，它包含在決策過程之中。第二，參與式民主需能夠顯示出平等性。個體需具有平等的內在價值，個體利益也要被平等地考慮。[19]第三，參與式民主對於公眾具有發展的價值：使他們能夠享有自由、鍛鍊能力、貫徹平等。[20]然而，分析飯圈成員在社交媒體中的相遇，他們雖然能夠通過集體的意趣共享內容，但這種參與性尚未匹配構成民主的基本要件。
飯圈中大多數人無法參與到決策之中，而是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其一，消費者身份和組織架構使他們無權進入或缺少進入決策過程的條件。飯圈文化的參與性發生於三個層面：生產、選擇和傳播，主要通過「微內容」的創造來實現。網民個性化的內容生產、挑選、創意構思，以及互動中意見的交織、匯流雖很有價值，但卻屬無償付出的部分。大多數成員通過社交媒體和關係網絡連接起了網民文化的創造性，但對他們而言，更多的是無條件地將創造合盤託出，既無經濟利益回報，也缺少決策權利的獲享。與此同時，他們還要自掏腰包打榜超話，為明星見面會、演唱會買單。其二，這種參與是態度而非意願的、有限的參與。表象上，飯圈成員可以引發話題、設計行動，以自己的意願促進共識達成，但事實上，飯圈成員大多只是通過認同，表達對明星偶像的兩種態度——要麼擁護（偶像），要麼反對（偶像競爭對手），明星最終以何種形象示人，決定權並不在他們，飯圈的意願大多懸浮於輔助的參考層面，這構成飯圈文化參與難以全面落地的現實——人數與關注的擴展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呈現，但造星民主決策的壁壘依然存在。其三，所有權始終是決策參與的核心，在這一點上，飯圈的絕大多數成員更無權益可言。他們只是通過開放途徑捲入造星運動之中，增加或減少明星的流量，而偶像始終是與他們權益無關的他者，他們的時間、精力和投入其中的智力創造被無條件佔用。這樣，參與式民主便停滯在文化表達的象徵性層面：作為具有創造性生產能力且互動活躍的飯圈成員，他們所享有的只是民主的幻象，其實質是象徵性民主與工具理性一拍即合，忠實與需求被悄然置換為文化商品的附加物。
資本、控制與文化工業「盜夢者」
不管飯圈文化的參與者們享受到了何種自由，一個潛在卻無法忽略的事實是，他們始終沒有擺脫資本的羈絆與控制，不僅如此，他們為文化工業注入了超乎尋常的新資本，使娛樂業更加有利可圖。
飯圈傳播存在一種獨特的控制結構：居於頭部的可稱為頂層，是決策層，由打造明星的出資方掌控。他們向飯圈開放其文化運作的邏輯。居於其下的可稱作推廣層——明星後援會。其核心人物「粉頭」與資方關係密切，有的就是明星團隊成員。他們會被邀請加入明星行動策劃創意之中，與資方、明星商議發展大計，因而，也常是粉絲羨慕的對象。對於粉絲來說，粉頭是消息靈通人士，且追星經驗豐富，可以發揮類似於意見領袖的作用。一方面，他們會將資方意圖千方百計地通過後援會傳達給飯圈成員，為粉絲設計、引導行動方向，確定規定動作；另一方面，後援會吸納粉絲意見，也能夠傳遞或融入到明星發展藍圖之中。推廣層有一系列部門作為運作機構，可被視作連接資方、明星與飯圈成員的橋梁，進而成為飯圈文化的一股顯在控制力量。位居基礎層的是飯圈成員，他們出於情感、興趣、實現等目的參與活動，提供關注、製造事件、貢獻流量、壯大隊伍，又有鐵粉（不問偶像成敗始終忠實熱愛和堅決支持的人）、唯粉（在了解某一成員所屬團體及其成員基本情況前提下，只喜歡這一成員——愛豆的粉絲）、CP粉（痴愛綜藝娛樂等節目中被設置為一對情侶的粉絲）、黑粉（反對某明星、惡意抹黑或挑撥明星與粉絲之間關係的人）等之分。就個體來說，有的成員身份單純，有的持交叉身份。一些成員會申請加入後援會或組建後援分支機構，完成共同任務。飯圈外圍還存在一個平臺層，如微博、QQ群、百度貼吧、豆瓣社區等，是飯圈成員的活動場域，也是一種平行控制力的來源。這樣，飯圈傳播形成了嚴密系統，其閉合循環維繫了資本控制的牢固性：資本控制意見領袖（指粉頭／核心層） 意見領袖控制後援會 後援會控制飯圈成員 飯圈成員／分支機構控制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控制社交平臺／算法／流量 平臺／算法／流量把控社會公眾關注，同時具有對明星及公司、意見領袖及後援會、應援站、飯圈個體成員及事件信息的控制力（如圖1）。
更進一步探析，明星公司是強有力的資本操控方，能夠直觀顯示明星的商業身價，並會「想盡一切辦法鼓動粉絲，爭取利益最大化」。[21]比如，他們會成立專門的數據統計機構，在固定時間推出顯示明星排名的統計坐標以「鞭策」粉絲打榜。他們會建立明星流量及其變現的監測體系，衡量明星價值，捕獲商業機遇。對於公司來說，基於熱度、流量和數據的明星號召力和粉絲購買力是資本獲益的最重要來源。
外層社交平臺也是經濟利益的主要受益者。比如，新浪微博近年來推出的明星勢力榜、超話等應用借力飯圈獲益頗豐。2019年，微博第一季度增值服務營收就達到5800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4%。[22]平臺因為擁有用戶在線行為和個人信息數據，擁有算法等技術操控手段，也掌控著支持或關閉用戶、渠道的隱蔽權力。
「你我本無緣，全靠我花錢」，對於飯圈成員來說，打榜表達對偶像的喜愛和忠誠，花錢是必選項，這構成明星資本的一個新來源。2018年，某選手在參加《偶像練習生》節目時，投票集資超過200萬元，有報導稱，粉絲為讓他守住第一位置，花費了超過1000萬元購買虛擬花。2019年僅勢力榜收入就超過1億元。[23]
通過系統的循環運行，飯圈資本控制產生了這樣的獨特之處：第一，經濟利益與文化利益密切了交換關係，偶像和粉絲結成一種不對稱的利益共同體。表面看，粉絲趣味收編了娛樂明星、產品，資本服務於飯圈文化利益。實際上，娛樂工業時刻沒有放鬆反收編，他們成了飯圈文化理想的「盜夢者」，並得以通過粉絲互動把握資本的前進方向。與此同時，飯圈打賞亦成為明星資本的關鍵部分，因而，經濟利益與文化利益的交換並不對稱。第二，最大贏家是資方主導的娛樂產業。商業資本通過流量數據的支撐形成強大影響力，飯圈不遺餘力地為其呈現夢想導向並提供消費保障。當代青年亞文化控制悖論便由此形成——飯圈群體或可通過新增資本方式影響偶像進退，但就個體而言，控制力不僅與他們無關，反而使他們被商業資本套得更深，追星行為變得更癲狂，甚至因過度沉迷引發暴力衝突等新問題。
結構功能與權力運作：作為「愛」的自組織
可以說，飯圈系統層級鮮明，資本控制力強而隱蔽，形成了富有特色、運作有力的自組織結構（如圖2）——飯圈成員按照相互默契的規則，各盡其責協調行動，自動地發揮職能作用，共同提升了飯圈文化的影響力。飯圈自組織主要由核心層（粉頭）、管理層（子系統）和基礎層（飯圈）三部分構成。從核心「粉頭」到管理層再到分支機構和普通粉絲，自組織包含了若干職能明確的子系統、次級子系統，後援會子系統成員擔負不同的責任分工：可細分為美工組、文案組、數據組、宣傳組、反黑組、財務組等，保證技術、策劃、宣傳、傳播功能的相互配合。後援會子系統通過入會方式掌控飯圈成員，一些成員又自覺建立了國內國際不同地域的次級子系統——後援分支機構組織，而分支機構在不同的活動中又可分化出更次一級的應援站等小組織機構。這就保證了信息廣域甚至全球範圍的流暢傳通。不僅如此，飯圈自組織還具有反饋系統的高效能，其內部信息流動公開，各後援會、應援站會開設社交媒體帳號，隨時發布信息供成員監督、回饋。結構功能的複雜和有序性，使飯圈得以有效運行。
飯圈自組織的特點在於，第一，目標明確，即系統、子系統、分支機構分工合作，共同為偶像做好應援。第二，飯圈具有組織規則，表現在顯規則與潛規則兩個層面。如「羊村粉絲公約」要求「接送機粉絲不要有大聲喧譁、擁擠、推搡等影響公共秩序的行為」「應援自家偶像時，請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不要因過於激動傷害到其他人」等，[24]這是「羊村」飯圈全球共享的顯規則。而明星保護意識、打賞反黑行為等則構成了主導群體的潛規則，若不遵循此道，新粉難以入圈，老粉也會遭到嫌棄，這樣，即便發生過「粉頭」圈錢跑路的事故，飯圈成員依然報以「寬容」態度，出資打賞的熱情不曾動搖。第三，特殊語言符號——拼音簡寫構成飯圈文化身份標誌。比如，dbq代表對不起，pyq表示朋友圈，zqsg意即真情實感等，不了解這些用語，就不能邁出「和Z世代（指1995～2009年間出生，受網際網路、即時通訊、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等深度影響的人群——筆者注）愉快交流的第一步」。[25]
權力關係是理解飯圈自組織的關鍵。知識界對於權力的認知主要包括兩種維度。一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權力觀。馬克斯·韋伯將權力定義為「能夠以有利於強化行為者自身意志、利益、價值觀的方式不對稱地影響其他行為者作出決定的能力」，是「在社會行動中遇到參與行動的他人反對時也要實現自己意志的機會」。[26]二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會結構理論視野下的權力，即權力是「變革的能力」——「對一種事件進行幹預，以致以某種方式變革事件的能力」。[27]馬克斯·韋伯理解的權力強調強制性、統治與不對稱的關係，[28]吉登斯則傾向於從力量對稱分布的社會系統中去理解因變革而產生的權力。
從語義上看，吉登斯的權力內涵似乎更能夠顯示出網際網路社群所擁有的力量。在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研究中，網絡社會的權力被進一步區分為四種類型：準入權、規範權、內控權和網絡建構權。[29]但對於飯圈這樣的社交群體，單純依此劃分顯得過於粗略，因這四種權力的認定還局限於技術變革框定影響的範疇，無法全面展現亞文化社群基於自我意識、目標策略所展現的行動自由及力度。與技術賦權並行的是，飯圈組織所掌控的文化權力存在著雙向性：一方面，權力對內表現為規則的強制性、主導性；另一方面，權力對外表現為文化意識的對抗性。而不管指向哪個方向，權力強制力皆源自於「愛」。因為守護愛的價值，粉絲們可以擺開大規模聯盟陣形；因為擁有愛的執著，自組織可能迸發出對抗性衝力；因為愛的不容置疑，原本平靜的社交圈子或可瞬間燃起「火焰戰」。[30]
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有生理、安全、愛、尊重等需求，自我實現居於需求的最高層次。[31]飯圈將愛的情感投射於偶像之上，因偶像滿足了他們的多種訴求——如理解、愛、尊重。愛偶像代表著他們對青春價值的肯定：愛美、好玩、勵志。愛偶像填補了他們對夢中伴侶求之不得的缺失。愛偶像更傳遞出他們達成目標、實現自我的渴望。深入探究這種執愛的原動力，「自戀性自我映射」（narcissistic self-reflection）理論可以打開一扇理解的天窗。歷史學家拉什（Christopher Lasch）指出，消費主義催生自戀文化，其重要支撐就是媒介和粉絲。桑德沃斯（Cornel Sandvoss）進一步認為，在自戀心理之下，粉絲對於對象會產生「自戀性自我映射」，通過尋找共同點，他們會把自身的體貌特徵、經歷、價值信仰投射到對象身上，對象因此成了自我的延伸。一方面，消費為自我認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符號資源；另一方面，消費又將自我整合進經濟、社會和文化主導的秩序中。[32]
不僅如此，亞文化成員藉助組織、借力算法技術相互辨認、相互學習、相互補充，更可快速產生有效的自我引導，領悟到自我類群體的強大。這樣一來，社交中的自我便充滿樂趣——既擁有影響他人行為、製造事件的能力，又能夠讓成員擺脫作為個體的孤獨無力。於是，「愛」的自組織成就了青春夢想，慫恿著文化個體如飛蛾一般撲向飯圈。
結語：一種亞文化的高光時刻
上述種種表明，飯圈文化雖以不斷攀升的人群數量和影響力左右著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但卻始終蔓生在主流文化的邊緣，沒有改變粉絲群體標榜先鋒的亞文化底色：飯圈文化經歷了從線下到線上、從個體到群體、從個人行為選擇到平臺事件運作的歷程，卻仍未脫離象徵性民主參與的狀態；這一文化形成了嚴密的「愛」的自組織結構，發揮出有限權力的強制力，但其內部決策權、所有權、控制權仍然旁落，娛樂資本的主導地位並未改觀。
然而，即便如此，近年來另一種現象還是格外引人注目。2019年8月，一個喧嚷香港獨立、抹黑中國的海外論壇，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裡被飯圈女孩刷了5萬多個回擊帖，飯圈女孩聯盟為共同的愛豆「阿中」（即中國）打響了輿論保衛戰。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平臺上，她們列數據、做動漫、寫文案、上視頻，擺事實講道理，分工合作表達愛國立場，為當代青年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表達積累了獨特的文化經驗。
多方聯動形成合力，飯圈也成為參與社會行動的一支重要力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飯圈組織及個人自發捐款捐物，在公益領域發揮作用。「FUNJI粉絲團抗疫公益行動記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2月29日，飯圈為疫情捐款超800萬元，捐口罩超100萬隻，還捐助其他醫用物資及生理用品。[33]在共同完成一件件大事的過程中，飯圈成員「獲得了集體組織的安全感和力量感，也從中獲得了日常生活難以企及的使命感和崇高感」。[34]
參與社會治理行動的高效運作，從一個側面顯示出飯圈文化理性發展的現實，這啟發我們作出如下的憧憬——如果一種亞文化不僅擁有它獨特的話語表達和行為風格，還具有吸納和形塑更廣泛社會群體的理性、規則，以及實現共同價值目標的資源與能力，那它便不再是「從大眾文化攫取、借用的殘留物」，[35]就真正擁有了打造社會生活的實力，進而，必然迎來步入主流文化的高光時刻。
注釋
[1]［德］沃爾夫岡·弗裡茨·豪格：《文化差異》，楊俊傑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頁。
[2]劉繼林：《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論及「關鍵詞」研究給予中國的意義》，《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3]Gordon, M., "The Concept of the Subcul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Social Forces, 1947(1).
[4]參見［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盜獵者》，鄭熙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5]Price, L.; Robinson L., "'Being in a Knowledge Spac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Cult Media Fa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6(7).
[6]參見《劉忠德批評超女語錄》，新浪網，http://ent.sina.com.cn，2006年5月3日更新；《超女粉絲偶像情結之批判》 百度貼吧，https://tieba.baidu.com/p/125448192?red_tag=1965194535，2006年8月20日更新。
[7]胡岑岑：《從「追星族」到「飯圈」》，《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8]Fiske, J.,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30-49.
[9]Hebdige, D.,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Critical Quarterly, 1995(6)
[10]Jenkins, H.,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45.
[11]［美］勞倫斯·格羅斯伯格：《這屋裡有粉絲嗎？——粉都的情感感受力》，陶東風主編：《粉絲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4～136頁。
[12]徐甜：《我國飯圈亞文化現象的危害及其引導路徑》，《新媒體研究》，2020年第8期。
[13]楊玲：《西方消費理論視野中的粉絲文化研究》，《長江學術》，2011年第1期。
[14]劉迅、張喻萱：《國內「飯圈」的自我建構及功能價值分析》，《四川戲劇》，2020年第3期。
[15]袁志香：《「飯圈文化」下青年主體意識的建構》，《人民論壇》，2020年5月中。
[16]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31.
[17]Tapscott, D.; Williams, A.,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Penguin, 2007, p. 15.
[18]Shirky, C., Cognitive Surplus: How Technology Makes Consumers into Collaborators, London: Penguin, 2011, p. 27.
[19]［美］羅伯特·A.達爾：《論政治平等》，謝嶽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頁。
[20]參見［英］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燕繼榮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21]仇玉娟：《飯圈文化：傳播學視角下的粉絲文化2.0》，《衛星電視與寬帶多媒體》，2020年第8期。
[22]《微博發布2019年第一季度財報》，新浪遊戲，http://games.sina.com.cn/y/n/2019-05-23/hvhiews4076886.shtml，2019年5月23日。
[23][25]孫翼飛：《流量時代下的飯圈KPI》，《新金融觀察》，2019年7月29日。
[24]《羊村粉絲公約》，虎撲網，https://bbs.hupu.com/36035612.html，2020年6月17日。
[26]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926.
[27]Giddens, A.,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p. 7.
[28]Habermas, J.,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87.
[29]Manuel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3-47.
[30][31]孟威：《網絡互動——意義詮釋與規則探討》，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147、156頁。
[32]Sandvoss, C.,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p. 95-109, pp. 113-114, pp. 154-165.
[33]《當飯圈女孩衝上抗疫場》，澎湃網，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46110，2020年3月23日。
[34]陳麗琴：《飯圈女孩「進化」的行動邏輯與「共意」建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0 年第3期。
[35]［美］亨利·詹金斯：《大眾文化：粉絲、盜獵者、遊牧民——德塞都的大眾文化審美》，《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孟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網絡學研究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為網絡新媒體及其社會影響、輿論、媒介倫理、素養、媒體融合。主要著作有《網絡互動：意義詮釋與規則探討》《媒介倫理的道德論據》《傳播實踐與思考》等。
責 編／肖晗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