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我為幼教老師說句話

1995年，我就在北京創辦了北京市二十一世紀實驗幼兒園，算是北京創辦民辦幼兒園的先行者了。22年過去了，我在民辦學前教育這條路上走得比較順利，證明了這條路是非常有前景的。在辦園過程中，我體會到幼教老師目前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是比較多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隊伍的穩定。所以在這裡我想為幼教老師說句話。

寬鬆的社會環境成就了我

我大學學的是醫學，準備畢業後當一名醫生。可我發現，因為醫療技術的局限性，我們不可能成為守護所有患者生命健康的天使。教育則不同，它可以深入人的靈魂，改變人的一生，而教育要從娃娃抓起。

同時，上幼兒園的女兒的一次經歷也觸動了我。有一天我去幼兒園接女兒，發現她的額頭上有個包，沒等我開口，帶班老師就急著解釋：「你們家閨女太調皮了，戶外活動摔了一跤，你得好好管管啊！」老師的推卸責任讓我難以接受，從那開始，我感到幼兒園的管理和老師與家長的溝通技巧需要提升，而這在當時的公立幼兒園很難實現。

所以我棄醫從教，走上了民辦學前教育這條路。

在那個公立幼兒園佔絕對優勢的年代，我提出了「蹲下來講話，抱起來交流，牽著手教育」的民主教育觀，雖然很前衛，但當家長發現它符合孩子成長規律時，對這種理念是支持和歡迎的，教育部門也是認可的。所以，儘管起步比較艱難，但是發展比較順利。

如果說成功原因，我覺得首先是社會的理解和包容。儘管上世紀90年代，家長已經開始重視學齡前孩子的成長，但對老師還是比較尊重的，家長的要求也沒這麼高，將孩子交給老師很放心，家長和老師也比較容易溝通。這種環境也讓老師們有較強的職業榮譽感，能夠安心工作，所以，那時候的幼教老師隊伍是比較穩定的，大家擰成一股繩，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家長和老師之間的不理解增加了

近年來，我有明顯的感覺，社會進步了，辦學條件越來越好了，溝通渠道也多了，但是家長和老師之間的不理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比如媒體一報導幼兒園虐童事件，我的神經就會緊繃起來，因為每次出了這樣的報導，教育主管部門就會給我們開會，反覆強調嚴禁幼兒園虐待孩子；很多家長也會跑來問：咱們幼兒園會不會有打罵孩子、侮辱孩子，甚至用針扎孩子的情況，氣氛很緊張。

這種事情對孩子也會產生不良影響。因為他們聽多了，很難分清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差異。有時候，老師摸了摸他的頭，就認為是打他了。

記得2011年，一個孩子對家長說老師用掃帚打了他。家長找這個老師理論。不管這個老師和園長如何解釋，可家長不依不饒，找到我這裡，強烈要求把這個老師開除。我找班裡的孩子進行了解，確認沒有這種情況，所以拒絕了這個家長的要求。

雖然這件事情最終解決了，可在此後的一兩個月，這個老師在工作上都很消沉，並向我提出了辭職。我通過幾次談心才留住了她。這些年來，她的表現很優秀，獲得了升職，但提起這件往事，她依然感到有難言之痛。

如今，家長和老師溝通起來越來越難了。一有風吹草動，家長就開始懷疑老師；而老師也開始設防，擔心家長因為孩子的一句話找上門來，無形中雙方似乎有了一條說不出的鴻溝。

我也在尋找其中原因，後來發現，在其他領域都不同程度存在這樣的問題。這種彼此缺乏信任的「社會通病」，和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缺失、人們心態的浮躁等諸多因素有關。

招聘優秀老師更難了

有人經常會問我：你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我想都不用想就會回答——高水平幼兒教師缺乏。

幾年前，園裡來了一個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工作很出色，我們幫她解決了北京市戶口。但她回了一趟老家，就說不想幹了，不管我怎麼挽留，最後還是辭職去賣保險了。原來她父母聽說她當了幼兒園老師就火了，「供你在北京上了大學，就找了一個哄孩子的活兒，咱丟不起那人！」

學前教育在中國發展了這麼多年，還有不少人認為當幼教老師就是哄孩子。這讓我內心感到有些傷感。

更大的問題是幼兒園招聘老師可選擇的空間小了。20多年前，幼兒園招聘通知一出，應者紛紛。記得當時我們招聘，安排了3個教室，每個教室都是滿滿的，而且每個應聘老師要經過才藝展示、專業考試、試講等三關才能被錄取。現在如果卡得這麼嚴格，估計很難招到老師了。

說到原因，第一個就是教學難度增加了。以前是分科教學，可以互相搭配、取長補短，現在是綜合教學，一個老師要具備全面的素質，增加了應聘的難度。第二個就是對老師的學習能力要求高了，需要不斷更新知識，現在的老師主要以大專學歷為主，學習能力一般，難以勝任。再一個就是家長的要求高了。

對於我們這些管理者來說，有一種矛盾的心理，既想招到優秀的老師，又害怕招到優秀的老師。比如一些綜合能力不錯、頭腦靈活的畢業生，經常是沒幹多久就轉行了。

老師的「課餘作業」太多了

以前是中小學的孩子不堪課業負擔之重，現在連幼兒園的孩子也對媽媽說：「我累了。」

其實累得不只是孩子，還有家長和老師。我們的老師除了上班，還要做各種「課外作業」。

這些「課外作業」源於教育主管部門的規定。規範管理對於幼兒園的發展有好處，但是管得過多，就會出現負面效果。比如要求老師每天都要寫觀察筆記、家長練習冊；為了環境教育，要定期更換牆飾；老師還要參加各種培訓和說課比賽等等。為了保證孩子安全，這些工作只能在下班後進行。所以，幼兒園老師加班加點工作是常有的事兒。

為了給老師減壓，我給各個園長提的要求是，對老師的工作既要做「加法」，又要做「減法」；對家長我們也建議，沒有特殊情況，一般晚上8點以後，最好不要給老師打電話。但據我了解，很多民辦幼兒園很難做到給老師「減負」。

記得有一所民辦幼兒園的一位老師對我說：「我才20多歲，不能戴戒指、染頭髮、穿高跟鞋、塗口紅，怕對孩子造成不良影響，我已經找不到做女孩的感覺了。」

當然，我並不贊同這種過於嚴格的做法，我是允許老師們適當染頭髮、化化妝的，圓圈的戒指也可以戴。因為一個老師不美的話，怎麼可能把美帶給孩子們呢！又怎麼能激發孩子對美的追求與熱愛呢！

待遇低依然是個問題

幼教老師待遇低的問題喊了多年，但一直都沒解決好。這和我國的法律與政策有關。我國的幼兒教育財政支出是和中小學放在一起的，義務教育法規定，優先保證中小學教育的財政支出，各地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免不了削減幼教支出。

說到待遇問題，不得不說說幼兒教育生均成本問題。政府近年來加大了推行幼兒園「普惠制」的力度，可是在核定民辦園收費標準上，部分省市沒有按照生均成本來確定，而是將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和公辦幼兒園統一收費標準。但是，公辦園可以享受到政府補貼，民辦園則缺乏補貼或補貼不足，造成「普惠制」民辦園生存困難，遏制了民間資金流入的積極性，影響了「入園難」問題的解決。按目前情況，幼兒園月生均成本應該在1500元到2000元左右，有些地方核定學費標準僅為每月750元甚至更低。在政府補貼不足的情況下，按照上述「普惠制」收費標準，民辦幼兒園將生存困難，繼而衍生出「亂收費」等問題，最終這種負擔會轉嫁到家長身上。

政府一方面對普惠園的生均補貼不到位，一方面為了防止亂收費，還對普惠園的收費進行限價。有些民辦幼兒園為了壓縮成本，開始在教學設備和老師工資上「做文章」，不僅影響教學質量，也影響了教師隊伍的穩定。

財政支持經費的「隨意性」反映出幼教支持「師出無名」的無奈，所以完善立法是當務之急。我們希望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明確學前教育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佔比，同時也期待民辦教育促進法能儘快出臺實施細則，穩定社會資本進入民辦學前教育的信心。

如果說幼兒是祖國的花朵，那幼教老師就是「護花使者」。要想讓幼兒得到更好的學前教育，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穩定的幼教隊伍。

為了學前教育事業，為了孩子，大家都來關心一下這群「護花使者」吧。

口述/朱敏 整理/記者 李木元 攝影/記者 賈寧

（朱敏系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二十一世紀實驗幼兒園總園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