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門》製片人戴年文:「紀錄片本身就該掙錢」

2020-12-20 紀實觀察

導讀:紀錄片難看又賠錢嗎?當《生門》紀實劇以紀錄片領域的「天價」賣給東方衛視時,製片人戴年文舒了一口氣,一是因為資金運轉活了,「沒賠錢」;二是他理想中的「商業模式」被證實可行,第二個故事又可以去拍了。

文 | 多米

高質量、好口碑的作品是紀錄片人不懈的追求,但長期以來,「紀錄片不賺錢」的說法似乎成為一道魔咒。而一部聚焦婦產科生育的紀錄片《生門》,不僅在豆瓣獲得劇版評分9.5、影版評分8.7分的成績,還將版權輸出到東方衛視和愛奇藝,成為紀錄片行業中作品口碑與商業回報兼具的典型案例。近日,紀實觀察(ID:jishiguancha)邀請到《生門》製片人戴年文,和他聊了聊《生門》闖入市場的那些事。

拍攝對象與拍攝者的關係是紀錄片拍攝中非常敏感的話題。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婦產科,《生門》製作團隊用兩年的時間,從最開始有80多組家庭願意接受拍攝,到最終同意播出的僅剩40多組。

把真實的人生片段公之於眾,對於紀錄片拍攝對象來說,終歸是一件需要考慮的事情。

面對願意接受拍攝的家庭,尊重和協商事整個創作團隊的首要原則。當發現陳小鳳的哥哥準備回家鄉借錢,攝製組主動提供了自己的車,與拍攝對象協商後跟拍了借錢的整個過程。

有人認為,拍攝者對於事件的介入影響了紀錄片的真實性,但通常這種介入由於難以規避而成為一項難題。

畢竟,即使不是拍攝者有意地改變故事走向,單是意識到鏡頭的存在也會使拍攝對象的言行產生變化。在戴年文看來,無論是提供交通工具還是幫助聯繫籌款,都像紀錄片鏡頭的存在一樣不需要迴避,鏡頭中的故事也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如果他沒有順利借到錢,我們會不會幫他籌錢,這隻靠假設是無法確定的。不過如果我們做了什麼幫助,那就一起記錄在片子中,這是沒有問題的。」對於倫理與「介入」的問題,《生門》團隊沒有從創作者的角度去考慮具體的邊界,但作為一個最基本的人應有的坦誠一直都在。

70分鐘一集,依然能在網際網路「橫行」

在《生門》播出後,一位中國傳媒大學教影視創作的老師突然疑惑了,因為在近年來的教學中,他們告訴學生「要把片子做短」。但突然間,70分鐘一集的《生門》取得的反響讓他難以向學生們解釋。

紀錄片的時長真的有標準嗎?

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掀起了移動端、PC端播放短視頻的風潮。《生門》劇集開始在愛奇藝上線時,就有人建議戴年文改成15分鐘一集。然而在人們看抖音15秒都嫌長的時代,紀實劇《生門》依然堅持70分鐘一集、一共13集的長度和體量。

在愛奇藝的播放頁面,劇版《生門》每集結束時總會出現「一集又結束了」「又要等一周」等彈幕。這不禁讓人思考,紀錄片的時長是否真的會影響觀看體驗?

對於《生門》為何能夠吸引觀眾,戴年文的答案是自然而篤定的,「時長不是關鍵,好看的片子大家一口氣都能看完。」現在呈現出來的《生門》,無論是劇版還是電影版,都是已經精煉之後的結果。「好看」這一條就足夠撐起《生門》的時長,讓觀眾全神貫注。

夏錦菊是《生門》最讓觀眾心疼的人物之一,在各種劇評、影評中常被提起。「有的人認為搶救的過程最重要,恰恰不是,我們把搶救的過程刪減了很多,反而把她之前談笑風生能拍到的全羅列上去了,還不夠用,情緒仍然推不上去。」

談笑風生的畫面和躺在病床上面對命運風雲變幻的對比剪輯,使影片的帶入感更加強烈。就像這樣,《生門》用故事片創作的手法對待紀錄片,剪輯出起承轉合、引人入勝的緊湊劇情。

不僅對單個故事用心剪輯,《生門》在劇情銜接上也進行了精妙的設計。紀錄片中,高齡產婦曾憲春的情況非常危險,婦產科的李主任點出,一家人為了保胎付出那麼多,「就為了生個男孩」。

影片沒有直接交代曾憲春一家為什麼這樣渴望生兒子,卻在緊接著的故事中,借陳小鳳的丈夫之口講出了「有個兄弟,有事的時候能幫忙跑」的理由。由此,劇情之間實現呼應,而具體對影片人物的價值觀作何評價,要看每個觀眾心裡的那一桿秤。

就這樣,後面的故事是前面的答案,從春節到又一個春節,13集的《生門》以充足的鋪墊和暗示帶著觀眾迎來圓滿的劇終。

「真實」能帶來一千種解讀

訪談中,戴年文向紀實觀察(ID:jishiguancha)講述了他眼中文藝討論的四個層面。以《生門》為例,一個孩子的出生,在第一個層面是出生這件事本身,讓世界變得不同;在第二個層面,影響了一個家庭生活的變化;在第三個層面,要考慮到如何生存的問題;最後一個層面,才是關乎人性與三觀。

但這種漸次遞進的思考,不僅僅是一種略帶匠氣的技巧,而是源自真實的故事本身。

「永遠不要刻意地用故事去灌輸觀點,『教育』別人,觀眾能夠感受到什麼,都是他自己的解讀和體會。」《生門》團隊一直在堅持這樣一種理念:雖然對鏡頭的選擇和拼接,融合了團隊的想法,但是「真實」永遠是最大的靈感。

《生門》中既沒有為事件定性的旁白,也沒有強加觀念的字幕。「可能過個幾年,你如果回過頭來再看,感悟會不一樣。有很多人說我生過孩子,感悟不一樣;我是個男人,我感悟不一樣。這都很正常。很少人像我們這樣是站在各種角度去感悟這件事情。」

戴年文的解釋似乎在證明,以客觀的鏡頭呈現真實事件,把思考和感悟的權利留給觀眾,才造就了紀錄片能夠達到的最大的意義空間。

「紀錄片靠內容本身就能掙錢」

無論是從關注度、口碑,還是商業價值看,《生門》作為一部紀錄片,都可以說是「做成了」。戴年文開玩笑地說,還有人建議他們出個續集《死門》。

然而,就像戴年文所說,《生門》裡的每個故事都是偶然碰上的,組合在一起才有了獨特的反應。就算原班人馬再扛著攝像機去醫院裡等兩年,也等不到下一個《生門》。

團隊選擇不再重複過去的經歷,另起爐灶,打造另一個紀錄片項目《城管》。

雖然不再有續集,但是《生門》為我國紀錄片行業留下的經驗和啟發卻遠沒有結束。《生門》以先行版的電影拿到龍標,也就拿到了進入公眾視野大門的鑰匙。有了電影龍標的鋪墊,電視臺才能放心購買劇版的醫療紀錄片《生門》。

戴年文說,「希望《生門》能讓大家看到,紀錄片是可以掙錢的。不光是做專題片靠廣告掙錢,而是能通過版權掙錢,靠內容掙錢。」

關於《生門》從電影到電視劇的布局,戴年文表示,「紀錄片素材素材多、質量又好時,就可以同時製作電影和電視劇。這是紀錄片獨有的優勢,其他的商業電影無法達到。」這樣的運作方式為紀錄片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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