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感染病學的「華山」路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鮑安琪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漢封城第二天。
82歲的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終身教授翁心華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參加上海市新冠肺炎臨床救治專家組會議。他因此取消了當晚的年夜飯。過年不好打車，他的學生、專家組組長張文宏特意開車來接他。
在車上，翁心華笑著對張文宏說，SARS時自己在上海弄了半年只弄了8個病人，這次上海首例確診才4天，就20個確診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點)。自己的第一感覺是，這次新冠病毒的傳播力比SARS還要更強一些。
「從那時起我就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全部投進去研究這個疾病的防控，這與翁老師早期就提醒我們要重視這個病是有關係的。」張文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7年前SARS時，我做上海專家諮詢組組長，想不到17年後我的學生替代我來做組長了。他很有能力，他會做得比我更好。」在這次上海臨床救治專家組會議上，翁心華如是說。
從傳染到感染
2002年10月，翁心華當選為第七屆中華醫學會傳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李蘭娟等為副主任委員(後李蘭娟接任第八屆主任委員)。他們的首要工作目標，是將傳染病學分會改名為感染病學分會。
這是從北京協和醫院教授王愛霞、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華，三任主委接力的目標。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醫學界學習蘇聯模式，建立了以治療肝病為主的傳染病科。但業內有識之士已認識到，中國的感染病學科應該與國際接軌，與抗生素、公共衛生事業等結合，向「大感染」學科回歸。
這也是翁心華的老師戴自英多年努力的方向。
戴自英曾師從青黴素髮明者之一、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牛津大學病理學教授弗洛裡，1950年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回國。1955年，創建了華山醫院傳染科。
1962年，翁心華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進入其附屬華山醫院傳染病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華的大學老師徐肇玥為副主任。傳染科工作條件艱苦，幾乎是醫院裡條件最差的一個科室。戴自英告誡他們：「傳染科醫生要挑得起擔子，經得住考驗，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與其他醫院的傳染科大都實行大一統的蘇聯模式不同，自創建以來，戴自英主導的傳染科就實行一種混合模式：既有蘇聯模式的專門收治傳染性疾病的隔離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
戴自英還是中國臨床抗生素學奠基人，1963年在上海主持創建了中國首家抗生素臨床研究室。抗生素領域涉及許多出自拉丁文的細菌名與藥名，發音獨特，連學外語的人也讀不準。戴自英的研究生，後來曾任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華山醫院黨委書記的張永信回憶，他們對戴老師的原版英式英語非常羨慕，但仿學很難。一次張永信試探地問能否錄音，戴自英欣然同意，認真地將常用細菌名慢讀一遍，個別特殊的還加以重複。後來那盤正版磁帶被同學們反覆翻錄。
華山醫院現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長、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華山醫院感染病學科的整個亞專科是國內最全，與國際最接軌的。這是因為，一開始他們就是兩條腿走路，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兩條線組成。「有了這兩塊，你的感染科才真正能叫做感染科。」
1984年12月，戴自英退休。翁心華接替他，擔任了華山醫院傳染科主任。他有意識地請戴老師發表文章，引起討論，為學科轉型做準備。
戴自英提出，釐清「傳染」和「感染」的概念，正本清源。國內譯為傳染病的「infectious disease」，在國際上被稱為感染性疾病。雖然兩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蟲所致，但感染病的概念大於傳染病(contagious disease)，還包含非傳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這一認識逐漸成為共識。1999年，第六屆全國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學術會議一致通過了學科更名的決議。改名需要獲得民政部的批准。經過三年報批，終於在翁心華的主委任上獲得批准。
翁心華說，這不是三個字名稱的改動，實際上是學科走向的變革。「這種拓寬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們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要求。」
SARS防治的上海標準
翁心華剛接任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就遭遇到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考驗：SARS來了。
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廣東佛山市發生。2003年2月，上海拉開了防治SARS的序幕。
上海市醫學會向上海市衛生局推薦，由翁心華來擔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後期改稱SARS)專家諮詢組組長。2003年3月底，翁心華剛從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會議返回上海，即收到任命。
專家諮詢組由上海市衛生局牽頭，由20位來自感染科、呼吸科、臨床微生物、流行病學、重症急救等方面的頂尖專家組成。
幾乎與此同時，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出現了。3月27日，一位從香港回來的女士來到上海一家區級醫院發熱門診就診，隨即轉入上海定點收治SARS病人的上海市傳染病醫院。4月2日，被確診為SARS。
其中，對北京來上海旅遊的一位57歲女患者的救治是最困難的。她的肺部出現繼發煙麴黴感染，情況危急。當時國內有兩性黴素B可以治療煙麴黴病，但副作用大，專家組認為患者當時的身體狀況難以承受。華山醫院感染病學科終身教授、時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長張嬰元提出，可以使用伏立康唑。
上海市傳染病醫院主任醫師、分管臨床救治的專家組成員巫善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伏立康唑是專門針對深部真菌感染的新藥，當時還未獲批進入中國。SARS期間，輝瑞公司向中國捐贈了一批伏立康唑。該藥上海無貨，經市領導親自批示，向北京緊急求援。20支伏立康唑由東航運抵上海，送至隔離病區的醫生手中。患者康復出院，成為上海最後一位出院的患者。
疫情中，中國境內(含香港)累計7000多人感染，死亡649人。其中，北京、廣東、香港特區感染人數均超千人。而上海市僅8人感染，2人死亡，其中7人為輸入性病例，僅一例屬家庭繼發性感染，無一例內源性感染，醫務人員沒有出現一例感染。
之所以有這樣的成績單，翁心華覺得，跟他們牢牢堅持流行病學史有關。
2003年4月14日，衛生部公布了SARS的五條臨床診斷標準，包括5個方面：流行病學史、發熱咳嗽氣促等症狀和體徵、早期白血球計數不高等實驗室檢查結果、肺部影像學改變病變、抗菌藥物無明顯效果。4月20日，衛生部下發調整後的診斷標準，不再強調流行病學接觸史，只要同時符合第二、三、四條標準即可診斷為疑似病人。
4月20日晚8點，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劉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緊急召集會議，研究調整後的診斷標準，上海市專家諮詢組成員悉數到場。
翁心華明確提出，不太同意刪掉「有流行病學史」，對於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都應堅持流行病學史。這個意見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劉俊局長是非常有能力的一個領導，他非常支持我們專家的想法。」翁心華說。
會議一直持續到11點多才結束。從疾控中心出來時，正下著大雨。翁心華說，這不是傾盆大雨了，這是「傾缸大雨」。他搭的是專家組成員、長徵醫院傳染科主任繆曉輝的車。雨水模糊了擋風玻璃，看不清前方路況，也不知道開在什麼路上。車逆向駛上了一條單行道，開了一段距離才發現，但沒有辦法，只能繼續向前開。不知過了多久，翁心華終於安全回到了位於肇嘉浜路附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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