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遠，近代史學者，《燕京大學1919-1952》作者
全文4700餘字，讀完約需9分鐘
大學的宗旨是給予良好的教育，包括對人的各方面的教育。它（燕京大學）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
燕京大學逐漸取得成功以後，司徒雷登曾說過一句非常謙虛的話，大意是，他在學校裡的啟發作用特別小，只是給學校創造了一種環境，讓教師們得以安心地按照他們的思想去發展學術，以及他們對於學生的教育。這其實是非常了得的。
「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民國整個的教育格局是「一體兩翼」。一翼是二三十年代興起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教育，主要針對沒有上過學而又已經步入社會的平民；另一翼則是正規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大學是成體系的。正規教育體系內，大學則存在一個三足鼎立的彈性差序格局——教會大學、私立大學和國立大學。
在這個格局之內，民國的整個大學教育基本上是良性發展的。
其中，國立大學因為有國家力量支持，無論是財力、師資，還是課程設置等方面，都比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好一些；相對來說，後二者在起步時狀況非常差。在人們的印象中，因為有教會作為支撐，教會大學經費充足。其實不是，教會的支撐很有限，而且教會給的每分錢都會有要求要怎麼用。
以燕京大學為例，司徒雷登收到燕京大學校長的正式聘書後，他身邊的幾個朋友都認為那幾乎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勸他不要去；只有他的老朋友亨利·盧斯（Henry W. Luce，即《時代》周刊創辦人盧斯（Henry R. Luce）的父親）說可以去，但是，他也提醒司徒雷登，要注意仔細審查經費方面的問題。
1919年初，司徒雷登被聘請為首任燕京大學校長，他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要重新考慮校園選址的問題；二是他不負責財政方面的事務。但是，他才一上任就發現，自己不可能不為學校的財政問題頭疼。當時，燕京大學只有五間教室，符合大學教書條件的老師只有兩個中國的博士，學生不足百人，而且經費很不充足，招聘夠資格的教師、購置教學設備和圖書、建設新校舍等各方面都面臨很大困難。
籌款、選擇新校址
在司徒雷登的構想中，燕京大學將來要成為可以跟世界其他一流大學比肩的學校。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資金保障，這一設想根本沒法實施。為此，他不得不認真對待募捐問題。
他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是請亨利·盧斯擔任副校長，主要負責在美國為學校籌集資金。盧斯曾參與齊魯大學的創辦，主要負責為校園和校舍籌集資金。他上任燕京大學副校長後，很快就回到美國募捐。當時一起在美國募捐的洪業（史學家，後曾出任燕京大學教務長）後來回憶，盧斯常常一早就醒了，花費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慢慢整理捐款人檔案，並計劃什麼時候要去見什麼人。
▲1940年的齊魯大學（1904-1952年）校園，該校是一所綜合性教會大學，由來自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的多個基督教差會聯合開辦。 ?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司徒雷登自己也參與籌款。一方面，他在十五年內十次赴美募集資金。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在中國結交政商界的知名人士，請他們為學校捐款。1924年，燕京大學制訂了一個發展中國資助人的計劃。1924年到1936年間，這一計劃先後在天津、瀋陽、哈爾濱、大連、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展開，在每個城市都建立了一個對燕京大學懷有良好願望的人組成的核心，其中就有杜月笙、孔祥熙、蔣介石等。
經過努力，燕京大學的募捐有一些成果。據資料記載，盧斯、洪業、司徒雷登在美國共募集資金2000萬美元，為燕京大學後來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
在充足的辦學經費之外，司徒雷登認為，要把燕京大學建成能趕上美國哈佛、英國劍橋的大學，還需要為它重新選擇一個適宜發展的校址。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記載，他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但久久找不到一塊合適的地產。
直到有一天，他應約去清華，有朋友推薦了清華園對面的一個園地。那個園地本來是清朝一位王爺的，後來轉到了一個叫陳樹藩的陝西督軍的手上，而陳樹藩買下來時為了給他的父親養老。
司徒雷登下定決心要買到這個園地來建新校園。於是，他發揮自己「中國通」的能力，先是找到了陳樹藩父親的朋友，了解到老人喜好秦腔。然後託同樣是秦腔迷而又與老人交往頻繁的朋友做「中間人」，並在有了成交的希望後，前往陝西會談。司徒雷登漂亮的京腔和周到的禮儀，在會談過程中給在場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終，陳樹藩及其父親以六萬大洋的價格把園子賣給燕京大學，並把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獎學金。
經過六年建設，建成了後來的燕園，也就是今天的北大校園。司徒雷登從一開始就決定按中國的園林景致和樓宇風格來建築校舍，並且結合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燕園建成後，一度被評價為「中國最漂亮的大學校園」，甚至「全世界最美麗的校園」。
▲1926年的燕京大學校園。 Yenching University
今天的北大校園也很美麗，但是，一些老人們講，在燕京大學時期，那裡比現在還要美。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侯仁之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後為北京大學教授）在北大校園裡散步，侯老邊走邊向我介紹校園各處過去式什麼樣的，當時後來還表示：「哼，哪裡像現在（這樣）？」但是，說完似乎覺得不妥，也就沒有繼續說下去。
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
充足的資金和適宜發展的美麗校園為燕京大學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司徒雷登對辦學宗旨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更為關鍵的原因。
燕京大學的前身是三所教會學校，華北協和大學、匯文大學以及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它們的根本目標都是為基督教服務，而非為教育。在這三所大學計劃合併為燕京大學時，辦學的整體方向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執掌燕京大學的校長才有所突破。
司徒雷登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有強烈的宗教情結，但是，他並不像父輩傳教士們一樣，希望燕京大學僅僅成為基督教宣教運動的一部分。在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他曾寫到：「它（燕京大學）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同時也受當時國內正在發生的非基督教運動的影響，司徒雷登不硬要求學生去教堂做禮拜，或強求他們參加宗教藝術。同時，跟教學人員明確提出，不應在學業上優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能給那些拒絕信教的學生製造障礙。
到燕京大學工作的幾個月後，司徒雷登與另外兩位同事，郭查理（C.H.Corbett）、博晨光一起為燕京大學制定了校訓——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務。在後來的三十幾年歷史中，這個校訓演化為燕京精神，成為燕京人的一種氣質。
1949年以前，每一個學校都跟另外一個學校不一樣，北京大學的學生跟清華大學的學生不一樣，燕京大學的學生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不一樣。那時候，可以從一個人的言談舉止裡就分辨出他出自哪所學校。北大人是那種拂袖而去的精神，清華人是務實的精神，燕京人身上則有一種強烈的服務社會的精神。司徒雷登想培養的正是心懷世界的人。
1925年，當時的教育部公布私立學校立案條例之後，燕京大學甚至把宗教課也改為了選修。1929年，燕京大學被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定名為「私立燕京大學」。
事實上，燕京大學向政府立案，當時在教會內部是存在爭議的。有些人認為為了立案，燕京大學付出了太多的代價，尤其是宣教方面的代價，除了前述的放棄強制參加基督教活動、把宗教課程改為選修，最重要的則是宗教學院被要求分離。面對質疑，司徒雷登的回答是：
「大學的宗旨是給予良好的教育，它包括對人的各方面的教育。經驗似乎表明，由於實行這種政策，燕京——因此也包括與燕京相關的整個基督教事業——得到了中國各階層的尊敬和友誼。與其明確宣稱我們即是一個宣傳機構又是一所真正的大學，從而使自己處於一種尷尬地位相比較，這種做法（立案並獲得批准）傳播福音的價值要大得多。」
燕京大學的學術崛起
最早，燕京大學有家政專業、製革專業、護士專業，等等，主要是一些職業技術型的課程。從學術上來講，這些專業沒有太多學術含量，主要是為了學生畢業以後的出路。
但是，隨著中國的局勢在1920年代的急劇變化，司徒雷登認識到文史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希望燕京大學能培養出可以管理國家、發展工業、改革社會和推進教育的人才。由此，燕京大學開始走向綜合學術體系的建設，尤其是人文科學，例如社會學系、新聞系，等等。
燕京大學是什麼時候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地位的？我認為1928年是一個關鍵點。
這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等院校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燕京大學被列為全亞洲最好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並認定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直接進入美國的研究生院攻讀學位。此外，這年還發生了一個最為標誌性和影響深遠的事件——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
哈佛大學是公認的美國第一流大學，學術名聲極為響亮，有良好的教學、研究條件，是西方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1928年1月，在美國霍爾基金會的資助下，哈佛燕京學社正式成立，目的是「通過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以及中國其他研究機構的合作」，資助出版有關中國學方面的研究成果。
對於兩所大學的這一聯合，司徒雷登說過一句很有水平、很有藝術的話，大意是，「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大學的美好名字同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連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他每個字看著都很謙虛，但是其實是非常高明地要把燕京大學突出。
哈佛燕京學社本部設立在哈佛大學。不久，燕京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國學研究所也在1928年2月宣告成立。1928年起，兩所大學也開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訪問學者。
當年那些被燕京大學派往哈佛的學者，後來都成為了各領域內的「學術重鎮」。比如，世界古代及中世紀史、先秦史專家齊思和；人類學和民族學專家林耀華；魏晉南北朝史及日本史專家周一良……
而被哈佛大學派往燕京大學的學生之後的成就也非常大，其中就有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和李約瑟（Joseph Needham）。費正清於1932年至1933年間接受哈佛燕京學社邀請來華研究深造，後來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建立了東亞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這些由哈佛燕京學社造就的人才，使得它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兩所大學大學的這一聯合，也讓本來名不見經傳的燕京大學一躍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創建的edX線上課程平臺有一門名為《ChinaX》的公開課，邀請了十餘位哈佛教授講述中國的歷史、地理、哲學、文學、政治、藝術……其中之一的漢學家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即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所長。 ? ChinaX
那個時候，燕京大學的學科設置的重點轉到了人文科學，也是成績斐然。
尤其是歷史學科，我特別佩服洪業先生。他在建設燕京大學歷史系的時候，特別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他培養出了許多後來的學術大家，尤其是在斷代史方面，例如研究春秋戰國史的齊思和、研究漢代史的瞿同祖、研究魏晉六朝史的周一良等等；此外，還有後來在佛教史、宗教史、制度史、服飾史等領域做出巨大學術貢獻的一批學者。我認為，歷史對於洪業先生的評價遠遠不夠，他不只是一個歷史學家，更重要的還是一個歷史教育學家，甚至可以說是中國一百多年來最偉大的歷史教育家。
燕京大學的啟示
燕京大學的成才率為什麼那麼高？我認為，主要有三點啟示。
第一，得財。司徒雷登從一開始就特別注意教學經費。如果沒有經費支持，這個學校就會慢慢枯萎下去，尤其是在高質量的教師隊伍方面。
在民國八年、九年的時候，教育系統財政非常匱乏，北大就發生過欠薪事件，教授好幾個月拿不到工資。而恰好是那個時候，燕京大學在亨利·盧斯和司徒雷登等人的努力下，有比較充足的經費，而且給教授的月薪也比較高。這就吸引了一大批在學術界的大師來到燕京大學，包括洪業、馮友蘭、吳文藻、雷潔瓊、陳垣、周作人、顧頡剛、錢穆、朱自清等等。此外，燕京大學還吸引了一批自己培養的學者，包括冰心、許地山、齊思和等。這些名教授的加盟使得燕京大學本來比較薄弱的文史專業得到了大大的提升，為它後來取得的較高的學術成就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得才。司徒雷登特別注意延攬優秀人才，可以說是不遺餘力。除了前面講到的那些教授，我覺得要著重提出的是他對傅涇波的招攬。和司徒雷登認識的時候，傅涇波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後來轉到了燕京大學。在燕京大學，傅涇波一邊讀書，一邊幫助司徒雷登工作。1920年，為了幫助司徒雷登打開在中國文化教育界的局面，他專門為司徒雷登在崇文門內盔甲廠的住宅內安排了一個12人參加的宴會，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蔣夢麟、周貽春等當時教育界的大佬。在司徒雷登與中國當時政商界人士的溝通中，傅涇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司徒雷登對教師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燕京大學逐漸取得成功以後，司徒雷登曾說過一句非常謙虛的話，大意是，他在學校裡的啟發作用特別小，只是給學校創造了一種環境，讓教師們得以安心地按照他們的思想去發展學術，以及他們對於學生的教育。這其實是非常了得的。
第三，借勢。司徒雷登特別善於把不利的條件轉化為有利。
1922年，針對教會大學，中國發生了非基督教運動和回收教育權運動，對於教會大學就像是「滅頂之災」。但是，司徒雷登恰恰是通過對這兩個運動的回應，在中國獲得了較高的認可。他的回應的核心，就包括前面講到的一系列去宗教形式、改革辦學宗旨等舉措。
燕京大學是中國所有教會大學中最早向政府進行教育備案的學校，這和司徒雷登從一開始就想把燕京大學辦成一個中國的大學有關。
*原標題《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根據陳遠於2018年5月在「知不知沙龍」上的發言整理，經本人確認。整理者：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