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院院長學誠大和尚25日在「佛教教育的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作題為《新時代僧教育的終極使命與現實使命》主題發言
由中國佛學院主辦的「佛教教育的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在法源寺召開
「佛教教育的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現場
（2017年11月25日）
學誠
兩千年的中國佛教歷史，走出的是一條佛教中國化生生不息的傳承創新之路。而這條路上的引路人，佛教中國化的精神航標，便是歷代的高僧大德。道安、慧遠、智顗、玄奘、道宣、惠能、百丈懷海、馬祖道一、蓮池、蕅益諸大師以至近代的虛雲、印光、弘一、圓瑛、太虛等大師，他們的生命猶如每一個時代的精神引擎和心靈風帆，推動著一個時代的佛教新航向，也促發著一個時代的文化更新與民族精神新生。僧伽是時代的啟迪者，時代是僧伽的塑造者，在兩千年的佛教中國化歷程中，僧伽與時代的關係緊密相連。
每一個新的時代，都有這個新時代的佛教使命以及由此而來的僧伽使命。從譯場教育到叢林教育再到近現代佛學院教育，不同的僧教育模式正是對不同階段佛教使命的有效回應，也承載著僧伽對於一個時代的使命擔當。更進一步來說，不同的僧教育模式背後往往由當時的文化價值體系所支撐，而僧教育同時也在重塑著這個文化價值體系。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對中華民族的新時代，中國的僧教育要走什麼道路，選擇什麼樣的模式，就需要思考：中國佛教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麼？現代僧伽對於這個時代應當承擔什麼使命？支撐、決定現代佛教教育的文化價值體系是什麼，是否需要重塑？只有釐清和明確了這些根本性問題，才能更好地應對中國僧教育所面臨的傳統與現代、信仰與知識、理論與實踐、超越與世俗等兩難問題，從而為中國僧教育的未來作出正確的方向抉擇。
面對傳統與現代的交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融，在時代快速轉型與文化價值觀多元的今天，中國的僧教育面臨著「變」與「不變」以及「如何改變」的歧路之彷徨。要化解僧教育的「現代憂思」，首先需要從實踐操作層面回歸到宗旨理念層面，從僧伽使命的角度看清我們應走的道路。
（一）終極使命
作為大乘佛法為主流的國度，中國僧伽的終極使命當為自覺覺他，令自他所有生命皆獲得究竟圓滿的覺悟和解脫。也就是我們常發的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但在中國佛教的實際演進中，以戒定慧修持為基本通途，以菩提心為旨歸、菩薩行為標的的大乘佛法，到後來越來越趨向於追求個人解脫，於是「了生死」和「開悟」就成為中國佛教的終極目標、僧教育的終極使命。且不說這種變化是否是對大乘道的一種窄化，首先我們需要釐清的是，這一使命雖然是貫穿僧伽一生乃至多生的基本使命，但並不是出家人的全部使命。
因為僧伽是具體時空中的群體，佛教是現實世界裡的宗教，佛法是展現、流動於人們生命經驗中的活生生的真理。所以，僧伽使命的另一個重要向度就是：在具體的時空因緣下開演佛法、住持正法、弘法利生，這便構成了僧教育的現實使命。
（二）現實使命
對現實使命的回應和擔當，使僧教育呈現出時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差異性。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和佛教中國化的需要，漢傳佛教不斷自我調適、更新，開創出每一個新時代的僧教育模式。
1、譯場教育：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對接
譯場教育所要應對的現實使命是佛教中國化的首要問題：經典翻譯與概念轉換。從安世高、竺法護等個體性、小規模翻譯，到以道安大師和鳩摩羅什大師為領袖的大型翻譯僧團，譯場教育以翻譯為主軸，以授徒講學和義學研究為兩翼，將「格義」作為語言和概念的主要轉換方式，實現了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儒玄思想及本土文化的順利對接。譯場教育所產生的經律論譯典和義學研究命題，所培養的譯經高僧和義解高僧，為隋唐時期的創宗立派和佛教的徹底中國化奠定了經典和理論基礎，可謂落地生根、破土萌芽。
2、叢林教育：佛教的徹底中國化
叢林教育所擔負的是將印度佛教徹底中國化的歷史使命：從教義上使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本土思想文化實現深層融合，從修證上提煉出適合中國人根機的實證法門，從制度上建立符合中國農業禮制社會的僧團規制。於是立宗判教、祖師傳法、叢林清規、農禪生活等新方式構築出中國漢傳佛教的全新面貌，也塑造了以宗派傳承、師資相攝、叢林生活為時代特徵的僧教育。叢林教育八宗並弘、祖師輩出、制度完備的豐碩成果，形成了漢傳佛教博大精深的教證體系，從根本上確立了中國佛教的修行和制度傳統，可謂抽枝散葉、花果纍纍。
從唐代到晚清之際的一千多年中，叢林教育一直是中國漢傳佛教教育的正統，支撐維繫它的則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制度體系。19世紀中葉以後，一旦西方文化衝破了延續千年的傳統社會文化結構，叢林教育驟然面臨著喪失文化土壤的存亡危機，中國佛教的僧教育模式被迫進入現代轉型。
3、佛學院教育：中國佛教現代轉型的起步
佛教的中國化，本質上應對的是中國古典思想文化與印度古典思想文化的融合問題；而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應對的則是包括佛教在內的中國古典思想文化與西方現代思想文化的融合問題。後者所要超越的跨度，已經不僅是古典世界東方文化內部的差異，而是古典世界與現代世界、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所以從一開始，中國佛教及僧教育的現代轉型就面臨著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傳承與創新的巨大張力和兩難焦慮。
以太虛大師為代表的近代高僧大德，在「廟產興學」的恐慌和壓力下，積極興辦佛學院，大力培養新型僧才，同時開展居士教育，創辦佛教組織和佛教刊物，造就出一大批兼通內學外典、融貫中學西學的佛教中堅人才，為中國佛教和僧教育的現代轉型探索了新模式，也為中國文化的轉型與新生提供了思路啟迪。但這與太虛大師全面整理僧伽制度的理想還有相當差距，也就是說，佛學院教育只是中國僧教育現代轉型的起步，而非全部。我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叢林學院化，學院叢林化，修學一體化，管理科學化」的「四化」教育理念，實際也是對太虛大師未竟心願的一種回應。
（三）終極使命與現實使命的統一
當代中國僧教育面臨的許多困境，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現代轉型帶來的衝擊，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往往容易將僧伽的終極使命與現實使命對立和割裂，只追求終極使命，不承擔現實使命；甚至認為終極使命代表著佛教本色，而現實使命意味著佛教的世俗化。這種片面理解、狹隘認識的根源是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對大乘佛法的窄化和虛化，這也是造成後來佛教越來越萎縮、保守、消極、缺乏創新活力，以至在社會上形成負面無用形象的重要原因。
大乘佛法本來就是智慧與慈悲、究竟與方便、自覺與覺他、自利與利他的統一。正如太虛大師所說：「大乘佛法，為超脫世間而又適應世間的。則其宗要：在先有超脫世間的大覺悟，而後以護念眾生的大慈悲，施其適應世間的大方便。」[1]在中國佛教生死存亡之秋，太虛大師提出「人間佛教」思想，將窄化、虛化、死化的佛教引向現實人生和時代文化，重新賦予中國佛教積極的社會責任和時代使命，激活了佛教古老的生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時代，中國的僧教育也應當以「人間佛教」思想為指引，將社會責任和文化使命納入令自他生命究竟解脫的終極使命，將大乘佛法精神完整地彰顯出來，為僧教育找到寬廣的出路。
[1] 太虛大師：《佛乘宗要論·純正的佛法》，《太虛大師全書》第1卷，第143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