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白化」的亞裔美國人

2021-02-15 界面新聞

上周四,美國司法部對起訴哈佛大學在招生中對他們進行種族歧視的亞洲學生表示了支持。司法部在一份法律文件中寫道,在哈佛大學的招生程序裡,「與其他種族群體的申請者相比,亞裔申請者處於明顯的劣勢」。這份聲明是由司法部的民權部門基於「學生支持公平錄取」(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訴哈佛大學的案件作出的。前者是一個反對以種族為根據的平權法案的組織。

在六月份的一系列訴訟文件裡,「學生支持公平錄取」發布了他們聲稱可以證明其主張的文件。尤其是一份來自哈佛內部調查部門的報告發現,如果只考慮學術表現,亞裔申請者將會佔錄取人數的43%。在將哈佛所偏愛的校友子女優先錄取,運動員,課外活動,個人特質這些因素納入考慮後的模型裡,亞裔錄取人數佔比將會下降至26%,而白人學生錄取比例將會上升。但是一旦將「人群分布」因素納入後,亞裔和白人學生的錄取比例都將下降,分別為18%和44%。一言以蔽之:將種族因素考慮在內的錄取政策傷害了亞裔和白人。

表面上來看,這個案子是關於亞裔遭受歧視的。但從深層次來說,在最近的數次法律行動裡,某些亞裔美國人群體站在白人一邊,讓人對他們的地位產生了疑問。(一名哈佛大學的女發言人說「學生支持公平錄取」發布的研究所採用的錄取數據有限,其研究結果是初步且不完整的;哈佛大學委託的另一項研究沒有發現歧視的證據。關於訴訟,另外一名學院女發言人說哈佛在錄取過程中沒有歧視,並將為繼續追求多樣化的學生構成而努力。)

今年早些時候,白人男性工程師James Damore以遭受了基於自己種族和性別的歧視而將前任僱主谷歌告上法庭,稱公司實行了非法的招聘配額。根據他的訴訟書所言,這一配額導致了「僅僅因為白人和亞裔男性作為非女性或者非受優待少數族裔的身份,他們就沒有獲得職位或升職。」

今年一月份的另一樁訴訟裡,前YouTube員工Arne Wilburg,一個白人男性,也將YouTube的母公司谷歌告上了法庭。他聲稱公司的招聘不僅系統性地歧視了白人,也系統性地歧視了亞裔。一名發言人說,谷歌將「強有力地為自己辯護」,並稱「我們有清晰的招聘原則,以求職者的優秀程度而不是他們的身份作為僱傭標準。同時,我們也力圖在公開職位上擴大合格求職者的多樣性,這並無過錯,因為這幫助我們招聘到最好的人才,提升我們的文化,創造更好的產品。」

值得注意的是,起訴哈佛這一組織的領頭人Edward Blum以前也曾以類似的理由起訴過大學——但在這些案例中,他代表的是白人學生,而不是亞裔學生。2008年,他協助代理了Abigail Fisher的案件,後者起訴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聲稱該校在招生過程中以她的白人種族身份而不予錄取。在2014年Blum的團隊起訴哈佛的同一天,他們向北卡羅來納地區法院控告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錄取歧視行為,這兩次也是代表白人學生。

哈佛和谷歌的案件將白人和亞裔結合在一起,似乎一同發出了所謂逆向歧視的控訴——雖然2017年亞裔佔美國總人口的6%,是統計學上的少數,而近77%的白人則不是。這些法律行動似乎是指向不分種族的機會平等的。但實際上它們表明的是,在社會的精英梯隊裡,亞洲人和白人一樣是特權階層,隨著其他種族群體的崛起,他們正在被拉下來。

「亞裔美國人」這個詞指稱的是一個極其多樣化的群體,包括幾十個民族、宗教和種族,以及參差多樣的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地位。但是,將白人和亞裔視為相似種族群體的做法,認為兩者都受到了包含種族因素的求職和教育政策的傷害,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亞裔美國人內部的巨大差異。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分析,儘管亞裔是美國所有種族和族裔群體中收入最高的——2016年的年收入中位數為51288美元——但亞裔內部的收入不平等也是最高的。他們已經取代了黑人,成為美國經濟分化程度最高的種族或族裔群體。谷歌和哈佛的案件主要集中在教育水平高,社會經濟地位高或者職業地位高的亞裔身上,暗示這一階層的亞裔的命運與白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

將特定的亞裔群體與白人並列讓人想起了歷史上的先例:一些族群從少數群體的地位逐漸變成了主流種族的一部分。社會學家對此現象有一個名字:「白化」(whitening)。「它指的是白人種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擴大,囊括了以前被認為是非白人的人,如愛爾蘭人、義大利人和猶太人。一些社會學家推斷,在下一輪白化浪潮中,亞裔和拉丁裔可能會溶於白人之中,因為一些人在文化上融入了白人的規範和文化,並被白人視為白人同胞。「對於誰是白人,哪些群體屬於哪些群體不屬於白人的看法是可塑的,而且已經改變了。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些看法是不一樣的。」寫過白化問題的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Jonathan Warren告訴我。

正在白化的亞裔美國人 圖片來源:Getty / Najeebah Al-Ghadban

最近的訴訟與此前白化的過程有頗多相似——部分來說,是非白人群體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站在了促進白人利益的這一邊。一些愛爾蘭裔美國人曾經和美國黑人生活在一起,與黑人交往,持有反奴隸制的觀點。但支持奴隸制的民主黨對他們獻殷勤,最終他們加入了民主黨,並開始為自己新獲得的白人身份而自豪,擁抱了反黑人的立場。幾個世紀後,他們被認為是美國的白人。階級也影響了人們對少數族群的看法。耶魯大學歷史教授Mathew Jacobson認為,白化的理念部分源自巴西,那裡有一種葡萄牙語說法,翻譯過來就是「金錢讓人變白」。Jacobson說,這個意思就是「如果你沿著經濟階梯向上爬,你會神奇地變成白人。類似的一些想法已經被移植到美國。」

當然,作為一個整體的亞裔並不被認為是白人:2018年的人口普查表格允許受訪者從許多亞洲族裔中進行選擇。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學者都認為亞裔和拉丁裔會白化——Warren和Jacobson都表示不會,至少不會達到之前的程度。正如Jacobson所指出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亞裔和拉丁裔都被貼上了種族刻板印象,比如他所說的「模範數學學生」和「移民威脅」,這些刻板印象把他們視為外國人和非白人。

我幼年和家人移民到了美國,在南方的小城鎮長大。我經常是班上唯一的亞洲人,有時我的同學會毫不猶豫地因為我的文化和種族而排斥或嘲笑我。我的經歷不是白人的經歷。亞裔,包括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在很多方面也並沒有特權。在所有種族群體中,他們最不可能被提升到管理層。媒體上很少反映他們的形象,要不然就是其角色被白人扮演,或者呈現為負面的刻板形象。

雖然我和我的父母是臺灣地區移民,到達美國時他們沒有多少錢,但我們最終爬上了經濟階梯,成為了舒適的中產階級。作為一個成年人,我認為自己屬於一個巴基斯坦裔美國朋友半開玩笑地稱之為「小資亞洲人」的社會經濟群體。我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常春藤聯盟學校的學位,住在世界上最昂貴的城市之一。在閱讀和寫作這些案件的過程中,我不得不認真思考我作為一名華裔美國女性的經歷,以及我是否被視為少數群體——或者被外界力量推向了白人的地位。當我自問是否曾得到過白人特權時,我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舒服。我向一位朋友講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潛在的僱主隨口評論說他們能「看出來」我是一個勤奮工作的人。「他們怎麼會知道?」我惱火地說道,「我工作沒那麼努力。「我的黑人朋友停頓了一下,然後說,「那」——即沒來由地認為我是一個努力工作的人——「聽起來好像能讓你得到這份工作。"

他說的沒錯。受到白人的青睞,幫助我買下了很稱心的房子。它幫助我加薪,甚或是幫助我拿下工作本身。這並不是說我沒有誠實地取得自己的成就。但是當警察在我附近時,我並不擔心我的生命。當我走進某個人時對方從來沒有跑到街對面去,也沒有人在商店裡監視我。大多數時候,我不認為自己在面對執法部門、尋找房子或在零售店時受到負面的種族偏見影響。我對白人社會如何看待我沒有任何幻想。但是,作為一名相對享有特權的東亞女性,我面臨的種族主義和歧視在某些情況下與其他少數群體,包括背景和社會經濟地位與我相異的亞洲人相比,有著明顯的不同。

儘管如此,與其他有色人種分開歸類還是讓我不安。2015年至2016年,當我在哥倫比亞商學院學習時,招生辦公室與學生團體共同主辦了一次名為「多樣性很重要」的招募活動,目的是在學院「宣揚多樣性和包容性」。它由代表黑人、LGBTQ、西班牙裔和退役士兵學生的學生協會組成。亞裔學生團體明顯被排除在外。這個信息既微妙又有害:亞洲人對校園的多樣性沒有貢獻(哥倫比亞商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沒有回覆對此置評的請求)。哥倫比亞大學校長Lee Bollinger一直是平權行動的有力支持者,這也許會帶來更多的諷刺;在此之前,作為密西根大學的校長,他在最高法院的Grutter訴Bollinger案中主張學生成員的多樣性。此案中,一名白人學生起訴了該大學的法學院。在研究哈佛和谷歌的案件、白化的歷史,以及反思我自己的經歷時,我開始思考美國的種族未來,以及種族群體如何站隊和重新站隊。當享有特權的亞裔美國人和白人一起論證逆向歧視的發生時,前者成了將有色人種分開的楔子,使他們彼此對立,而且確實也和特權較少的亞裔美國人對立了起來。民調顯示,一半以上的亞裔美國人支持平權行動。亞裔美國人團體,如18millionrising.org和「亞裔美國人推進正義」,堅決抵制這種楔子作用的發生。後者甚至代表亞裔哈佛學生和申請者,以及一些黑人、拉丁裔和土著北美人學生,申請成為哈佛訴訟的參與者,為平權行動辯護。Sally Chen今年秋天將成為哈佛大學的一名大四學生,她加入了「亞裔美國人推進正義」的行列。她告訴我,「我認為參與一種反向的守門工作令人難過,」她說,「感覺我們都在爭搶留給非白人的有限位子。相比之下,哈佛仍然有49 %是白人。這表明什麼?"我一直為我的根源感到自豪,但最近,我開始質問自己為了融入一個白人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到底自願公開了多少自己的文化。美國社會建立在白人喜歡和不喜歡的東西之上。他們決定哪些外國食物是「時尚的」(泡泡茶、墨西哥卷餅),哪些是「噁心的」或「異國風味的」(比如,牛肚湯或醃豬耳朵)。可接受行為的美國標準——說話的方式,使用的語言,在主流公司吃的食物——都是根據白人的口味精心定製的。這是有道理的。白人統治著這個國家及其絕大多數機構。他們擁有大部分的財富。因而在大學入學問題上,一些亞裔美國人和白人站在一起並不奇怪。畢竟,迎合白人口味是晉升的基本要求。但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翻譯: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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