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成都市民堯先生七八年前從重慶的舊書市場淘回的一本英語教材火了。這本繁體字書沒有封面，一共有四五十頁，在教材開始還有一段「使用說明」：「漢字從右至左讀、英字從左至右讀」，而作者也在開篇友情提示學習訣竅，「唯學者自揣摩之」。
這本晚清的英語課本開篇「英話注釋目錄」後標註著，「地理門」、「君臣門」、「師友門」、「宮署門」、「五金門」等門類。
正文中每頁是三列四排一共十二個小格子，從上到下分別是漢語，英語和漢字注音。
減一半就是了
Less one half of your price
肋司、氓、哈夫、啞夫、尤、濮癵司
*倒數第二個注音漢字念luán
當然，看到下面這樣的句子，還真得好好揣摩下……
tomorrow i give you answer to do with my friend
託馬六、唵以、及夫、尤、唵五史為、土、度、回夫、買以、勿倫脫
這可不是什麼印刷錯誤，而是近代國人用漢語注音學英文歷史的真實寫照。也許你會覺得老祖宗們的注音好差啊，還不如自己小時候連漢字帶拼音的來，例如：
tomorrow i give you answer to do with my friend
特貓肉 ai 給屋 u 昂sir 凸 度 為z 買 夫閏的
但你得知道啊，清朝的時候還沒有拼音呢，而且當時的口音跟現在也不一樣，你注音是Chinglish，人家可是Qinglish（清式英語）。所以說藉助當時老師的讀音糾正，清朝人的英語對於外國人來說還是能聽懂一些的。
從目錄以及中文的教學內容來看，滿足中外貿易需求還是當時學習英語的主要目的。在當年的通商口岸，這些藉助漢字來注音的英文教材應該還是非常受歡迎的。當時的廣州，就曾流行一些例如《鬼話》的對譯書，其中就用「曼」代替「man」的發音、today注為「土地」。
上海的商人與外商交談時，中英滬語混雜形成了一種新的「四不像」語言，因為最開始使用的地方在英法租界的界河洋涇浜兩岸，於是這種與研究被稱為「洋涇浜英語」，讓我們來感受一下那迷醉的發音：
那兩位姑娘您現在一個都不能見。年齡大的一位正在樓上洗澡，年齡小的一位不在家，請您趕緊走開，趕緊走開。
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Numbert 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
當年這種英語火到什麼程度？在鴉片戰爭中被俘從英國水手那裡學會英語的清軍水手穆炳元靠教這種英語乾脆自己編教材，幹起了英語補習班，教出了美商大買辦王筱亭，可以算是當年的「俞敏洪」。而老師穆炳元後來成了上海寧波幫中的第一個買辦。
現在我們喝的咖啡coffee，吃的土司toast，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都是當年洋涇浜英語的產物，可謂影響深遠。漢字注音法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這麼多貢獻，你可能以為都是晚清近代的產物，但其實不然。
使用漢語注音的傳統古已有之，古代用的是切音，比如「瓜」會注音為」古華切」。漢語是表意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統一文字之後大家在紙面上溝通無礙，然而等到見面說起話來，卻無法互相聽懂。
直到玄奘大師採用了漢字注音的方式來處理佛經的外文詞條，作為拼音文字的印度語才啟發了中國人的注音意識。
南無阿彌多婆夜
梵文：namo－amitabhaya
漢語拼音注音：na－mo－a－mi－da－ba－ya
現代漢語注音：拿摩阿眯搭巴呀
注釋：此句意譯為 歸命無量光佛。
誠然，唐代翻譯經文都是以河洛話讀音為標準，用今天的國語北京話讀，錯誤連篇。不過，從來沒有哪位大德是因為咒音念得準而成就的，大家也不必太過擔心。
到清朝康熙帝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談判，他逐漸意識到外語人才的重要性，並開始著手培養精通俄語與拉丁語的人才。雍正年間則由官方編纂和擴充了《華夷譯語》的語種，成為外譯漢的官方辭書。毫不意外，注音是這樣子的：
Don't answer at random
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
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外語大學，就是有名的「京師同文館」，首屆畢業生只學到了一些算帳用語的皮毛，只有一名叫張德彝的學生不僅編出一本真正的英語教材，還擔任過光緒皇帝的英文教師。
據說，當年光緒帝勤奮到每天清晨四點就上課。無奈但發音實在不行，原本打算用英文做新年賀詞，結果外國公使都不給面子。皇帝高昂的學習熱情雖然沒有得到好的學習成果，卻慢慢提高了英語在皇城中的地位，連慈禧都有興趣學上幾句。
對於號稱「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來說，外語可算是了解世界的一把趁手的武器。他不但頂著壓力招募翻譯人才搜集整理外國人在澳門辦的報紙書刊，還身體力行，在55歲的高齡死記硬背，從January到December，從數字到貨幣，從人名到國家：
China 柴諾 Doctor 諾克拓 Trade 吐烈
同樣努力的封疆大吏，還有每次開會前才臨時抱佛腳把俄語注音寫在扇子上的北洋大臣李鴻章：
請坐：Садитесь 殺雞切細
謝謝：Спасибо 四包錫箔
再見：Досвидания 大四位達理也
當時學習外語最好的地方自然是教會學校，中外籍老師都使用外語授課。前身是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對英文教育的重視更是到決定能不能畢業的地步。學校裡的演講會，辯論會以及戲劇演出等都是英文，告示刊物，校歌乃至校醫院的醫生都在「強迫」你使用英文。這樣的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英語怎能不紮實。
彼時中國的外語教學環境已經相對成熟，清朝最後的皇帝溥儀真真享受到了這波紅利。在牛津畢業的英國教師莊士敦的悉心輔導下，溥儀不僅有能力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而且在1945年的東京審判中對法官的質詢對答如流，同聲傳譯的耳機就一直放在那裡，成了擺設。
同樣學習英語的婉容皇后雖然與溥儀同住宮中，但兩人還經常用英文寫信，作為Pen Pal互稱伊莉莎白與亨利。在溥儀的檔案中，這樣的信件留有許多。溥儀當年使用的英文課本，也在故宮博物院裡深藏。
隨著民國時期注音符號的普及，中國人最終用上了系統化的注音方法。伴隨著新中國90年代初中英語課本上的李雷和韓梅梅，英語教育在中國在更廣的範圍內普及開來。
當然，漢字注音的傳統還是保留了下來。這種古老但有效的外語學習方法現今仍不失其光輝，如果你也曾經這樣蹣跚學步過，那麼不妨讓我們一起，向玄奘大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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