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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盡人皆知，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歌詞，它已深深地銘記在億萬中國人民的心中。每當重大慶典或其他隆重場合唱著它的時候，愛國主義的情懷和自強不息的民族自豪感便會油然而生。然而，可能有人還不知道，就是這首莊嚴、雄偉、深刻、字字珠璣的國歌歌詞，在「文革」中卻遭到禁唱，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又被取代，直到1982年12月才恢復原貌。對此，下面作一個歷史的回顧。 國歌原名為《義勇軍進行曲》，是著名戲劇家田漢於1935年2月創作的電影劇本《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由人民音樂家聶耳譜曲。因其表達了千百萬群眾抗日救國的強烈願望和中華民族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而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它很快就傳遍了中華大地，激勵著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和抗日誌士奔赴戰場，前僕後繼，英勇殺敵，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救國奮勇向前的號角、高亢激昂的戰歌。
1949年9月，隨著解放戰爭在全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在北平召開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準備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聽取了籌備組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等的意見。在討論國歌時，馬敘倫提議用早已在群眾中流傳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許多委員表示贊成；有一部分委員雖然基本上贊成，但認為需要對歌詞進行一些修改。他們認為，歌詞在抗日戰爭中產生過歷史作用，有歷史意義，而現在形勢變了，要對歌詞進行修改；有的委員說：「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詞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周恩來支持採用原歌詞，不同意修改，他說：「這樣才能鼓動感情。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最後，毛澤東拍板，決定原歌詞不改動，仍然保留「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可以起到喚起人們居安思危的作用。與會者一致表示贊同。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正式制定之前，以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開國大典，毛澤東用洪亮的聲音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隨著五星紅旗在廣場上冉冉升起，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第一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響徹了宏偉的天安門廣場，響遍了全中國，傳遍了全世界。
1966年2月，江青在毛澤東支持下，在得到林彪同意下，從2月2日到20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陳伯達、張春橋炮製了一份所謂《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把一大批老作家、老藝術家打成「黑線人物」。早就對田漢懷恨在心的江青，當然不會放過對田漢的打擊和陷害。江青及其同夥大搞「影射文學」，抓住田漢編的京劇《謝瑤環》中有「為民請命」、「載舟覆舟」等詞句，斷章取義，加以歪曲，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全國各報刊點名批判，進而把田漢與周揚、夏衍、陽翰笙一起，誣衊為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存在的一條又粗又黑的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田漢還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予以批鬥、遊街、關押。1966年12月，田漢被捕入獄。1968年12月10日，田漢含冤慘死於獄中。
那時，一個作家或藝術家，一旦以莫須有的罪名從政治上被打倒之後，他的作品也就會成為「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田漢及其作品的遭遇就是如此，包括《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在內的他的全部作品都遭到禁止。可是國歌要在各種莊嚴的場合演奏，於是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當時的國歌只有曲沒有詞；只能演奏不能唱。這也是「史無前例」的怪事。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但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裡，由於當時的主要領導人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許多冤假錯案得不到及時平反昭雪，田漢的冤案也不例外。當時的有關領導為了填補國歌歌詞的「空白」，決定由國家文化部牽頭，成立了一個「國歌歌詞徵集辦公室」，發出通知，向全國徵集國歌新歌詞。經過幾個月的發動和徵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詞詞稿，並舉行多次討論會，終於寫出一首新的國歌歌詞。內容如下：
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這首新國歌歌詞，從每一句話孤立來看，並沒有錯，但它的背景是以肯定「文化大革命」，堅持「兩個凡是」為前提的。 新國歌歌詞被提交全國人大討論，於1978年3月5日下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並以大會主席團的名義予以公告。 為了配合新國歌歌詞的宣傳和推廣，「國歌歌詞徵集辦公室」還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鼓舞我們繼續長徵的戰鬥號角》，發表在《紅旗》雜誌1978年第3期上。為了擴大新國歌歌詞和文章的影響，這篇文章是以三位著名音樂家呂驥、賀綠汀、李煥之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沒有說明為什麼要用新歌詞取代田漢的原歌詞，只是說明了新國歌歌詞徵集過程：「廣大幹部和群眾出於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無比熱愛，極為關心國歌(歌詞)徵集工作，群策群力，設想了種種方案，一詞一句，每個音符，都反覆推敲，表現出可欽佩的政治責任感，給參加徵集工作的同志以巨大的教育。」緊接著，文章對新歌詞逐句進行了詮釋，闡明新歌詞的政治意義。 但是，新歌詞的內容雖然很「革命」，卻不受群眾的歡迎，甚至連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不會唱，許多人說「不對味」，不是那麼回事。所以新歌詞一直流傳不開。 實際上，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新歌詞的時候，有的代表對用新歌詞取代原歌詞就有很大的保留意見。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陳登科後來回憶說：「早在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新歌詞時，我就持有異議。首先是一個對國歌原歌詞的感情問題。我們這一代人，在那個年代，就是唱著這支歌走進槍林彈雨、走上抗日救國戰場的。那時，一唱起這支歌，就想到中華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國的山河被踐踏、人民被蹂躪的現實，就抑制不住那種誓為祖國人民獻出熱血、獻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們對田漢同志的這首歌詞懷有深厚的情感。至於對新歌詞，我們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內容也是硬湊的，空空洞洞，索然無味。但由於當時田漢同志的問題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議論議論，沒有寫出意見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批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公開為一些錯案徹底平反的消息，宣布根本不存在一條所謂「文藝黑線」和所謂以「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為代表的黑線人物。田漢的冤案終於得到徹底平反昭雪。 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田漢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與會者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文藝界人士、各界群眾代表1000多人。會議由廖承志主持，茅盾致悼詞，對田漢一生的事業和貢獻作了高度的評價。他所作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也恢復了應有的歷史地位。 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許多代表提出，鑑於田漢的歷史冤案已經徹底平反，恢復了名譽，他所作的國歌歌詞也應予以恢復。 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於1982年12月4日通過了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撤銷本屆人大第一次會議1978年3月5日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定。 至此，國歌歌詞也如同它的作者田漢一樣，經歷坎坷曲折的命運後，終於恢復了它的本來面貌和歷史地位，並由原來的代國歌正式定為國歌。 從此，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終於又響遍了中華大地，響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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