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個人紀錄片的假想與現實
紀錄片在中國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行業，無論是傳播渠道、電影的行業意識，還是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都落後很多
本刊記者/萬佳歡
《天賜》用紀實手法拍攝，導演孫憲重新把多個黑尾鷗家庭的素材組合起來編寫故事情節，講述了一個虛構的主人公黑尾鷗「天賜」的成長勵志故事。
儘管孫憲並不認為自己的影片是一部純粹的紀錄片，但影片的拍攝歷程卻是國內個體紀錄片拍攝者的普遍遭遇，它也許能讓國內紀錄片行業中一些盲目的從業者和投資方得到警醒：一個業餘導演用7年的時間兌現了自己的理想和堅持，可是，接下來呢？
無市場無利益無專業的三無創作境況
在2006年底廣州國際紀錄片大會上，孫憲第一次得知了國內唯一的專業紀錄片代理商北京零頻道的存在，並且通過郵件找到了公司總經理鄭瓊，請她幫忙找贊助。
看完孫憲利用《天賜》空檔拍出來的關於天鵝的紀錄片《老袁》，鄭瓊索性親自前往威海。她跟孫憲談了中國紀錄片的現實生存狀況：贊助不好找；即使拍完，銷售渠道和出口也窄得驚人。她建議《天賜》可以做成電視系列片，興許有機會在電視臺播出。
而孫憲則堅持《天賜》要做成電影，因為他覺得「在大熒幕上看片子的感覺和看電視完全不同」。
鄭瓊當即拿出三萬塊錢借給他，「並不是因為他的片子很好、很有商業利益，而是我被感動了，並且願意為自己的感動負責。」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她對《老袁》提出了一些調整意見，又把片子推薦到四川國際電視節並獲得了金熊貓亞洲製作獎。此外，她開始跟中央臺接洽，最後以一小時八千元的價格把片子賣給了央視。
孫憲希望能賣得更多些，但長期進行紀錄片代理銷售的鄭瓊知道，這個價格已經非常不錯了。而在播出時，片子卻被重新剪輯，原創音樂被撤換。鄭瓊的義務幫忙換來《老袁》原音樂製作人的一頓臭罵。鄭瓊完全無法承受，她關掉電話，把自己鎖在家裡整整三天。
「我並沒有義務去教育所有人，告訴他們這個領域的現實是什麼樣的。」她說。
現實嚴酷到什麼程度？鄭瓊認為，紀錄片在中國國內從來沒有成為一個行業，無論是傳播渠道、電影行業意識，還是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都很落後。
鄭瓊曾經跟著一些外國人拍紀錄片，發現他們每天就拍兩三組場景，一個片子拍下來也就十幾個小時素材，而不會在漫無目的的拍攝中去賭幾個有意思的鏡頭。
再以播出渠道為例，覆蓋全國的專業紀錄片頻道僅有剛剛開播3個月的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以播放《故宮》這樣的宏大敘事片子為主。央視的電影頻道也基本不播個人投拍的獨立紀錄片，向國外採購和播放的紀錄片類型狹窄，多以自然人文類為主。
民間的紀錄片展映會和沙龍等形式則只能滿足小眾傳播。北京零頻道紀錄片展映沙龍已播出近800場，算是國內較早的播放平臺，每場會有十來個人前來免費觀看影片。此外，位於798藝術區的尤倫斯藝術影院等地也會偶爾做一些紀錄片放映，由於觀影人數極少，基本上都是艱難生存。
在電視臺佔有99%紀錄片的銷售份額的環境下，能夠進入院線公映的紀錄片自然少之又少。近十年來電影院裡播放的紀錄片屈指可數，並且幾乎沒有盈利。紀錄片環境相對較好的臺灣，能上映的紀錄片數量也不多，且多是政府扶持的影片。
於是，《天賜》如今的結局和困境自然成為了「正常」和「意料之中」——即使是賈樟柯的紀錄片，也在影院呆不了幾天。
作為在這樣惡劣的紀錄片環境中堅持的公司，北京零頻道早做好了隨時關張的準備，用鄭瓊的話來說，「我已經知道了現實，但願意做，做死是我活該」。
現在輪到導演們睜開眼睛看現實了。做，還是不做？他們需要理性地做出選擇。
混亂的中國紀錄片投資環境
曾有企業老闆曾經跟鄭瓊提出，他們覺得紀錄片市場是一個空白，因而是一塊很好的商業領地，他們想把北京零頻道買下來。鄭瓊耐心解釋說，做這個不掙錢。對方表示：「現在不掙錢沒關係，以後一定能掙。」她告訴對方：以後肯定也掙不了錢。
近年來，電影行業儼然成了一個淘金場。不僅大量從業人員驟然出現，資方湧動的熱錢更是盲目地撲向電影、電視劇，包括之前被人遺忘的紀錄片。
2008年，孫憲在招商局的朋友單斌為了給《天賜》找資金，一次他碰到山東盛泉集團的董事長邱模便問道「你對電影感興趣嗎？」然後跟他介紹孫憲的處境和電影市場的火熱，整整說了5天。
連電影都很少看的邱模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自己當時仍不明白就裡，不過，他的企業「在文化產業發展方面已經有一些想法」，另外拍攝團隊的執著「讓他回憶起自己的創業經歷」，最後答應去看看樣片。
2008年3月，邱模在董事會的反對下堅持出資支持孫憲。雙方籤訂合同，說好按照投資比例分紅。他的投資也成為孫憲的第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邱模在一年後由於「金融危機的壓力」停止了投資。他表示，不放棄公司將來再次投資電影的機會。該集團企業已經在北京通州成立了文化公司。
電影《天賜》的另一個投資方是當地政府。與絕大多數地方政府投資電影的出發點一樣，投了40萬元的威海市環翠區政府希望，這是「宣傳威海的一個載體和城市名片」，孫憲團隊的堅持精神也是一個可以樹立的典型，「至於這個影片將來會有什麼市場效應、全國上映、走上國際，倒是沒去考慮。」環翠區委宣傳部長姜文秋說。
跟大多數中國城市一樣，為了打造城市形象，威海市也做過自己的電視宣傳片。姜文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領導越來越重視和支持在影視文化方面的投入，現在有好幾部政府投資的片子正在拍攝。
與中國相比，國外紀錄片的投資環境就顯得更理性。美國紀錄片可以獲得政府50%的資金支持，加拿大有的紀錄片尚未開拍，就已拿到二成到五成的退稅。臺灣地區導演可以先做調研，再遞交企劃案，向公共電視臺、政府、社會或其他個人基金會申請資金。他們提供資金的驅動力恐怕更為單純——紀錄片本身很美好，需要有人進行扶持。
鄭瓊曾把紀錄片行業的中西差距比喻為小地攤與摩天大廈。從培訓、法規、播出機構到基金，西方紀錄片已有一套完整的生態系統。
沒有好片子出來，行業裡的人都在抱怨資金不足，而有時候並不是錢的問題。在紀錄片行業浸淫多年的鄭瓊發現，大陸紀錄片導演講故事的能力都相當弱，視野更不夠開闊。「很多人不知道好的拍攝是什麼樣的。」她覺得，制定政策的人、從業人員都應該去多了解臺灣和國外的東西。
更嚴重的問題似乎是伴隨著拍攝器材的普及、製作門檻的降低所產生的。有人問鄭瓊，你覺得中國有多少個導演？她說，如果算上我媽媽，大概會有1億個吧——她發現，國內很多導演幾乎是在空有一腔熱血的情況下，以中彩票的心態和一個悲劇英雄的姿態，急切地一頭扎進影視圈。但並不是誰拿著個DV都能變成導演。
作為《甜蜜蜜》《花樣年華》等多部電影的錄音師，湯湘竹做紀錄片導演已有12年。他拍攝過包括「回家三部曲」在內的多部紀錄片，但仍然需要靠自己錄音師的本行謀生。
畢竟，做紀錄片在現在的商業社會之下，不是一個名利之途，獲獎、上映都不會改變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