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淡水鯉魚——薩爾溫江高須魚（Hypsibarbus salweenensis），非常適應保護區的環境。它們的成功繁殖表明，即使是很小的保護區也足以保護一些魚類度過完整的生命周期。
攝影：AARON A. KONING
撰文：RACHEL NUWER
1998年，在泰國西北部一個安靜的村莊Na Doi，人們注意到附近敖河的漁獲量正在減少。他們捕到的魚也越來越小。Na Doi村的75個家庭決定一起嘗試一個解決方案：他們將劃出一小段河域，嚴格禁止捕魚。
近25年之後，這項實驗取得了成效。在敖河的保護河段，河中遍布大䰾魚和馬西爾鯉魚，村民們在保護區外的漁獲量顯著增加。保護區項目的共享產權使村民們更加團結和和諧，還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益處，心理也更加健康，Na Doi村的55歲農民Nok Wa說。
「很多時候，村民們感到不安時，就會去看魚，」他說。「有時小孩子問我們為什麼不能吃那些魚，我告訴他們，『我們的胃不能吃那些魚，但我們的眼睛還能吃。』」
Na Doi村是敖河谷採用這種開創性淡水漁業管理方法的第二個村莊。自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至少有50個村子也採取了這一措施。根據最近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研究結果，總體而言，完全由草根階層管理的保護區取得了令人震驚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泰國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可能是最真實的概念性驗證，表明漁業保護區不僅可以使海洋受益，還能使淡水水體受益。
「就維持自身資源和保護魚類而言，這些以社區為基礎的小型保護區可能是一種真正有效的管理策略，」內華達裡諾大學全球水資源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國家地理》探險家Aaron Koning說。「這是第一批證明這種方法在淡水水體確實有效的科學證據，說明我們或許應該開始將其作為一種保護工具。」
急需保護
我們迫切需要這類方法。淡水動物的減少速度是陸地和海洋動物的兩倍還多，但卻一直被忽視。淡水動物在許多河流中的棲息地受到無數威脅的影響：水壩和引水灌溉、汙染、採砂以及入侵物種。
雖然淡水保護區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在魚類種群面臨壓力的地方，淡水保護區可以給魚類提供急需的呼吸空間，幫助它們恢復數量，最終使它們能夠更好地抵禦其他環境威脅。與小規模種群相比，大規模種群滅絕的可能性更小，而且由於遺傳多樣性更豐富，其適應能力也更強。淡水保護區提供了「一種工具，可以為我們爭取一些時間，讓我們有機會考慮嘗試更大規模的保護戰略」，Koning說。
東南亞河流和湖泊的漁業捕撈量位居世界前列，同時這裡還有悠久的自治淡水保護區歷史，淡水保護區通常作為宗教寺廟周圍的神聖水池而建立。第一個敖河谷社區保護區於1992年建立，後來，其他村莊看到鄰居取得成功後，紛紛開始效仿。
淡水保護區的規則通常很簡單：在旗幟或標誌劃定的約定區域內禁止任何形式的捕魚。對違規者的懲罰各不相同。舉例來說，在Na Doi村，不管魚的大小，每條魚的罰款至少為17美元。如果再犯，罰款數額還會增加。在另一個村莊，違規者必須用12瓶威士忌和一頭豬作為祭品安撫神靈。
偶然的保護網絡
2012年，當時還是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博士生的Koning開始調查敖河谷保護區，看看保護區到底有多普遍，是否真的取得了成功。在接下來的8年裡，他花了18個月的時間與當地的社區生活在一起，期間他共記錄了大約50個不同的保護區。他選擇了其中23個進行了深入研究，採訪村民，和研究合作者Martin Perales一起在保護區內外的水域浮潛，計算魚的數量，測量魚的大小。
Koning發現，毫無疑問，時間更久、規模更大的保護區更成功，因為它們提供了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包括種類更多的棲息地，便於普通魚類和稀有魚類恢復。不過，即使是在過去幾年建立的保護區也顯示出了明顯的益處，避免魚類面臨巨大的捕撈壓力。Koning說，距離村莊更近的保護區往往更具優勢，可能是因為村民能夠更好地執行保護規則。
「保護規則在海洋保護區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和證明，但我們認為這可能也是我們在研究中看到的成功的原因，」 Koning說。
他說，雖然有些保護區「小得可笑」，只有兒童遊泳池那麼大，但相對都靠得比較近，不經意間為在河流及其支流巡遊的魚類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避風港網絡，當然還有那些停留在原地的魚類。
圖中的魚池是泰國的社區保護區之一，其中有幾種不同的魚，照片中數量最多的是史氏新光唇魚（Neolissochilus stracheyi），當地人稱其為nya bla。這個魚池是保護區網絡中最古老的保護區，大約建於1993年。社區將保護區的規則張貼在建於魚池上方的供人們觀賞魚的觀察臺上。
攝影：AARON A. KONING
Koning說，總體效益之大「真的令人驚訝」。他和同事們報告說，與未受保護的河段相比，保護區擁有的魚類總數是前者的兩倍多，魚類總重量是前者的20多倍，大型魚類幾乎只棲息於保護區內。
「這是我們第一次進行如此備受矚目的定量研究，直接衡量了淡水保護區的效益，」全球漁業和環境諮詢公司FISHBIO的漁業生物學者Erin Loury說，她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事實上，當地社區在幾乎沒有外部支持和資助的情況下獨自做到了這一點，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我們可以期待的最好情況。」
難以發現的成功
在後續的研究中，Loury希望看到對促進社區取得成功的社會因素的深入分析。例如，她想知道，如果村民們可以親眼看到魚群在清澈的河水中遊弋，是否會促進他們建立保護區。當淡水水體變得渾濁（許多水體的確如此）時，限制捕撈的好處可能更難發現。
自從這項研究發表以來，Koning已經收到了馬來西亞、印度和納米比亞採取類似舉措的報告。環保主義者也聯繫了他，希望他能在南美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複製泰國案例研究的成功方面。與此同時，他已經開始研究2013年柬埔寨的洞里薩湖設立的八個大型、政府管理的禁捕區的效果。洞里薩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漁場，報告顯示該湖的捕撈量越來越少，捕撈的魚也越來越小。
通過比較全球各地不同的系統和方法，Koning和同事們希望找出能夠適用於不同河流和湖泊的魚類保護的共同因素。「關於這些保護區是如何和為什麼起作用的，還有很多謎團，但最重要的是確實有效，」 Koning說。
這也是Nok Wa完全支持的經驗。「如果我們沒有設立保護區，我們的孩子可能就看不到魚，我們也沒有魚吃了，」他說。「如果一個社區建立一個保護區，他們肯定會得到更多的魚。」
（譯者：流浪狗）