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本文中訂閱我們？
1.點開右上角的功能鍵——查看公眾號——關注；
2.點標題下藍字「考新聞」——關注。
劉海龍、方惠：2014傳播學十大觀點
作者：劉海龍 方惠 來源：《編輯之友》
文章以2014年中文新聞傳播期刊中傳播學方向的論文為基礎，總結了2014年傳播學十大觀點。這十大觀點涉及新媒體與社會分層，新媒體對時空感、社會運動的影響，傳播思想史研究，大眾媒介與集體記憶，災難傳播，歐美傳播研究中新興的「媒介化」範式，新聞記者自我職業認知的新圖景等等。這些中國傳播學的前沿研究，反映了2014年中國傳播學研究的議題與成果。
本文主要篩選並分析了2014年發表在國內（包括港臺）傳播學權威期刊中的文章，從數百篇文章中遴選出10大新話題和新觀點，其中包括一本新書。這些期刊包括《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新聞記者》、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新聞與傳播》、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文化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港）、《新聞學研究》（臺）等。這些文章有的回應了傳播學的新話題，有的提出了新論點與新概念，有的對未來研究規劃了新方向，共同之處在於它們兼具獨創性與規範性，具有理論意義，對於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
2014年3月，丁未歷時五年、以深圳石廈村攸縣籍的哥村為研究田野的著作《流動的家園——「攸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出版。李金銓在序言中認為：「《流動的家園》是傳播社會學的傑作，出版後將為華文文獻建立一塊裡程碑。」本書綜合採用了質化(參與觀察、個體訪談）和量化（問卷調查，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討作為社會結構、社會組織之基本構件的社會關係（包括城鄉之間的和農民工內部的）隨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其中尤其關注新媒體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實踐對石廈村的社會關係網絡的建構。
丁未認為，作為全球化網絡中的一個節點，深圳同時也呈現了網絡社會在權力、資源運作中存在的矛盾與悖論，即「全球聯結但又地方割裂」。而信息技術並未帶來社會的民主和平等，其後果可能加劇了地方空間的階層分化、社會斷裂和文化隔閡。丁未通過芝加哥學派風格的城市社區研究，展現出了信息技術與中國傳統社會關係結合之後所產生的複雜後果，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新媒體的社會影響。
相關著作：
丁未《流動的家園：「攸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2014年3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有研究認為，當下中國的現代化同時擁有工業化和自反性現代化的特徵，即貝克所說的「壓縮的現代化」，因而中國的風險問題展現出比西方社會更大的複雜性，「這種現代化既加強了風險的生產，又沒有給風險的制度化預期和管理留下時間。」
這些風險集中表現在層出不窮的社會運動中。2014年對於社會運動和網絡事件的研究依然佔據相當大的比例。鍾智錦與曾繁旭搜羅了2002年至2012年的182個重要網絡事件，從事件發生誘因、表現和結局等角度，分析了十年來網絡事件的特點和發展趨勢。研究發現，網絡媒體在十年裡承擔了社會監督者和公民倡導者的重要角色，而地方政府和普通民眾之間的衝突成為網絡事件的主要誘因，同時，數字鴻溝的差異也帶來了公民行動的差異。網絡行動以非暴力形式為主，大多數能夠促使利益訴求得到滿足，但只有少量網絡事件會對社會制度帶來深遠影響。
夏雨禾以2010年以來35個主體樣本在39起突發事件中發布的4985個消息樣本為基礎，對突發事件微博輿論的分布格局、運作機理及變化趨勢等問題展開了實證研究。研究顯示，傳播語境變遷背景下的突發事件輿論引導具有基因重組性質的深刻「轉型」，其中微博特有的關係網絡建構方式發揮著關鍵作用。因情境、主體及其發布的消息等要素之間存在互為建構的關係，突發事件微博輿論呈現出非均質化動態分布的特徵。由於突發事件的輿論觸發機制和解讀模式的不同，突發事件和微博輿論之間已經裂變為集聚關係模式、輻射關係模式和變異關係模式等三種基本關係模式。
周裕瓊等通過田野調查、深入訪談、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研究了烏坎事件中的抗爭性話語、策略性框架和框架化機制。他們發現，烏坎村民在獨特的傳播生態場中建構了有力的策略性框架，成功完成了內部動員、吸引了媒體的密集報導，在一定程度上建構了媒體的報導框架。烏坎村民的「依勢博弈」以及藉助信息傳播技術進行賦權實踐為他們爭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權。
夏倩芳與袁光鋒圍繞「媒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與「國家內部的權力結構」這兩條線索探討了衝突性議題的傳播中的「機會結構」問題。研究認為,「國家」分化而成的多元權力主體是影響媒體報導的重要力量，而媒體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迅速下降。「條」「塊」結合的媒體管理體制使得地方政府與中央、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能夠「聯合」起來對衝突性議題的傳播進行控制，媒體的報導空間日益逼仄。儘管如此，媒體也發展出自己的行動與話語策略，包括爭取脫離與屬地權力體系的連通、「用合作換取自主」、藉助上級政府的權威等。作者認為，雖然在各種嚴密的控制下，衝突性議題的傳播依然有一些機會，但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機會結構並不利於國家治理和風險化解。
相關論文：
鍾智錦、曾繁旭《十年來網絡事件的趨勢研究：誘因、表現與結局》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4期；夏雨禾《2010年以來的突發事件微博輿論及其變化趨勢——基於新浪微博的實證研究》，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3期；周裕瓊、齊發鵬《策略性框架與框架化機制：烏坎事件中抗爭性話語的建構與傳播》，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8期；夏倩芳、袁光鋒《「國家」的分化、控制網絡與衝突性議題傳播的機會結構》，刊於《開放時代》2014年01期。
1970年，Tichenor等人提出了「知溝假設」，認為當大眾媒體信息在一個社會系統中不斷增加的時候，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比地位較低的個體獲取這些信息的速度更快，因而導致他們之間的知識溝逐漸擴大而不是縮小。而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傳統大眾媒體時代向新媒體時代的變遷，這一理論假設面臨概念上的轉向。2009年，韋路通過分析美國博客空間中的知識霸權，重提Rakow在20多年「將知識溝假設應該被該寫成知識生產溝」的呼籲，從而將經典的知識溝假設從知識獲取溝延伸到知識生產溝。
2014年的文章中韋路等通過對日本核危機期間我國新浪微博用戶的發言的內容分析，探討了微博空間的知識生產溝問題，發現即使在微博這種信息生產門檻較低的社交網絡空間，知識生產溝的現象依然存在。作者認為，對參與式的民主政治而言，積極的知識生產比消極的知識獲取更加重要，知識生產差異代表了一種更加深層的社會不均與權力失衡。
周裕瓊則將視野轉到數字溝的微觀層面，即深圳地區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在新媒體採納、使用以及與之相關的知識方面的代際鴻溝。通過對200個家庭中親代和子代共計400個樣本的問卷調查與配對比較發現，親子兩代在新媒體的採納與使用上都存在顯著差距，子女對於父母的文化反哺顯著多於文化哺育；而文化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親子雙方所感知到的親子關係越和諧，而且父母也越能夠尊重子女。周裕瓊認為，文化反哺是急劇變遷給中國人帶來的獨特心理體驗，有可能成為緩和親子衝突、改革家庭結構的難得機遇。
相關論文：
韋路、王夢迪《微博空間的知識生產溝研究：以日本核危機期間中國網民的微博討論為例》，刊於《傳播與社會學刊》2014年27期；周裕瓊《數字代溝與文化反哺：對家庭內「靜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刊於《現代傳播》2014年02期。
關於記憶的社會學研究肇始於涂爾幹，其弟子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將記憶從生物學中解放出來。儘管集體記憶在很長時間內被人遺忘，但近些年卻呈現出逐漸升溫的趨勢。如今的記憶研究仍然是一個處在多學科十字路口的領域，而媒介和記憶有著天然的親近性，正如澤利澤所說，在現代社會中，過去的故事都會成為媒體選擇呈現出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媒體記憶最終會成為我們自己的記憶。而那些沒有在媒體中呈現的，則會被掩埋甚至消除於歷史和記憶之中。
對於中國而言，南京大屠殺的創傷記憶研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李紅濤、黃順銘運用定量的內容分析和定性的文本分析，分析了1949-2012年《人民日報》對於南京大屠殺的敘事。研究發現，《人民日報》的報導隨著歲月流逝呈現出「紀念化」的趨勢，這套敘事仍然缺乏最為核心的一部分：對於「受害者」的呈現。論文認為，「恥化」敘事的建構思路無法為南京大屠殺發展出特定的敘事，也未能為替代性的敘事方式留下空間。
張志安等考察了2003-2013年十年間中國新聞界對於孫志剛案的集體記憶。研究發現，不同性質的媒體之間、首發媒體與其它媒體之間、媒體組織和記者個體之間的框架和記憶都存在明顯差異和分歧。這既體現了中國新聞界闡釋社群內部不同的身份認同，也反映了新聞社群內部對新聞權威的各自定義和激烈爭奪。論文以此為例，認為中國新聞界缺乏共同的集體記憶，真正具有「共同體」特徵的新聞闡釋社群尚未形成。
周海燕則從宏觀視角梳理了當下媒介與記憶研究的基本面向和研究熱點，認為傳播學目前的研究之所以難以和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相抗衡，在於現有的媒介與集體記憶研究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局限，文本個案和單獨歷史事件的解讀缺乏對更為宏觀的歷史觀、社會觀觀照，導致其始終處於主流社會學和歷史學理論之外。她指出，中國傳播學者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應該改變以往個案研究來詮釋或驗證既有理論為主的狀態，而力求紮根於大眾傳播研究領域，形成新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
相關論文：
李紅濤、黃順銘《「恥化」敘事與文化創傷的建構：《人民日報》南京大屠殺紀念文章（1949-2012）的內容分析，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1期；張志安、甘晨《作為社會史與新聞史雙重敘事者的闡釋社群——中國新聞界對孫志剛事件的集體記憶研究》，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1期；周海燕《媒介與集體記憶研究：檢討與反思》，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9期。
關於大眾傳播帶來的時間與空間感知問題，一直以來研究不斷，尤其當網際網路以無孔不入的姿態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類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
陳力丹等認為，新媒體技術的多種特性造成了時空緊張感的形成，包括：「瞬息即變的變化」造成傳播的分散化和時空的斷裂；移動互聯情境下的「在場的缺席」進一步打破日常的時空序列；終端載體所依賴的「接口」和「界面」限制了信息接收的時空習慣；各類應用軟體的「收藏/標記」功能製造了緩解時空緊張的假象。同時現代性經驗和後現代社會的轉型烙印也深深影響著人們的時空感知。作者認為，媒介素養在當下顯得必要且迫切，新媒體使用者應當警惕技術的異化，提升批判性思維和媒介的駕馭能力。
相關論文：
陳力丹、毛湛文《時空緊張感：新媒體影響生活的另一種後果》，刊於《新聞記者》2014年01期。
傳播思想史是近幾年的熱門話題之一。一般認為中國大陸的傳播學研究始於1978年，這一判斷是基於施拉姆所定義的狹義的傳播學和以新聞學為唯一研究主體的封閉思維的結果。劉海龍通過對一些被傳播學界熟視無睹的史料的解讀，提出在20世紀初期中國就已經通過兩個傳統——社會學芝加哥傳統和新聞學傳統引進了西方的傳播觀念，只不過沒有用當前的「傳播」二字，而使用了「交通」一詞；這一時期本土的學者也在自覺與不自覺中開始了傳播研究，這個傳統由於中國社會的多舛命運而斷裂。當下傳播學者對20世紀初中國傳播研究的集體失憶既有體制角度的刻意為之，也與學科建制的變遷有關。他認為這一重新發現有可以為今天思考傳播學的研究方向提供新的想像空間。
作為傳播學的奠基流派之一，芝加哥學派因其對當下中國的現實意義而在學界煥發著生命力。單波等從哲學上的經驗論出發，回顧了帕克所建構的「邊緣人」概念及其在跨文化傳播中的意義。
孫藜從新聞作為知識的視角對杜威早期籌辦《思想新聞》所表述的新聞理念進行了歷史分析。「有機知識」的新聞觀是杜威創辦《思想新聞》的重要思想來源，承載著他建立「偉大共同體」的美好願景。儘管《思想新聞》最後夭折，但杜威「有機知識」的思想觀念依然存在於當下西方主流新聞業中，連同周邊實踐者，不得不正視並改進自身所存在著的問題。
杜威與李普曼之爭在詹姆斯·凱瑞的筆下，多少被賦予了浪漫主義的色彩。然而這種做法遭到了胡翼青等的猛烈抨擊，他們認為，凱瑞通過「杜威—李普曼」之爭的書寫，重新建構了杜威和與之相關的芝加哥學派，這種學術史背後自有其意識形態：一是為文化研究尋找本土化的登陸點；二是為美國文化研究確立公民共和主義的意識形態立場，為一個跨文化傳遞過來的思想找到本土的意識形態支持。但是作者認為這種建構本身是漏洞百出的，也並沒有在美國傳播學界得到廣泛的認可。美國傳播學的主導範式因為與美國當下的政治與學術制度相捆綁而變得難以戰勝。
近年來專注於媒介人類學的郭建斌認為，目前傳播研究中對「媒介事件」、「儀式」、「媒介儀式」、「儀式觀」等概念在使用上有極大混淆。他認為「媒介事件」並不都是傳播儀式，而且這一號稱引入儀式來解釋媒介現象的理論並未充分吸收人類學儀式理論的成果。類似地，詹姆斯·凱瑞所說的傳播「儀式觀」只是人類傳播活動的隱喻，並不等於「傳播儀式」。這些澄清有助於克服「僅僅是看到什麼新的理論或概念就簡單地引用，甚至是套用」的浮躁學風。
相關論文：
劉海龍《中國傳播研究的史前史》，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1期；單波、劉欣雅《邊緣人經驗與跨文化傳播研究》，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6期；孫藜《作為「有機知識」的新聞：杜威和「夭折」的<思想新聞>》；刊於《現代傳播》2014年02期；胡翼青《凱瑞的「儀式觀」：美國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困局》，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6期；郭建斌《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傳播的儀式觀——兼評《媒介事件》和《作為文化的傳播》，刊於《國際新聞界》2014年04期。
2014年2月10日，英國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溘然長逝，引發國內外學界重新回顧和探討了霍爾的熱潮。通過對《編碼/解碼》的研讀，陳力丹等認為以往的學者忽略了這篇文章中激烈的思想鬥爭和真正倡導的研究取向。霍爾對於電視生產的理解，源於結構主義符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統，但在「文化主義」的框架下，霍爾完成了兩次理論「叛離」——對文本中心主義的、對生產消費直接同一性的——基於他對理論繼承「不作保證」的開明認識。
馬傑偉也將編碼/解碼的模式重新安置於霍爾的理論脈絡之中，認為霍爾對於後馬克思的主要貢獻在於強調了意識的微觀力量，即在不同社群中爭奪共識之後，再化為物質力量以鞏固或改變權力機構。但他認為，編碼/解碼只是霍爾理論的皮毛，而作為文化研究中最豐富活潑的概念之一，霍爾的串聯（articulation）概念的理論資源並未被充分挖掘。這套串聯理論與方法，正好給傳播學者有力的視角，去分析媒體、文本、價值、形象、意識，與社會、大政治的博弈關係。
黃典林則研習了霍爾在伯明罕時期最重要的著作《控制危機》，認為該書所體現的伯明罕文化研究的政治批判導向值得當下傳媒研究者借鑑，特別是如何把傳媒研究安置於國家與社會關係轉型的歷史視野中進行考察，但同時也要注意甄別主要分析對象的制度結構和歷史語境的差異。
相關論文：
陳力丹、林羽豐《繼承與創新：研讀斯圖亞特·霍爾代表作<編碼/解碼>》，刊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08期；黃典林《道德恐慌與文化霸權：解讀斯圖亞特·霍爾等著<控制危機>》，刊於《國際新聞界》2014年04期；馬傑偉《悼念霍爾：反思批判傳播學》，刊於《傳播與社會學刊》2014年29期。
「中介」（mediation）與「媒介化」（mediatization）是近年來西方傳播學界的熱點話題，也代表了媒介理論試圖重新定位傳播與社會關係的嘗試。2014年翻譯出版的德布雷《媒介學引論》與《普通媒介學教程》中集中體現了德布雷對媒介的中介式看法，他認為，媒介這個詞，它的重點是中介行為（médiation），而這種以往被視為客體的中介在德布雷看來，正是書籍（客體）造就了作者（主體）——是因為我們做了，我們才會變成那樣。
唐士哲將媒介科技、物質性、環境脈絡與制度化實踐等因素納入到這兩個概念的辨析與媒介的理論化探討中，發現近年來媒介化在概念運用的頻繁程度而言有超越中介的形勢。「媒介化」的主張更集中在媒介形式如何「介入」當代生活的不同層面，特別是建制化的社會實踐，促使人們注意到媒介運作過程中某種蘊含的邏輯。「中介」與「媒介化」都試圖將社會實踐過程作為建構媒介理論的起點，媒介不再僅是側身於文本意涵、組織或結構動機，或者個人心理影響的透明過程。
相關論文：
唐士哲《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刊於《新聞學研究》2014年10期。
災難是當代社會恆久的重要議題，然而國內的研究中關於災難傳播的研究並不多見。陳百齡與鄭宇君提出了「浮現型頻道」的概念，意指在災難情境下、由志願者建立在網際網路上的信息平臺，用以描述當代社會大規模災難發生後由下而上產生的媒體創用行為。
通過對2009年莫拉克風災中災情網站報導文本的個案研究發現，浮現型頻道的尖峰期發生於既存型頻道之後，生命周期有限，且詞彙呈現出分布不對稱的格局，這體現了浮現型頻道的兩重特色：因為資訊流通而因應浮現，因應解決災難情境的不確定性；同時在資訊流通基礎之上，在走向社會聚合，促成情緒表達和協調/調度的聚合功能。
作者認為，這種由下而上產生的備援頻道，將隨著社群媒體技術的日益普及，未來以更豐富的樣態出現。這一概念有助於改變災難傳播中政府壟斷一切信息的思維模式，對於思考如何發揮公眾主動性，提高救災效率具有一定借鑑經驗。
相關論文：
陳百齡、鄭宇君《從流通到聚合：重大災難期間浮現的資訊頻道》，刊於《新聞學研究》2014年08期。
隨著當代新傳播科技與彈性勞動就業趨勢的興起以及「自媒體」的盛行，伴隨「創業新聞學」（entrepreneur journalism）出現了一種新的媒體從業者的職業圖像——「媒體創業者」圖像。張煜麟將媒體創業與媒體生態相關聯，勾勒出了「媒體創業者」的大致輪廓。
他認為，媒體從業者的職業圖像受到「創業精神」和「追求卓越」的影響，更為注重「事業性自我」的實踐。而「媒體商人」和「媒體使命家」較好地平衡了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因而可以被視為「媒體創業者」職業圖像較佳的詮釋。對於這種新的職業類型及自我認知的探討或可為當下媒體從業者職業圖景的統一結構打開一個出口，也能夠促使媒體從業者重新建構自身技能，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相關論文：
張煜麟《從「組織人」到「創業者」：媒體從業者職業圖像的變遷》，刊於《新聞記者》2014年08期。
本期責編：一朵
考新聞 (ID:kaopress)
點擊「閱讀原文」進入微社區【考新聞的後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